王莹
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离杭州大学很近。杭州大学于我，一直存在于成长的岁月里，包括现在和将来。
小时候和同学踩着自行车，从保俶路杭大东门冲入，直行500米后右转即停，那里是当时杭州为数不多的露天旱冰场之一。我在浙大附中读高三那年（1996年9月），杭州大学通过国家教委“211工程”预评审，成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高校之一。不愿意离家太远的我，没有什么纠结，杭州大学就是最好的。高考时，发挥稳定，预估分准确，顺利进入了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
1997年，杭州大学校门
当年的杭州大学，女生宿舍楼位于校园东区，如今早已拆除建了住宅楼。1996级、1997级新闻系女生住在4幢的一楼和二楼。4幢前面是一个篮球场，天天有男生们在炫技，算是一道风景。
4幢的东边为留学生楼。杭大是对外开放较早的高校之一，当时新闻系就有来自韩国的留学生。我和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俞熙娜，还被韩国同学邀请作为他们的中文老师。我一度要教两名韩国同学，一周上四次中文课。那时韩国同龄女生精致的妆容，高超的厨艺，也令人印象深刻。
1997级新闻班是个46人的大家庭。我们的班主任、知性温婉的钱永红老师，细心地把杭州同学平均分在每个寝室，且大多安排为寝室长。我与班长童颖骏、苏晓春一室，加上五位地理系姑娘，组成了237混合寝室。八个女生，两侧高低床，中间放桌子，若拉开椅子自习，其他人就无法通过。狭小的空间，四年的时光，欢喜吵闹中，结下了此生长长久久的情谊。
4幢237寝室的三位新闻系女生（左为苏晓春，中为王莹，右为童颖骏）
还有隔壁的239寝室，整体才貌皆高，早早被班里男生相中为友谊寝室；对门女生，充满着我最爱的洒脱气质；斜对门的寝室长是人缘极好的徐璇，有上课笔记一流且无私分享的东轶，因此是我最爱串门的地方。
我们班男生16人，各有精彩。我与同是杭州人的章翬、华开天最早有交集，大家都习惯晚上回家，第二天上课无一例外都在教室后排报到。现在，一位在我每每经营业绩受困时给予帮助，一位当了导演过得非常“文艺”。我们班内部最终成了三对佳偶，让人羡慕。当然也有曲终人散的，那位在我面前失控落泪的男同学，当时让非女主角的我很是惊慌失措！
不知道现在的高校是否还有友谊寝室，20年前那是非常流行的联谊方式。我们的友谊寝室是1995级电子与工程系305寝室，其中一位现在已是芬兰地球空间研究所遥感电子学方向的首席科学家，今年7月份见面时，我认真讨教了其正在研究的人工智能情况。两寝室因有老乡关系而结对，没料到非常投缘，活动丰富，关系纯洁。1998年去火车站送别前往北京的学长，女生哭得稀里哗啦。第二次如此伤感，就是2001年1997级新闻班各奔东西之时了。
这些年，每每同学聚会忆往昔，都会觉得遗憾。大学后两年，大家忙于实习，习惯回家，在校的时间并不多，共同回忆少了许多。剩下的，就更显珍贵。夜爬玉皇山，瑟瑟发抖中等候那场狮子座的流星雨，是大学最初的浪漫经历。新闻系新闻人风采大赛上，以一众帅男陈炜、嵇哲、赵能为男生代表，女生集齐余华、虞晔、俞熙娜、包凌雁等多位美女，融合模特步、现代舞，表达记者在抗洪前线采访的大秀，是集体才智的骄傲展现。玉泉饭店最后的班级聚会上，曾经代表新闻系出战校辩论会的徐捷，用一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动了很多人的心。
一晃20年过去了。曾经认为天大的喜怒哀乐，早已淡去。剩下的记忆片段串起过往，让我们想念青春飞扬，想念肆意张狂。
大学四年，最自由、最享受的应该是一年级新生。熟悉了同学与老师，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报考学校各大社团，在杭大这所包容、开放的高等学府里施展才华。
我们班口才了得、文采出众的同学，都去了广播台、《杭大青年报》、《杭大学工报》等专业对口的校级组织。我报的第一个社团是摄影团，团长是1994级新闻专业的史训锋学长，可惜没能坚持多久。不久后，在系文艺部部长、1995级新闻专业裘一倩学姐的推荐下，我进了校舞蹈队。从此，排练与演出占据了相当多的在校时间，一直到大三结束，才卸了舞蹈队队长的工作。
舞蹈队属于校艺术团，校艺术团由校团委管理。三年里，我有幸参加了校团委两次大型活动。1998年暑期的“科技 文化 卫生三下乡”，服务地是金华市武义县。那时的武义，温泉资源还没有开发，还是全省的贫困县。到了1999年暑期，我参加了新浙大成立后首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四个校区54位师生，两辆大巴，车行2，600多公里，从杭州起始，到贵州湄潭止。
作者在浙江大学西迁旧舍前留影(www.xing528.com)
四校合并的第一年里，四校区学生交流并不多。这次集结，大家沿途开展义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农业科技服务等，还有参观、调研、文艺演出。我们老杭大学生白天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活动，晚上三分之二的同学需要抽出时间排练，或者，就是在演出，15天过得紧张充实。老杭大一度因为“小团体”倾向太明显，还被带队老师私底下教育了一番。当然，我们的“魅力”也吸引到几位非本校区的同学，如老农大当时的动物科学院学生会主席田宁学长。
校艺术团三年，老杭大1995级生物系的周祺、1996级历史系的黄琪、1996级外语系的崔蹈、1997级城市规划专业的李疏贝……都留在了彼此最美的时光里。
我的新闻实践始于大二暑假，那是在当时创办不到一年的《都市快报》。报社里有众多已经毕业的同门，现在“老杭大”公众号鼎鼎有名的“群秘”、1994级新闻专业师兄陈欣文，曾带我写过上头版的稿子。当年感觉太过严肃、气场强大的师兄，如今经常一袭麻衣，每日清晨在朋友圈晒健康早餐，每晚放一则读书心得，训着儿子，宠着女儿，可爱多了。
此时的实习还没有毕业找工作的压力，充满了新鲜感。我和1996级的林伟，曾经为了写出《垃圾车违章载客》的稿子，一大早跑到天子岭垃圾场，做了一回永生难忘的乘客，那算是我的首次暗访经历。第一次感受到新闻的力量，是我在当时摄影记者于国清哥哥的带领下，通过连续报道，帮助一名在外流浪一年多的9岁新疆男孩找到了家乡莎车县，直至送回。
毕业实习，班里同学散在了杭州各大报系和电视台，我与张雁、章翬等一起到了《杭州日报》要闻部。感谢要闻部所有老师，其间我除了专攻党政新闻，还跑过教育、旅游、政法、商贸等线，写过人物专访“政协之声”、言论“吴山晨话”、西博会若干专版。我应该算是一名多产的实习生，还得了“中国地市报新闻奖”通讯二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临近毕业，我们全班接了《浙江省“151人才工程专题报道”》一书的采写项目，在长篇人物通讯写作上好好操练了一番。我当时采访的对象有两位：从事流体力学和流体机械研究、时任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院长的林建忠教授；昆虫病理学和应用微生物专家冯明光教授。我有时在想，新闻的魅力之一，就是那些你想了解，或者从没想要了解的人、事和领域，都有机会去探究。
早早开始实习，是受父亲所“迫”，现在想来，却非常庆幸。四年里累计一年多时间的新闻实践，没料到毕业后再也没机会经历，成了我人生中的深刻记忆。
细细碎碎的回忆，最后献给新闻系的老师们。
1996级广告班班主任潘向光。老家玉环县（现玉环市）的潘老师，来我们237寝室看望同是玉环人的晓春姑娘，潘老师高大帅气，态度亲和，这是初见；之后他给我们1997级上广告课，露一手好字；他歌艺超群，尤其擅长齐秦的歌。毕业后的几年里，潘老师还为我所在的单位做过很多精彩的品牌文案。可惜，老师在2006年39岁英年早逝，正是我现在的年纪。潘老师借给我的专业书，还一直摆在书架上。
班主任钱永红老师，大家心中的“女神”。我们班优秀的同学很多，高中就任班长、书记的不少，学习氛围浓，竞争也激烈。记得钱老师曾开导我们：人生中“第一”可以是目标，但是“第二”可能更精彩。谢谢钱老师，一直温柔又坚定地为我们拨开生活中的迷雾，帮我们找更好的自己。
1997级新闻系入学20年同学会，4幢237三位女生与班主任钱永红老师合影
新闻系哪些老师最受学生欢迎？当然是现在的新闻系主任沈爱国老师。沈老师的采访课，语言生动，案例翔实。当年的采访实践，在沈老师的安排下，我们寝室三人和另一混合寝室的周静、琴言，去新华社浙江省分社采访，采访对象是1985级新闻专业的大师兄慎海雄（现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沈老师毕业后一直在新闻系任教至今，桃李满天下，与很多学生关系密切。我在校时与沈老师接触倒不多，毕业十多年后的一次浙江省银行业大会，应邀授课的沈老师竟然还能当场叫出我的名字，让人惊喜万分。
还有指导我毕业论文的王兴华老师，执着于新闻史研究的何扬鸣老师，负责学生工作的张英华老师……而今天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老师中，还有我们1997级广电班的班长赵瑜。去年同学会上，她说会像钉子一样钉在系里，那是我们永远的大本营！
近些年，“老杭大”在社交平台上的“复活”，杭大（浙大）新闻人从1982级到2008级的跨级大聚会，1997级新闻系20年同学会……让我沉寂模糊的记忆慢慢鲜亮。久违的老师和同学带来重逢的温暖与喜悦，很多深藏的感谢与抱歉都有了出口……我对母校、对新闻系的情感，也被时光沉淀得愈发醇厚。
王莹，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1997级本科生，现任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某支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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