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杭
回忆，往往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我对大学那几年的回忆就是那些点点滴滴。
1986年9月的一天，我带着满身的稚气、一点好奇和一大袋铺盖卷，来到杭州大学新闻系报到。那时候不像现在，学校会给你统一配发很多生活用品，我们报到时发的东西其实很少，但里面有一样很小却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校徽。当时的校徽分两种，一种是白底红字的，是我们学生戴的。还有一种是红底金字的，是老师戴的。听说还有一种橙色的研究生校徽，但我从来没见过。
校徽当时是身份的重要标志，进出校门都要接受检查，所以我拿到之后，迫不及待地戴在了胸前。我记得当时的感觉，就是作为一名大学生，自豪得连胸脯都会挺一下。
我的寝室在10幢304。整理完东西，我就在北校门坐上10路公交车，来到外文书店。当时外文书店的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望湖饭店和湖畔居之间。外文书店的一楼，是很大的一个厅，有很多书和磁带，但真正的奥妙在二楼。二楼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卖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盗版书和字典。盗版是现在的说法，而当时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我只知道这里的书很便宜。传说，当时杭州的每一个大学生都会到这儿来买一本字典。
我买了一本《牛津英汉大字典》，硬皮的，很厚很大。那时的我还很瘦小，这本字典拿在我手上，又大又沉。又坐上10路公交车，手上的这本字典和胸前的校徽，立刻使我成了车厢的焦点：“那么小的孩子，就已经是大学生了！”“看他那本字典，那么厚！”
一片惊羡声中，我在下宁桥站下了车，挺着胸走进北门，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报到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挺重要，影响了我好多年。
那天买完字典回到寝室，坐在桌前整理抽屉。偶尔转头往门外一看，对面寝室桌子边上也坐着一个人，和我一样戴副眼镜，不同的是留着长长的头发，中学老师说男生不能留长发的！关键是他正在抽烟。学生怎么能抽烟呢？
那人也看见我了。过了会儿，他抽完烟走了过来，互相介绍，原来我们是同班同学，他叫李可，来自宁波。
虽然大惊失色，但“学坏”还是挺容易的。在李可的影响下，不仅是我，班上好几个男生都拿起了香烟。那时，好一点的香烟是要凭票买的。我们会拿着各种各样的票去买烟，当时并没有觉得抽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反倒觉得是挺自然的一件事情。毕竟我是大学生了，还是要和中学生有所区别的。
许多老师也抽烟。新闻采访课的沈爱国老师，新闻摄影课的徐忠民老师，比我们也没大几岁，下了课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抽烟聊天。当然，他们抽的烟比我们的好。
王兴华老师是我和李可的论文指导老师，家就住在学校南门对面的杭大河南宿舍。有一天晚上，王老师让我们到他家里去。一进门，我们很自然、很尊敬地就给王老师递烟。那天晚上的论文指导课，就在烟雾中进行。结束时王老师说，你们没事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坐坐。
大学三年级第二个学期的某一天，我回家了一次。那天我心里挺郁闷的，父亲可能看出了我心情不好，转身回房间拿出一包烟递了一根给我。我那时虽然抽烟，但从不在家里抽，也一直以为家里人不知道我在抽烟。面对父亲递过来的烟，我虽然心里有点吃惊，但手还是很自然地接了过来。烟被点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年人了。
那一年，我21岁，大三。
10幢304寝室朝北，长期晒不到太阳，想要晒一下被子什么的，都要爬到楼顶。窗户对面是11幢，也没什么风景。最大的风景是两幢楼之间的通道，人来人往，特别是到了饭点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一边走路一边敲着饭盆。11幢按理也是男生宿舍，但有一阵子住过一些女生。所以只要有女生成群地从这里通过，两边的窗户总会飘出男生的歌。(www.xing528.com)
班里男生共有两个半寝室，除了我们，另外一个半寝室都朝南，经常阳光灿烂。304寝室八个床位，住了七个人。除了蒋凡，大家年龄都差不多。蒋凡是老大哥，因为工作了几年才上大学，所以年龄比我们大出好几岁。虽然来自各地，但大家的普通话都还不错。来自苍南的林乃炼口音很重，闽南普通话大家也能听懂。他的老乡女朋友来看他，我们也不回避，最多就是各自上床放下帐子不看他们。他们讲方言，我们也听不懂。
入学不久，304寝室里的人都有了一个外号，比如八哥、鸡、耗子、鸭子、奶牛、兔子、长臂猴什么的，全是动物。想不起来这些动物外号的来历了，我是“兔子”，好像跟我养过兔子有关，又好像是因为我跑得比较快。
我们班女生只有一间宿舍，在6幢，好像是106，也是朝北。女生寝室在学校的南边，离我们很远。有意思的是，106寝室的每个人也有一个外号，像红枣、苹果什么的，反正都是植物。所以就有人提议，为了增进动物园和植物园的感情，“动植物们”有必要进行一次联欢。
“动物们”和“植物们”相聚在304寝室，谈天说地，嘻嘻哈哈，分享各自从家乡带来的小特产，开心至极。搞得对面两个寝室的同学，找尽各种理由挤进来。
大学四年，304寝室没什么丰功伟绩，但是这次“两园”联欢，确实给304寝室挣足了脸面。特别是有“动物”和“植物”因此牵手后，304寝室从此阳光明媚。
羡慕有人把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得轰轰烈烈、漂漂亮亮，而我实在是平凡又平淡。学霸们拿着奖学金请客，我拿助学金，大部分课程勉强过关。情种们的恋爱史都分上中下三部，而我连一场真正的恋爱都没有谈过。达人们成为学生会的重要成员，而我只编过一份民间杂志《中文通讯》，还是油印的。每天，我骑着一辆小破车，在不同的教学楼、食堂和304寝室之间溜达，上课下课，不知不觉就到了1990年。
6月30日，白天。我忘了是关于什么事情，全班开了最后一次会。散会后，班长程为民在走廊里说了句，“晚上到杭大路那儿聚聚吧”。其实那几天大家都挺乱的。学校规定，7月1日到3日是毕业生的离校日，所以6月30日也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同学们都在互相告别，其实很多同学是急着要和班里班外、系里系外、校里校外的女朋友告别，抓紧时间在校园里牵手，不知道班长的话有几个人听见了。
男生宿舍在校园的北边，靠近北门。北门外的文三路上，一到晚上就会摆出很多小吃摊。南门外的杭大路上，大体就是现在的招商银行杭州分行附近，有许多家小饭馆，比文三路上的上档次多了。
六点多到小饭馆的，有十几个同学，其中有好几个身上都揣着第二天离杭的车票。两张桌子拼了拼，好像点了许多菜，但大家没怎么吃，因为一坐下就喝上了。那时的啤酒，不像现在这样精致，都是大瓶的，640毫升一瓶。
桌上的人时不时发生变化。有的喝了一会儿就走了，因为还要和女友再次告别。也有和女友告别回来的，坐下便自罚三杯。还有几个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在艺校看完电影路过这里，凑个热闹便加入我们，提前体会毕业的心情。
我一直在和这个碰杯，跟那个敬酒，并且觉得从头到尾就没喝多。因为记得到12点多快1点的时候，我们准备回学校，我还清醒地点了酒瓶子，一共是120多瓶。但那帮人坚持说，我曾经钻到桌子底下，还一屁股坐在地上，并且每次和别人碰杯的时候都会说：“四年了，不容易！”
1点多的时候我们回到了系里，这时还有一场世界杯足球赛，我们打算在那儿看完比赛，等到天亮，然后正式毕业。看球前，我来到隔壁，和邵志择并排站在那儿，我又对他说了一句“四年了，不容易！”
当天上午，我和系里来上班的每一位老师说了声再见，就直接回家了。
大学四年，新闻系从无到有，到开始有所建树，我在其中。新闻系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我的每一位同学，你们的音容笑貌，我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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