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青春叛逆期的大学故事

茹竞岩

“叛逆”是青春期的特征。我就读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那四年，走过了有惊无险的青春叛逆期。“叛逆”是要吃苦头的，但也会有意外收获。下面就拉扯一些我大学四年的“叛逆”故事吧。时隔太久，我只能说说大概。

我考大学那一年，考生还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时，就要填报志愿。我自己预估的考分还是比较准的，那分数想要去全国重点大学，就要选少有人报的专业，如果想选热门的专业，就得在下一档大学里选。我的父母、亲戚和老师，都建议我填报金融、财税、财经、经济等当年的热门专业，但我志不在此。表面上依照他们的意见，在草表上填了他们推荐的学校和专业，但正式去学校填志愿表的时候，我自作主张选了杭州大学，三个专业选择分别是新闻系、法律系和旅游系。结果，我还真被杭大新闻系给录取了。

1989年的高考招生有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文科类院校很多都是政策性减少招生人数，有些专业甚至停招。像我填报的新闻系、法律系，都是减半招生。这些信息对于小县城的我们来说，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并不知道，是我进入大学以后才知道的。听系里老师说，我在填报志愿上的这次“叛逆”是歪打正着。因为杭大新闻系先是被定为停招一届的，有门路有关系的都找别的专业去了，等后来学校争取到减半招生的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已经被封闭在屏风山上了，于是，老师们也就毫无负担地从高分到低分选人了。我们1989级新闻学专业只招了15人，入学报到时，系里老师都说这届生源特别好。这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在校期间，我们常被同届其他系的同学指说为“骄”和“傲”的一群人。

入读杭大新闻系的第一个学期，有一门公共必修课中国革命史。这门课是中文系两个本科班、一个专科班加我们新闻系的15人一起上的大课。系里给的教科书内容太老套，绝大部分在高中时都读过了。传闻中的大学老师都是自备讲义，教科书一般都是参考参考的。可是，这门课的老师却是照本宣科，这下我们一帮课外阅读量比较大的学生就听不下去了。于是，我们每次上课总是要提出一些自觉新颖的观点来与老师辩论。大学里的老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老师课上听到提问、质疑是心花怒放，马上回应交流；有的会夸你几句课外阅读不少，然后说下课再讨论。可是我们这位教中国革命史的老先生，一听我们提问，说不同的观点，立刻板起面孔说“不要捣乱”。

你不让我们提问，我们偏要找机会提出各种新奇的问题。于是，大阶梯教室里经常欢声笑语。老先生说，你们不想听，就坐到后面去。终于，我们课堂上比较活跃的10多人，这门课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拿到了补考通知。这就是“叛逆”的结果。

我们这10多人真是气疯了，集体跑去学校教务处要求查阅试卷。这连高中生都不会考不及格的试题，我们怎么会不及格！教务处的人不同意查卷，通知中文系、新闻系的老师，把我们领回去教育教育。当时系里的老师讲了要尊重老师、遵守纪律的道理，说我们主要不是知识上不及格，而是做人上还不及格，所以必须补考。但我们始终认为这是求知欲强的表现，不算不尊重老师，老师滥用权力，对我们太不公平。但我们也不想给系里老师添麻烦，就没再闹腾，憋着一肚子火去重修了。

第二个学期，这门中国革命史课还有，还是那位老先生。我们这一帮子人都是坐到最后排，经常点个卯就中途溜出来，上图书馆开架书库翻书翻杂志去了。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我们也都顺利过关，分数还挺高的。

在杭州大学新闻系四年，专业课我们都不会逃课。无论老师课上得多差，也没有迟到早退的学生。原因很简单，15个人（中途还意外去世一个）在一间小教室里，一目了然。任何老师只要是上心，上一次课，点一次名，就把我们记下了。记得当年系副主任邬武耀老师对我们说：“你们这是研究生的待遇啊！”

但从大二开始，所有公共课我们就不老实了，“看菜下饭碟”，老师讲得好我们就听，讲得不好我们就开溜。我们新闻专业1989级人少，公共必修课我们都要“搭售”给别的系的同级班。大一、大二我们跟中文系1989级拼课最多，此外还跟法律系、经济系、心理系、计算机系、物理系、旅游系、财金系等都拼过课。一同上课就互相熟识起来，每个系的人都会吹吹自己系的大师名家以及专业特色课程。于是我就经常找机会去其他系蹭课，见识见识。杭大当时有21个系，除了理科、工科的系之外，我蹭过旅游系的酒店管理课、图书馆系的目录学课、体育系的运动保健按摩课，还蹭过心理系、法律系、经济系、历史系等的名教授或外请专家的学术报告课。

记得上新闻学概论课时，第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黄旦老师上来就是一句“新闻学，其实新闻无学！”把大家都唬得一愣一愣的。然后，老师继续讲：“建构新闻学，其实要无所不学！”老师这么一讲，倒是给我们指了一条学习之路。杭大本身是综合性大学，我们同一届的男女生又住在一栋宿舍楼里，通过一同上课等方式，我们同一届的同学互相都比较熟悉。当年校园的讲座、报告会是很多的，模拟法庭、模拟股市交易等社会性模拟活动，以及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也很多。不论是哪个系举办的，都是呼朋引伴招呼大家一起去听听、去看看。参与这些，对我们走上社会、走上新闻记者岗位后的帮助很大。最大的帮助就在于“你没吃过猪肉，但好歹见过猪跑”，遇事不慌，知道如何提前做功课做准备，知道如何临场应付。

进大学，参加学生社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是很锻炼人的。但是，如果精力投放不平衡，自然也会拖累功课。当年我们都很自信，应付考试肯定没问题，所以常笑谈“60分万岁”，但真要不到60分，那就笑不出来了。

入学后，师兄们拉我去办报办刊，我觉得这个实操结合专业挺好的，于是同时参加了《杭大学生报》《杭大后勤》等学生刊物的工作。当时非常原始，稿子是用老式中文铅字活字打字机打在蜡纸上，然后印出来（大三时开始用四通打印机），拼版时，版面上手写手绘的东西很多，拼版完了去做正版的胶印，然后再正式印刷出来。编报经常是有时稿子很多，有时稿子很少，于是就靠自己的稿子来填充版面。我写消息、写专访，还写小说、散文，一周一期，有时候甚至自己用不同的笔名写了三分之二的稿子。这份差事一直干得不亦乐乎，我从大一开始跟着学，到大二独立掌门，最后大四去实习了才结束。

大二、大三的时候，我是系里的团支部和学生会的文艺委员，要组织活动却没钱。当时大家集思广益，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抢着去租周五、周六晚上的食堂餐厅或者体育馆，租到了就卖票办舞会；二是抢着去租周五、周六晚上的大礼堂，租到了就卖票放录像片。全校21个系的团支部和学生会，大多用这个套路挣活动经费，一学期也租不到几次，但还是必须常去学校后勤处报名排队，一旦哪个系不搞了赶紧争取替补上，这就多了一次挣钱的机会。(www.xing528.com)

大二的时候，有次全校文艺汇演，要组织一个节目参演。师兄师姐请不动更使唤不了，本级同学和师弟师妹中又没啥文艺尖子，这可怎么弄？恰好在近现代外国文学课上学习了《等待戈多》，这剧搞一出片段，三个人就行，布景也简单（纸糊的一棵大树干挂几片叶子就行），主要是背台词。可临演出前一天跑了一个演员，这可怎么办？我当时也是初生牛犊，脑筋一转，荒诞剧就干脆荒诞到底，别出心裁，台前一个演员都不出现，我们三个人在背景幕布后面，照剧本念完台词就好了。演出当晚，主持人报幕，把剧情简单介绍了一下，随后我们让工作人员把后台的射灯打开，我们三个开始边走来走去，边念台词，人影在背景幕布上晃动，前台一个人也没有。坐在第一排有个校领导（后来校学生会的人告诉我，那是副校长）说：“后台那些人走来走去干什么，叫他们走开啊！”大概五分钟之后，我们的台词念完，最后在“戈多！戈多！……”的呼喊中，前台的幕布渐渐拉上。这位校领导又说：“这就结束了？搞什么名堂！”好在我们事先有安排，主持人再上台报幕时说：“刚才等待戈多，但是戈多没有等来！大家看懂了没有？”这时台下一片大呼小叫，大部分学生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校领导也跟着哈哈大笑，说：“原来是这个意思，这帮小鬼还挺能搞怪的。”

这事，大学毕业后很多次同届同学聚会的时候都说起过。说起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兼容并蓄”主要在师资上，但母校当年的“兼容并蓄”却很好地用在了学生身上。工作以后我走遍了浙江全省，常常能遇到校友，大家说起来，最怀念母校的就是这个氛围。

由于社会活动太多，我大二的英语四级考试阴沟里翻船了，只考了57分。按照杭大当年的规矩，考过50分可以拿毕业证书，过60分才可以拿到学位证书。我压根没想过我会连“60分万岁”都没做到。系里老师这次对我是严厉的，本来已定了要发展我为预备党员的，这下需要延长考察期，必须英语四级通过了才能考虑。于是我在大三时对自己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做了一些精力分配上的调整，后来就顺利过了。

我们入学的时候，系里有位老师说，我们新闻系初创，没有大师名师，但希望大家勤奋努力，将来都是“高徒”，为新闻系增光添彩。这么坦诚的话语，对于我们这群自命不凡的毛头小子来说，是极具震撼力，也是充满诱惑力的。弟子不必不如师！韩愈先生的文章我们烂熟于心。

记得当时杭州大学出版社新成立，出版的一本书是批判电视政论片《河殇》的《重评〈河殇〉》，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新闻系王兴华老师写的，我们在上课时向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他说，这个文章写得比较匆忙，很多观点不是很成熟，很多该查对的资料都来不及查对，你们可以按图索骥，去查查翻翻过去的报刊。杭大图书馆当时在全国高校中算是典藏丰富的。好胜心引导我用一个学期的时间，陆续把1986-1989年馆藏的涉及有关争论的报刊都借阅了一遍。这无形中教会了我一个学习和写作论文的方法。王兴华老师是我大二时参加全校学生论文大赛的指导老师，那次大赛我和我的高中同学邬健华（中文系）双双获得了本科学生论文的一等奖。王兴华老师后来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的毕业论文也被评为优秀论文。

张大芝老师给我们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用的是他自著的刚出版的教科书，蓝色封面薄薄一本。张大芝老师感叹，很多自己的见解、观点都不能通过出版社的评审，删减成了这么一个小册子。张大芝老师上课有一个特点，就是布置大量的参考阅读书目，这周上完课，下周上课要请大家讲自己的读书笔记。

这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我们按照张大芝老师开出的篇目，把学校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了个遍，找出所有相关文章来看一遍，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读原著”。读原著，我们能读出自己的理解，在课堂上“百家争鸣”，放肆得很，张老师有时纠正我们，有时哈哈大笑“亏你们想得出来”。这也算是张老师教给了我们“童子功”，现在与别人讨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依然是不会怯场的。

现在有了互联网，搜索检索一切都很省事，但未必精确。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图书资料的检索本事，是一定要学会的，否则走上工作岗位后难以为继。

有位先生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加持”，老师做的事情是“加”，学生做的事情是“持”。你没有那个持受的能力，遇到再好的老师给你加，都是加多少、漏多少，都是白搭的。所以，从个人修养的“境界”上论，“叛逆”只是一个“硬碰硬”的低层级，“持”的功夫还不行。

现在回头去看大学时代，我对在这段青春叛逆期中宽容、劝慰、告诫、勉励我的师长、学长们总是心怀感念。正是像张大芝、邬武耀、张梦新、张英华、王兴华、黄旦、沈爱国等师长，用合适的方式对待了一个毛头小子的“叛逆”，帮助我在校园里及时反思、总结提高，养成了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实践理性的个人性格，帮助我走出校园后能够较好地安身立命。

大学之“大”，地盘大、楼房大、院系多、师生人数规模大都是“大”，有大师当然也是“大”，但归根结底是有容乃大。犹记得当年杭州大学南大门校名墙背面“求是育英”四字校训。“求是”是浙江大学前身求是学堂的名号，“育英”是之江大学前身育英学堂的名号。我辈走出校门立身处世就应心系着这四个字。四校合并已然20年了，愿新浙大新闻系，能真正做“大”。大学之“大”，实在是因为英华灼灼，桃李满天下！

茹竞岩，杭州大学新闻系1989级本科生，现供职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