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浙江大学新闻教育60周年文集

林乃炼

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这句话，对于20世纪80年代学习新闻专业以及后来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影响至深至远。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大都是理想主义者。那时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大学生们面对改革大潮十分兴奋，内心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参与欲望。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跨入杭州大学新闻系的大门。至于我为什么报了新闻学专业，大概是因为我从小开始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杂志，对媒体充满了敬意。在我眼中，媒体是正义的化身，是文化符号，是社会主流。当年我同时报考了法律系，估计都是出于同一种朴素的想法，也就是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在当时每一个大学生身上都非常明显。

如果说大学毕业之后的我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当时的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在杭州大学新闻系读书期间，对于比我早一届的两个1985级的学长印象深刻——一个是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一个是现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钱永红。在我的眼里，他们两人都属于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我与慎海雄至今没有交集。大学期间他就非常出色，引人注目。他参与《杭大学生报》的创办与采编，毕业之后到新华社工作，一路升迁，一直没有离开过新闻宣传部门。在我的印象里他早早地就进入专业状态，目标清晰，行动果断。而我学了四年新闻，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对新闻专业和媒体还是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到了工作岗位之后才逐渐进入角色。

钱永红在系里名气很大，是杭州大学有名的才女。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有些意外，因为在我印象里，才女应该长得像林黛玉、林徽因那样，但结果与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在钱永红担任杭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期间，她与我同一幢楼办公，上下电梯经常遇到，后来她去了广东，我就一直没有再见过她了。

跨进大学校门，我突然发现，自己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新闻系的男同学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女同学美丽大方、能歌善舞。我觉得自己特别笨，特别傻，像一只丑小鸭混迹于白天鹅之中。更可怕的是，我后来发现自己连读书都不会，成绩总是不如其他同学好。我心里想，反正大学里也不怎么看中分数，就这样算了！话虽这么说，读书还是十分认真的。

参加高考之前，我花了两三年时间刻苦学习。高考期间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一切为了分数，没有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上了大学希望能够自由自在地读自己喜欢的书。大学提供了良好的读书环境，杭州大学图书馆是我在校园里去过最多的地方。我什么书都看，不仅仅限于专业书。20世纪80年代真是读书的最好时代，介绍外国各种思潮的著作涌入我们的视野，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也大量出版。读书让我开阔了眼界，让我有了积累，也让我学会了思考。除了读书之外，我那个时候喜欢看杭州的山山水水，在街头巷尾转悠，三四年时间居然骑坏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让我引以为豪的是，我已经比一般的杭州人更熟悉杭州的大街小巷了。

毕业之后，我回到了苍南、温州，在后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从事新闻宣传之后，我从一个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有一次因为揭露学校乱收费现象，一条电视新闻在临播出之前被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撤了下来，我差点带领新闻部全体人员罢工。没过多久，在一次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这位副县长在大会上专门讲到了自己把电视台曝光学校乱收费的新闻撤下来的事。他说他自己思想不够解放，以致学校乱收费的事情愈演愈烈，甚至有群众直接打电话给县委书记举报。当时参加全县教育工作会议的记者马上打电话给我通报消息，我又做了一系列关于学校乱收费的报道。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加上教育部门的重视，多年未能解决的学校乱收费之风终于刹住了。我认为，作为一个媒体人，不敢直面现实做不了新闻，没有理想抱负做不好新闻，这是我在新闻系四年和后来的新闻实践中得出的结论。(www.xing528.com)

我们1986级新闻班，尽管没有像前几届新闻系学生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媒体界混得风生水起，但意外的是，我们班居然出了两个引领时尚潮流的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遇到在永嘉电视台工作的一个朋友，他眉飞色舞地跟我说：红蜻蜓集团请了任达华作为代言人，陪同任达华到红蜻蜓集团的一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有气质。我问这个女孩是谁，他说是凤凰卫视浙江公司负责人，名字一时说不上来。我突然，问道：“是不是陈从容？”他说：“是的”。我大笑说：“这个女孩个子很高，身材很好，非常漂亮，是不是？她是我大学同班同学！”陈从容是我们同学中一个非常出色的女性，是美貌与智慧并存、非常职业化和国际化的女性。她长期从事媒体产业方面的工作，曾经被评为“2007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逢年过节她会给我们发短信，最后落款往往是“陈从容在檀香山祝你节日快乐！”

因为我在媒体工作，经常会有年轻同事到浙江大学新闻系参加函授课程或者培训，特别是女孩子回去之后，总是会提起新闻系有一个男教师非常帅。我好奇地问他是谁，她们说是潘向光。我大吃一惊，心里并不以为然。后来讲的人多了，便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只是我孤陋寡闻。我见到杭州同学之后，才知道潘向光已经成为杭城时尚男士的代表，他上课的时候总会迷倒一大批女生。读大学的时候，老潘与我们的关系都不错，他为人大方、和善，很好相处。老潘个子很高，人长得又瘦，脸长方形，整个人像一个竹竿似的。我们同学经常嘲笑他这么难看，根本与帅搭不上半点关系，而当时我们一致认为男生中长得最帅的，是现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程为民。十年过去了，人的审美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惜天妒英才，潘向光很年轻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这不仅是我们班的一大损失，也是新闻系的一大损失。

后来我从苍南到杭州工作，在《杭州》杂志社一干就是15年。到杭州的那一年，我才35周岁，女儿也随我转学到杭州念书，那一年她读小学四年级。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开始做新闻，后来改做综艺晚会，做过几场大型的跨地域的文艺晚会，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女儿从小就跟在我身边，看我做电视新闻和综艺晚会，可能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在2012年参加高考的时候，说要报考中国传媒大学。我非常支持她，最后她如愿以偿进入中国传媒大学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毕业之后又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国际传播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是我心目中的好学校，尽管有些遗憾女儿未能成为我的校友和系友。

一次假期在家，女儿见我在看《新闻联播》，便说：“爸爸，你们的职责是提供新闻，我们的使命是娱乐大众。”我当时听了非常震动。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想到湖南卫视，想到韩剧，想到了新媒体，到底是我错了还是女儿错了？后来也想明白了，像我女儿“95后”的这一代人成长了，中国已经变了，媒体也变了，在这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年代，文化娱乐成为一种“刚需”。女儿为了看一台演出，一个人去北京、到上海、飞香港，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60后”的这一代人，在追求个人发展和家庭生活改善的同时，更多的目光会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所以自称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95后”这一代人，她们比我们更加现实，或者说更加务实。她们对物质生活要求更高，对文化生活追求更好，但是她们又不是纯物质主义者，她们的心比我们更加善良和美好，她们更加关注个人价值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所以我称她们为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从“60后”到“95后”，每一代人都在改变。中国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媒体也在改变。我们还是普利策所说的“船头”上的那个“瞭望者”？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的鼓吹者？抑或是尼尔·波兹曼所谓“娱乐至死”的推波助澜者？但我宁愿相信一代人比一代人强，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林乃炼，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6级本科生，现任《杭州》杂志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