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
虽然离开新闻媒体已有很多年，但我至今仍认为，最适合我的职业还是媒体。
30年前考大学，那时信息闭塞，对偏居浙南小城的我来说，根本不知这世上还有个新闻专业。幸亏高中的语文老师张鹤熊先生眼光独到，他建议我报考新闻系：“你兴趣广泛，好像什么都懂一点，读新闻最好了。”
我那时18岁，意气风发，更为张老师对我“什么都懂一点”的评价感到自鸣得意。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都不精”。这个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老师，那时就洞穿了我“半桶水喜晃荡”的性格。
张老师随后告诉我，南方最好的新闻系在复旦大学，其次就是杭州大学。
当然，以我“半桶水”的水平，复旦大学是考不上的。1987年那个躁动的夏天，我勉强被杭州大学录取。那时还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不过该专业录取分很高。
我就这样走出小城温州，来到了省城。那时温州还没开通火车，坐长途汽车去杭州，在顺利的情况下也要12个小时（最长的一次竟然坐了32个小时），好在那时不知疲惫。身材瘦小的我，拎着大包小包，人生第一次踏入那么大的校园。
我的旅行袋里有一本张老师赠送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扉页上有老师用钢笔题赠的“学新闻不忘旧学”。随后我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现在常有人追忆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理想与书生意气，我们读书时正赶上它的尾巴。那时的校园文化形式多样，文化气息浓郁，文工团、美工团、诗社、舞会、讲座、辩论赛四处开花。
我从小就喜欢书画，因此入校不久就成了美工团的一员。同系高年级学长潘向光、体育系老乡池长庆，当时好像是美工团的正、副团长。他们都是高个子，在我眼里，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很高。
我跟历史系的徐剑鸣因属上下届，同时身高相仿，因此很投缘。他能写一手好字，并因此在校园里拥有不少女粉丝。我两年前去宁波，碰到现为宁波鄞州某国有银行领导的他，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还写不写毛笔字？”
大学期间我还与两个外系的同学折腾过一个培训学校，其中一个骨干就是那位能写一手沙孟海体的“徐行长”。那时校园崇尚诗人，于是我从顾城的诗句中取“黑色眼睛”为培训学校命名。学校的标志、海报都是自己设计的。写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这句广告语的招生海报，被我们刷在杭大前后门方圆几里地能找得到的电线杆上。那时虽然还没有城管，但我们仨也是晚上偷偷摸摸去干的。
可惜，这“黑色眼睛”培训学校只开了一期就倒闭了，但就在那期为数不多的几个学员中，有一个后来成了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先锋人物。
大学四年当然还是要读书的。张老师“学新闻不忘旧学”的教导我一直没有忘。很幸运，那几年我与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几个同学一个寝室，由此得了些旧学的熏陶。
杭大的古典文献专业是很厉害的。同寝室的任育仁来自陕西，年纪比我大，长得也像“大叔”，现在还想不明白，这个陕西“大叔”为什么会对我这温州小弟特别关爱。
大学四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我去上过他们古典文献的课，也因此得见传说中的姜亮夫先生。我的些许目录学、文献学、训诂学（这个名词就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说的）知识，几乎都来自“任大叔”。
我们一起去图书馆自习，一起去解放路的古籍书店买书，我也由此知道了中华书局的古籍是最好的版本。在他的示范下，我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回了一堆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都是绿色封面的。当时我还曾梦想买齐《二十四史》，由于钱少，毕业前只集齐“前四史”与“后四史”。(www.xing528.com)
这些书后来随我回家乡，然后去上海，现在整齐地摆放在我在温哥华的书房里。经过30年岁月的风尘，书皮旧了，但内页全新。“任大叔”毕业后去了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任教，现任该院教授、神父。2000年前后，我去西安出差时，还专门去看他。一进他的宿舍，便见书架上摆着他与我当年一起买回的那些绿皮古籍，当然也是皮旧里新。
大学四年与新闻专业最相关的校园活动就是办校园报刊——《杭大学生报》。我入校不久，就知这份刊物的名声了，好像本系学长慎海雄是该报创办人之一，并且采编骨干都是本系的学生。
那时还有校园广播台，《杭大学生报》里的文章也在广播里播报，因此一些品学兼优的学长，如钱永红、慎海雄、伍文杰、陈少飞、胡志红等，经多重传播成了校园的“网红”。
《杭大学生报》那时挺有名的，因此招聘记者、编辑门槛较高。德艺双馨的班长张帆先我加入，然后他又发展了我这个“下线”。为什么发展我？现在想来可能是我会写字，还能画点小刊头。那时的报纸是自刻蜡版，写标题字、画版样乃至插图，都要自己动手。我这种什么都懂一点，既能手写空心字，又能用橡皮刻章的人，应该算复合型人才（现在叫“斜杠青年”）。
古训没错，“技多不压身”。
就这样我成了知名报纸《杭大学生报》的编辑。大二时，高我一届的陈少飞当上了总编辑，张帆荣升副总编辑，我当然也晋升为骨干。那时没有微博、微信，传呼机都还没，纸媒《杭大学生报》绝对是校园里最主流的媒体。
当然也有被同学批评的时候。有一次，我记不得是一篇怎样的报道惹来争议，有学生直接在食堂贴出大字报，还点了张帆与我的名。幸有当时已是学生会宣传部部长的慎海雄来解围，几经解释，终于摆平。
别小看这份油印的学生报纸，当时校方还是挺认可的，并为编辑部配备了一间办公室。虽然只有几平方米，那时能在校园有间办公室，不亚于今天相亲时表态在“北上广”有套房。
1990年张帆转正，我也成了副总编辑。不久前，看慎学长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的身份采访普京，他游刃有余的采访，让我望其项背。想当年我与他共用一张办公桌，论级别，也就差了一二级。
几年校园办报的经历，锻炼了我的新闻业务能力。1991年毕业后回家乡，我在《温州日报》做编辑，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在省城办过报的老媒体人。
那些以媒体人自居者，应是怀揣新闻理想的，他们曾坚定地认为，新闻可为社会守夜，“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20世纪90年代，现在回看是媒体人的“镀金时代”，我们从大学里学来的新闻理念、媒体知识，还有媒体人的担当，都派上了用场。
后来我是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报社。虽然离开了媒体，但内心还是非常关心媒体，并自觉地以媒体人的眼光打量媒体与社会。
十几年前移居海外，因无事可做又重回书斋，从事关于赴华传教士与近代史的写作。虽然别人称我的写作为研究，但我一下笔，自知还是没离开媒体人的追求，也就是从大学新闻专业里学来的——到最前方去采访，努力接近事实，为历史保存真相，写有人读的作品，并且还要“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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