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
“我考了那么多的试，没想到是为了离开家，故乡再没有春和秋，只剩下匆匆来去冬夏……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爬起不被打败……”这首《我的大学》，是2016年风靡一时的网络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主题曲，“雨神”萧敬腾苍凉激越的歌声，又一次唤醒了我对大学生活的记忆。
希望，迷惘，热血，冷漠，激情，无奈……是的，芳华虽逝，青春无悔，那些像金子一样发光的日子，一直在我心里珍藏。那些刻进生命中的痕迹，又像春天的野草一样在记忆里萌发。时光荏苒，岁月模糊了很多细节，但冥冥中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那些早已想不起的往事，一点点地从内心的深处翻涌出来，像是时光的倾诉，一幅幅、一段段，在眼前有节奏地跳跃着。
值此杭州大学新闻系建系60周年之际，谨以我的这些不完整的记忆片段，向母校的老师致敬，向那些在大学四年里跟我一起快乐、一起忧伤的兄弟姐妹们问好。在我们的心目中，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杭大精神不灭，杭大新闻系常青。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从小就对杭州大学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因此，在1987年高考成绩出来后，杭大就成了我的不二之选（成绩也刚好卡在这一档）。我唯一犹豫的是报新闻专业还是法律专业，毕竟新闻专业在那个时代还有一点神秘感，而法律专业却已经在社会上很热门了。后来，一则小插曲让我最终选择了新闻专业。正式填志愿那天，父亲兴冲冲地告诉我，他的一个同事说有熟人在杭大中文系工作，这样录取可能会更有保障。于是，在中学里语文和作文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我，从此走上了“爬格子、吃文字饭”的道路。
初踏进大学校园，我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我第一次见到1987级新闻班的同学，有些紧张，又有种特别的亲近感。因为正是他们，将要陪伴我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活。刚报到时，那一张张青涩的面庞，至今仍历历在目：像竹竿那样瘦高的张帆、祝可健，一个沉稳、一个活跃；留着长发、浑身洋溢着诗人气质的陈坚和章群星，一个孤傲、一个豪气；还有热情奔放、充满理想的郭晓伟、刘旭道等。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新一轮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之际，同学们的身上，都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昂情怀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报国之志。尤难忘，军训时的高歌嘹亮，第一次上台自我介绍时的紧张，第一次在大学课堂听讲时的兴奋……那时候，全班30个同学分别来自全省各地，一到下课，教室、寝室里充满各种越语瓯音，好不热闹。在这方面最占优势的就是温州同学了，他们听得懂我们讲的杭州话，而我们对他们讲的方言则完全“失聪”；有时明明知道他们在那里讲我们的是非，但听不懂也只能干着急。
我们1987级进入大学的时候，还是中文系新闻专业。所以刚开学时，我们都是和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一起开大会，很多公共课也是一起上。新闻班的班主任沈爱国老师，那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学长，后来才知道，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是1982年杭大新闻专业恢复后的首届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沈老师刚刚从北京进修回来，就接手了我们班，我们算是他带的“开山弟子”吧。说是班主任，他更像是我们的兄长和伙伴。课外，他会经常到男生宿舍里跟我们“侃大山”，周末，还会亲自上阵和我们一起甩两把扑克，所以大家和沈老师的关系特别亲密。
沈老师当时虽然年纪轻、资历浅，但在新闻业务上却相当成熟老练。他负责教我们新闻采访写作，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但他教学方法活，经常跳出课本运用实际案例来给我们讲解示范。当时，创办不久的《钱江晚报》很受杭州市民欢迎。报社里有不少记者、编辑都是沈老师的同学。课堂上沈老师常拿他们的作品来分析，比如导语怎么写、层次怎么分、角度怎么选、写法如何活，如庖丁解牛般细致，又像情景再现般生动。他还会把一些新闻事件的内幕以及没有登出来的“秘闻”跟大家分享，所以听他的课，就像在书场里听书，常常在回味无穷中一堂课就结束了。有时，他还会突然给我们来个惊喜，把记者本人请到课堂上为我们讲述采访和写作心得。能够见到大家心目中的“明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觉得做个新闻系的学生真是光荣。
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流行崇拜影视明星，大家最佩服的都是自己行业中干得出色的人，所以那些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名记者，就是我们口中最流行的名字。记得我的同学郭晓伟，当时最喜欢的是《中国青年报》，每天上课随身带着报纸不说，晚上睡觉还要压在枕头下面，一有空就拿出来翻翻划划，见到好文章还要剪下来。他对《中国青年报》的一些著名记者比如毕熙东等人如数家珍，常常跟我们讲最近谁写了个好稿子，谁又推出了什么特别策划，所以我们也慢慢成了《中国青年报》的“粉丝”，大家都挺喜欢它的办报风格。
省内媒体中我比较喜欢《钱江晚报》。一来报纸办得很亲民，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敢于刊登批评报道，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所以在杭城群众当中有很高的威信。经常是一则新闻登出来，就会引发全城热议。二来里面有不少杭大新闻系毕业的学长，他们的名字时时出现在报端，也激励着我们努力学习，练好本领，毕业后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名记者、名编辑，那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所以，不少同学都在偷偷地向报社投稿，如果哪位同学能够在《钱江晚报》上发稿，那可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情。
记得我们班同学黄国宏，有一次写了篇关于亚运冠军来杭大校园与大学生欢聚的文章，在《钱江晚报》上发了一篇“豆腐干”。这下可不得了，那张报纸在很多同学手中传来传去，真是为作者挣足了面子。而那张20元的稿费单，后来一直压在作者的案头，直到期限快到了才去邮局领。后来我自己到钱江晚报社新闻部实习，当我第一次拿到编辑开给我的稿费单时，终于感受到了那种特殊的快乐和满足。
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校里的学术氛围很自由。新闻系的老师们，在理论的创新和探索方面，是走在学校文科院系前列的。这在张大芝老师和黄旦老师所教授的新闻理论课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张大芝老师是新闻系的前辈，20世纪50年代末杭州大学成立新闻系时就有他。我们入学时，他是新闻专业的负责人。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讲话慢条斯理，但自带一种威仪感。当时他已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其中一本《新闻理论基本问题》在国内新闻界相当有影响。大芝老师讲课很认真，他知道理论内容相对单调，所以授课时对各种理论的演进发展介绍得很详细，每堂课后都会布置思考题。他特别喜欢勤思考、肯动脑的学生，无论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解答。但是如果谁上课调皮捣蛋，他就会严厉地当面批评，所以学生们对他都有一点敬畏，背地里称他“老爷子”。“老爷子”其实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一到期末，他就会早早地给大家划好复习重点，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了。
黄旦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外新闻与传播思想。他个子瘦高，身板单薄，像个白面书生。黄老师话不多，即使在讲课时声音也很轻。他当时教的是新闻传播学，给我的感觉是知识面广，肚里有货。那个时候的我们，志向都在当一名记者上，对新闻理论的研究没多大兴趣，所以这些课程学过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却没想到给我们上课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腕”。黄旦老师后来也担任过新闻系主任，又调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成为国内新闻学界的理论权威。我们不禁有些后悔当初没多听几节他的课。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新闻学作为一门新的专业，还处于成长阶段，系里的任课老师并不多，基本每一位老师都教过我们。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教采访学与秘书学的邬武耀老师，教中国新闻史的吴工圣老师，教公共关系学的徐艰奋老师，教宣传学的王兴华老师，教外国新闻史的张允若老师，教通讯写作的桑义燐老师，教新闻摄影的徐忠民老师，教中国文学史的张梦新老师，等等。这些老师或博学资深，或年富力强，但都有一颗热爱学生的心。这一点我在学校时体会还不是很深刻，但是若干年后再回头想想，真是师恩深重。
记得有一次是邬武耀老师的课。我因为头一天晚上突感风寒发高烧，就向班长请了假。没想到中午的时候，邬武耀老师专门给我家打来电话，关心地问起了病情，再三叮嘱我要好好休息，令我十分感动。邬武耀老师当时是系副主任，公务繁忙，但他还那么牵挂一个普通学生的健康，说明他是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他的孩子。后来，我和同学去过一次他在体育场路的杭大宿舍的家。房间大约只有60平方米，装修十分简朴，没什么高档家具或家电，印象最深的是客厅、书房里到处都是书籍。他和师母对我们很客气，又是泡茶又是切西瓜，一点架子也没有，完全就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我毕业后分配到浙江交通报社工作，1992年调到浙江日报社后，专程去他家汇报了我的最新情况。当时他也十分高兴，鼓励我要努力工作，为杭大新闻系争光。邬老师在1993年离休后仍坚持上课，当年11月8日晚，他在上课时突发脑出血，倒在了讲台旁，从此竟成永诀。我记得在他的追悼会上，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位师生，送行的人挤满了整个殡仪馆的大厅，队伍还一直延伸到台阶上、庭院里。大家在深切缅怀邬老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情操的同时，更怀念他朴实亲和的作风和仁慈善良的品格。(www.xing528.com)
我曾经看到过一首小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对大学生活的怀念，跟大家分享一下：
绿树掩映下，碧水流波畔，曾经晨起读书，醉心于天地间。
午后的阳光，也曾照耀，你的孜孜不倦。
研究课题，你曾查阅大量资料，请教老师同学，
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天上的月亮见证着早起的你，排队等候图书馆的门开，
在最好的年纪努力进取，过道里，楼梯间，
学习的身影随处可见。
……
四年的大学生活，给我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但最让人难以割舍的，还是深厚的同学之情。我们这一届是杭大新闻专业恢复招生后的第六批学生。大家来自全省各地，有些同学还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尽管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大家精神上还是很快乐的，同学之间团结友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那时候家里一个月给的生活费也就六七十元，再加上每月学校发的27元伙食补贴，要管一个月的吃穿用学，经济上挺紧的。有的同学前面如果没控制好，到了月底吃饭时就只能馒头就着豆腐乳了，还自嘲是“减肥”。每当这时，寝室里就会有人主动拿出几张饭票放在桌上公用的盒子里，接济困难的同学。而那些暂时拿了饭票的同学，也会在下个月领到生活费后自觉地还上。大伙就这样保持着一种默契，既救了急，也不失面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社会，人人都想着做生意挣钱，大学校园自然也受到影响。头脑灵活的人会去承包校园里的小书店、文印室等，那样赚钱快，风险小，不过得有较多的本钱投入。大多数人也就是到外面市场去批发点磁带、T恤衫等，再拿到学校来卖，赚点差价。所以一到中午或傍晚前后，学生宿舍里就门庭若市，时不时会有同学背着大包小包进来兜售。于是，看样选货的，讨价还价的，构成了一幅颇有戏剧性的画面，我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好笑。
学新闻的一般都“眼高手低”，不屑于当普通的小商小贩。我们班里的几个同学就去服装市场批发来圆领白汗衫，烫上各种文字和流行图案，做成流行的文化衫，然后再拿到第四食堂门口去卖。刚开始生意还好，但不久就有了竞争对手，而且人家的花样更多、价格更低，我们的货立马滞销了。眼看着同学首次下海就险些“溺水”，大家纷纷伸出援手，不但自己买，还发动老乡、熟人都来捧场，总算把积压的货销掉了大半。不过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后来但凡有集体活动，我们班的同学都穿着统一的文化衫，看上去特别整齐，这也成了我们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1987级新闻班入学时有30位同学，其中23位男同学、7位女同学，除一位男同学因故休学外，其他人都一起顺利毕业。跟同系上下几届的学生比起来，或许我们没有1984级那么大气，没有1985级那么勤奋，没有1986级那么出挑，没有1988级那么活跃，但我们1987级是个十分团结的集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讲义气。记得毕业前那阵子，大家几乎天天聚会，不少同学喝到尽兴时抱头痛哭，依依不舍。忽听有人来报，说是某同学在后门外买西瓜时被商贩欺负了，于是群情激奋，蜂拥而出要讨个说法。当然，书生肯定是斗不过人家的，好勇斗狠惯了的西瓜贩子，只拿出西瓜刀挥了几下，大家就四散逃回了学校。不过我们回到宿舍也没觉得有什么丢脸，相互之间反而多了一种有难同当的悲壮。这种义气一直延续到了毕业后。再后来，在兰溪电视台工作的同学张有才身患癌症来杭治疗，很多同学闻讯后赶到医院看望，出钱出力，帮忙联系专家会诊。他不幸去世后，留下年幼的儿子，大家又自发捐款给孩子建立教育基金，为此他的夫人还给每位同学都写了感谢信。算起来，这个孩子现在有20多岁了，不知道有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一名电视记者。
遥想当年，我们进校时还是一张张青涩的面庞，转眼间，同学们的眼角多了皱纹，头上添了华发。虽然时隔久远，只剩下了一些琐碎的记忆，但在某些夜晚，这些记忆仍会突然回到梦中，让我重温青春的冲动。无论过去多久，身在何方，我们这些人的心永在母校，我们的牵挂都在新闻系。我为自己是一名杭大新闻人而自豪，我深深地祝福新闻系根深叶茂，事业常青！
郭庆，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7级本科生，现供职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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