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欢辰
杭州大学新闻系1988级就一个班。30来个同学,男女比例2∶1,绝大部分住在9幢宿舍楼。没错,男生和女生同住在一幢楼。女生在一楼,男生在五楼。
有些杭州籍的同学,一开始是没有宿舍的,据说是因为家和学校之间的距离不远,所以学校让他们走读。每到中午休息时分,这几个同学就只能很辛苦地穿梭在其他同学的寝室间。当时吴和陆两位女同学为表达叨扰歉意,特意买了零食蜜饯到131女生寝室与我们分享,我至今还记忆深刻。好在没多久,他们就陆续被安排在了9幢的二楼和四楼,结束了“流浪”生活。
为何男女同学混住一幢楼,原因我们似乎未曾细究过,而且当年觉得这很自然。
生活委员陆同学一定觉得方便,因为她不出楼门就能收齐班里的饭菜票钱。
同班同学串门也方便。1988年,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舞姿很是让人向往。晚饭后,班里的许姓男同学从五楼下到一楼,在女生寝室门口的走廊上示范费翔的手势和步伐,女同学们排成一排跟着他练习舞步,学得热火朝天。
夏天来临,男生的顶楼寝室热得不行,于是男同学们就爬到楼顶,露天铺张草席过夜。这让我们女同学很是羡慕。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夏同学(女中豪杰)来约我,说我们也睡楼顶去?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俩带着草席,在男同学的帮助下,顺着竹梯爬到楼顶,数着星星睡到天亮。楼顶确实很凉快,也不记得有没有蚊子了,只记得草席一张张排满,男同学、女同学都这么坦然地睡着。
可能是因为班级里人少,又同住一幢楼,同学们一起上课下课,一起考试前狂抄笔记,集体远足,丢了经费,一起分担,三五结伴一起去舞厅录像厅潇洒,没事儿就挤在寝室里抓红五(一种牌类玩法)、抢吃的。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情谊特别深、特别浓。
9幢四年岁月,很长又很短。纷繁的碎片式记忆中,闪回最多的往往是有同学互相见证的欢乐与温馨时分。
9幢131寝室女同学合影
我们刚入学的那个年代,省内好多地方都还没有通火车。像温州、台州、丽水等地的同学,都是坐长途汽车十几个小时到杭州的。其中有一个来自椒江的男同学说,他从小到大没有坐过火车,很想知道坐火车是什么滋味。那些见多识广的同学说:“没问题,我们陪你坐一趟。”于是挑了个周末,几位同学买了杭州到海宁的火车票,陪着他坐一次火车,顺便到盐官观潮。据说火车开了以后,他的表现就跟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哇,动了吗?动了吗?是旁边的火车开了还是我们的火车开了?”小县城里自然也是没有公交车的,所以来自那里的同学,乘公交车的经历也极少。又是这位男同学,有一次因为152路车上的人实在太多,到了杭大站后没能挤下车,愣是坐过了一站才下来,走回学校。
到了省城读书,对我们这些外地同学来讲,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时间眼花缭乱。杭州同学行地主之谊便显得义不容辞。我记得同学们在西湖边游玩后,就跑到住在柳浪闻莺景区附近的一个女同学家做客,同学的妈妈削了几只很大很大的梨给我们吃;还有位女同学带我去逛解百商场、吴山路夜市,而后去她位于清泰街的家吃饭,她的妈妈给我做了正宗的杭式卤鸭。
感恩同学们和她们的妈妈。
1989年元旦来临之际,班上的男同学们陆陆续续地都烫了头发,为的是在迎新晚会上以时尚的面貌亮相。讲究点的男同学,是到延安路上的时美理发店烫的头发。
虽然每个月爹妈给的生活费用有限,但是对于美的追求,我们班的同学一直没有停下过脚步。
女同学赴周末舞会前,要么自己动手,要么就去附近理发店吹个“翻翘式”的发型。有次大约是有大型的活动,为打理发型,我特意舍弃了国营的时美理发店,鼓起勇气,跟着方同学到新开的私营发型屋去做头发。这家店开在浣纱路上,店名好像就叫“新浣纱”。当年发型师的名字都还不是桑尼、乔治之类的,而是阿辉、阿成……
温州女孩白同学,烫着爆炸头,穿着打扮之新潮,那是我永远追赶不上的摩登范儿。
9幢522寝室同学合影
9幢527寝室同学合影(新闻和中文的混合寝室,戴墨镜的三位同学是我们班的)
522寝室的张姓男同学,即使每到月底都因为没有饭菜票了,浑身无力躺床上不动以节省体力,但他的抽屉里摩丝常备。饭可以不吃,摩丝一定要上足。
那年头,进口旧西装已经悄悄出现,式样好还便宜,但只能偷偷卖。同是522寝室的祝同学,就约了他的两个好朋友,摸到了龙翔桥小商品市场边上迷宫般的小弄堂二楼,买回了一件咖啡色西装,经常穿着拍照片。
527寝室住的是班长孙同学和另一位肖同学。他们两个有一段时间像双胞胎一样都穿着整套西装,打着领带,西装口袋上还精心插着手帕。(www.xing528.com)
梦特娇T恤,曾经是最时尚男同学必备的衣着。拥有一件“梦特娇”的包同学,并没有替换装,所以都是每晚脱下洗好晾起,第二天接着穿。亏得这种T恤的面料是亮丝,风一吹就干。
离家在外,思乡情浓。对许多同学而言,每天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给家里打电话,即使回不去,也能在电话里讲讲学习、工作的情况,听听父母的叮嘱,有个安慰。
当时想打电话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在寝室楼下排队,而且打外地电话也要贵一些。不知何时起,同学们秘密掌握了一些企业的长途电话账号和密码,互相悄悄转告,揩公家的“油”来打长途。
在我的记忆中,二十多年前“偷”来的账号和密码不止一个,一般一个账号使用一段时间后便会失效。只有其中一个账号至今还深深印刻在脑海中,因为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叫作“费友根”。临近毕业,我常常需要打长途电话找父亲互通信息。此时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告诉了我这个账号,还特意叮嘱,报“费友根”这个名字的时候,必须用杭州话来讲,不然会被对方识破。胆小如鼠的我,只好每次打长途电话的时候去找他帮忙。帮着帮着,就帮出了感情,后来我就嫁给了这位同班男同学。
毕业多年的某一天,我和中文系的一位师姐聊天聊到了当年“偷”账号打长途电话的故事,她一听“费友根”三个字便狂笑不已,说她也曾经用过。可见,当年这些账号在大学校园里的共有率是很高的。
1992年夏天,我们毕业了。我们班绝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在省级或地方的新闻单位,工作上的交集有很多,新闻工作出差频繁,同学们常常利用各种机会相聚。再加上隔几年就要搞一次大型同学会,如今又有微信群,线上线下沟通交流相当便捷,所以在心理距离上,我感觉和同学们始终没有分开。
然而,别离终将到来。
2006年,倪同学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住在529寝室的倪同学身体壮实,饭量大,据说一顿能吃七碗饭,所以大家都喊他“老七”。“老七”来自农村,憨厚又朴实,走哪儿都是背着一只黄色的帆布书包。刚入学的那年,班级组织了一次游西湖活动,我和他分在一艘手划船上。大约是逆风,同学们的船都靠了岸,而我们这艘船就是靠不了岸,一直在西湖上转悠。后来是班长找了船工,用绳子把我们拉回岸边的。我记得历时很长,而在这很长的时间里,“老七”手里的桨一直没有停过,努力地划,不见他着急,也不见他喊累。
9幢529寝室部分同学合影,左二就是“老七”
毕业十年的时候要筹备同学会,几个同学想见面商量商量。在梅苑宾馆的大堂里,我和他毕业后第一次相见。大家都寒暄着,他看到我后来了一句:“哎呀,到底老了。”我心想,工作十年了,这位同学在《浙江日报》当了十年记者,做人还是那么真实。
消息传来的晚上,在杭州的同学们匆匆赶到浙报公寓他的家里,帮不上忙,也做不了事。只是默默地坐着,看着他的亲人和浙报的同事忙碌进出,里外张罗。追悼会上,外地的同学也都赶来了。想不到曾经身体倍儿棒的“老七”,竟然第一个离开了我们。
2012年,在毕业20年的同学会上,大家一起收集了“老七”的校园照片,做了一个怀念他的电子相册来播放。镜头里,他那灿烂的笑容,永远定格在同学们心中。
都说如今的大学生自由,因为老师只有上课才见得到。而当年的我们,被老师管得很“严”,想逃离老师都逃不掉。除了邬武耀老师住得稍微宽些,其他老师住得都离学校非常近。张大芝老师、张梦新老师住在文三路的杭大新村;王兴华老师住在西溪路的杭大新村;沈爱国老师和班主任徐忠民老师尚未成家,住在生物系的青年老师宿舍;而张英华老师,索性住在校园里面。老师有点事找学生,有时就会叫到家里去。班主任徐老师,则时不时到我们的寝室里“视察”一番。
因为毕业分配遇到困难,焦虑的我找到张英华老师向她求助。张老师具体说些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因为有了她的开导,我彻底放松了心情。
毕业前,班主任徐老师到我们这几个寝室就来得更勤了。记得有次他找我谈话,大意是作为一位细心的女同学,在生活上对班里的其他同学要更关心点,因为有个别同学生活费管理得太差,一到月底捉襟见肘,已然影响到学习。可见当年老师对我们的“管教”程度。
班上有一位男同学,比较内向,独来独往。大学四年,他和同学、老师都保持着距离。毕业后,这位同学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没有联系电话,不知工作单位。每次同学相聚时,班长都要念叨一句:“杨××不知道在哪里,还没有找到他。”今年是我们班同学入校30周年,同学们又在筹备聚会,班长还是在念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3月17号这一天,徐老师在班级微信群里连续发了几张照片,说找到他了!同学们一看,果然是他,模样一点没变。冥冥之中有天意。徐老师爱逛旧书市场。他而这位男同学也爱逛旧书市场,每周六必去,而且买起旧书总是一大沓一大沓的。老师和学生就这样奇迹般相遇了。同学们都很激动,有位同学说出了我的心声:敬佩杨同学的平淡执着,感佩老师的默默情深。
同学们都了解他的性格,所以听从徐老师的嘱咐:“让他有一个天地不被打扰。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并不去联系他,而是静静地关注着他。”
同学之间,无论距离远近,在与不在,见与不见,都不会相忘,因为牵挂永存。
李欢辰,杭州大学新闻系1988级本科生,曾任《青年时报》副总编辑,现供职于新华社浙江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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