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强
不知何故，关于杭州大学新闻系的每一点回忆，我的感觉都像是“回家”！
从农村出发，来到杭州大学，这是一次精神的“回家”。在这个“家”的四年时光，一直享受着“自由生长”的过程。
也许，“回家”本来就是我们出发的目的——犹太人“出埃及”是为了回家；奥德赛跨越千山万水是为了回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盖一个木屋是为了回家。我来到杭州大学，亦是如此。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我们为何会给寝室取名为“无聊斋”。
某日，大家闲来无事，商议给寝室取个名字。俗的俗、雅的雅，人人心中皆有一个自认为合适的名字，但“无聊斋”居然全票通过。我们的“书法家”张翼飞同学挥毫泼墨，堂而皇之地就把“无聊斋”三个字挂到门上了。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也许是大学的功课不如高中时那么多，面对突然“多出来”的时间，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事实上，那种所谓的无聊的日子却色彩缤纷——比如，围着一个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世界杯”足球赛；比如，周末打“红五”就为赢一包雪菜方便面；比如，临近考试挑灯夜战抄写各种笔记。还有一些“缤纷”，藏在床头堆着的书里——我就曾经因为嫌自己中学时光看的书不够多，列了一张长长的书单，逼着自己去完成。印象中金庸的武侠小说，好些是在这个时候补看的。更多的“缤纷”则是从“无聊斋”出发，到校园里、到大千世界寻找回来的各种见闻与思考。
新闻系的学生，实践总是来得比别的系更早一些。
亦师亦友的沈爱国老师，第一堂采访课就把我们放飞到武林广场上。大家一脸茫然，但回来后还是交了各自的“新闻稿”。我已经忘记当时写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沈老师给我打了几分，但这种历练，今天回想起来却非常珍贵。
更多的历练，在学校的办报过程中。刚报到没几天，《杭大学生报》就来招人了，我还不知道记者是怎么一回事，就进去当校园记者了。第一次单独去采访外语系的系主任，怯怯地进门，怯怯地招呼，怯怯地采访，整个采访都是因为系主任的宽容与鼓励，才勉强完成的。当时《杭大学生报》的总编辑是1991级新闻系的骆剑伟，大家都喊他“阿皮”。我们新生当面不敢喊，背后却一直这么喊。他是最敬业的，几乎每次去编辑部都可以看到他。我们在采编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去问他。《杭大学生报》隔壁就是《杭大青年报》，也是新闻系的学生在办。后来系里还创办了“系报”，总编就是我们班的沈奎东。在张英华老师的倡导之下，新闻系还要求每个寝室办“寝室报”。在总编辑许旭阳的努力下，我们折腾出了第一张电脑排版的“寝室报”——《无聊斋报》，张老师至今还念念不忘。
大一暑假，适逢省团委和《浙江青年报》组织“老少边穷行”采访活动，陆健老师带着潘海平、王纲一组，去了永嘉。永嘉是我的家乡，陆健老师让我做“编外队员”。那是真正进入社会的一次调查与采访，我仔细听师兄们的采访，揣摩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后来进入工作岗位，我们也组织了好几次“走进贫困乡”大型采访活动。脑子里也偶尔闪现当时的“老少边穷行”活动，我想这就是影响吧。
系里组织学生科研论文报告会。我和金毅不知天高地厚，找到黄旦老师，定了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题目，是关于新闻采写的思维模式的。大一的我们，才刚刚接触新闻理论，理论储备近于空白。关于选题，就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似乎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一些观点的探讨。两个人在没有课的日子就泡图书馆，看各种新闻理论与思维理论方面的书。一边看，一边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很快就记满了。前几年搬家的时候，我还看到了这本“科研”笔记本，翻看的时候，不由感叹大学里的我们也有这么认真的劲头。(www.xing528.com)
后来，论文写出来了，我们在黄旦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修改。我们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在我们眼里，1992级师兄师姐们都是“大神”一般的存在，我们就权当借这个机会逼自己看一些书。后来，张英华老师说我们的分数很不错，排在二等奖的第一位。那天报告会，她为了鼓励我们，让我们小组第一个上去报告，感觉到了明星般的待遇，小小地激动了一把。
大二的时候，系里搞了一次足球联赛，以班级为单位。可是，我们班只有9位男生，踢7人制的小场地也是捉襟见肘。后来系里特批，给我们一名外援——1992级的师兄“老六”。这可是我们系队铁打的主力啊！本来准备躺下挨打的我们，一下子就有了赢球的想法。
说老实话，我是上了大学才第一次踢足球，毫无技法可言。按中场核心陶力的话说，我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就是速度，所以我的任务只有一个——跑。踢后卫时，盯着对方前锋跑；踢前锋时，就追着球跑。我是很想踢前锋的，进球的感觉很棒，可以接受啦啦队女生的欢呼。
联赛里，输球的几场我全忘记了，只记得赢得酣畅淋漓的那一场！上半场我踢的是后卫，下半场改踢前锋。队长的意思是，下半场对手应该跑不过我了，我要追着球跑了。外援“老六”的传球精准又舒服。下半场才开始一会儿，我就跑出了一个机会，“老六”一个直塞，我追上球一捅，就进球了，我居然就这样斩获了人生第一个比赛进球！对方守门员，据说高中可是“校门”。紧接着，又一次“长途奔袭”，我带球甩掉对方所有后卫，直接面对对方守门员。我还有意停顿了一下，晃了一下守门员，把球射进对方球门——“梅开二度”！
之后的比赛，我再也没进过球了。毕业后，我也没有再踢球，但这场球留给我的印象，至今依然清晰。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当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
于我而言，杭州大学新闻系就是这样一座“庙宇”。
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忆中皆是不成系统的点点滴滴，但家的感觉一直在，成长的自由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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