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初
我是1982届高中毕业生，高考落榜后回到家乡初中当了两年代课老师，又在杭州市解放路新华书店做了半年临时工。1985年再次参加高考时，我的目标是“考上”，不管什么大学，只要考上就行。我要感谢湖州日报社，让高考成绩不是太好的我，阴差阳错地成了委培生，进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
大学毕业近30年，每次出差路过杭州，我都会回母校看看。有时我还专门去第四食堂吃顿饭，重温一下大学时代的感觉，有一次还意外地遇到了年级辅导员何春晖老师和班主任徐忠民老师。
大学四年，留下的记忆太多，至今还经常梦到自己临到考试前没准备，吓出一身冷汗。我后悔当初没有珍惜机会好好学习，把太多的精力放到校园外。下面记录的大学期间几件趣事，都发生在杭大校园之外。
1985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连在一起，学校放假三天。父亲9月28日乘坐夜班轮船，把家里收获的500多斤山药运到了武林门码头，让我在杭州卖。我从第四食堂借了一辆三轮车，把山药转运到龙翔桥菜市场。等我还了三轮车回到菜市场，父亲就回老家了。
9月29日是中秋节，同学们都回家过节或去旅游，我却在菜市场里卖山药。因为胸前的“杭州大学”校徽，很多市民都来买我的山药。当工商所的管理人员因为我没有交市场管理费而驱逐我的时候，因为胸前的“杭州大学”校徽，大家纷纷为我仗义执言，说大学生勤工俭学不容易。有位杭州自动化研究所的工程师，还帮我从工商管理人员手里抢回了秤砣。
一天下来，我的山药卖了一半多，还剩下200多斤，只能第二天再卖。我在龙翔桥菜市场找了一个干净的角落过夜，把装山药的蛇皮袋洗净晾干后套在身上，既防蚊子又保暖。我当时心里想着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觉得自己比高加林幸运。
我可能是国内大学生中比较早就印名片的。
1986年9月底，我印了一盒名片，上面印着“杭大学生报责任主编 杭州大学智力开发中心外联部主任”两个头衔，电话是杭大总机转，地址是杭州大学475信箱。
记得当时《杭大学生报》的主编，是同班同学慎海雄，我这个责任主编是自封的。拿着这盒名片，国庆期间，我曾为家乡的童装企业去慈溪棉纺厂采购白胚布。我先到棉纺厂的幼儿园，找了幼儿园的老师，通过幼儿园老师找到厂领导。正好有个年轻的女教师，刚从浙江幼儿师范学院毕业。她上学时经常来杭大跳舞。她得知我是杭大的学生，很是热情，不但带我找了学生家长、棉纺厂供销科的负责人，还用四张儿童床拼成一张大床，给我安排了住宿，那份情谊至今难忘。(www.xing528.com)
1986年12月初，我还去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倒卖过贺年卡。进价0.22元一张的贺年卡，拿回学校宿舍里卖0.5元，进价1.2元一张的音乐贺卡，在学校宿舍里卖4元到5元不等。因为流动资金有限，我进货不多，所以赚的也不多。但这也算是我在市场经济中最早的尝试。
1988年春天，得悉著名电影演员、导演谢添在杭州电影拍摄基地（当时的中国计量学院附近）拍电影，我就冒昧地上门采访。采访前我做了一些功课，知道谢添作为演员，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也被誉为影视界的“四大名丑”。作为导演，他执导过《七品芝麻官》等多部喜剧，被誉为“中国的卓别林”。谢添导演此次在杭州执导的影片，是蒲剧戏曲片《烟花泪》，讲的是宋朝年间名妓敫桂英活捉负心汉王魁的故事，是个悲剧。
我问谢导：“您被誉为中国的卓别林，以往拍摄的电影都以喜剧为主，这次拍摄的《烟花泪》却是悲剧，请问您的电影风格究竟是什么？”
谢导笑着回答我：“没有风格的风格，这就是我的风格！”
后来我就以《没有风格的风格——访著名电影导演谢添》为题，写了一篇人物专访，发表在当时的《中国电影时报》上。
采访中，谢添导演还关切地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得知我家在农村，十岁就没了母亲，谢添导演竟然给我做起了红娘。他告诉我，正在拍摄的电影《烟花泪》中敫桂英的扮演者任跟心，和我一样，也是农村的孩子，从小就没了爸爸。谢导说：“跟心和你一样，都是苦命的孩子，干脆我给你们牵个线；跟心很优秀的，1983年就获得了中国首届戏剧梅花奖，是梅花奖获得者中年龄最小的。”谢添导演告诉我：“跟心获得梅花奖回到太原，省长都到机场去接她。可她回到家里，放下奖杯，就到家门口帮她妈妈卖大碗茶了。”
谢添导演留我吃了午饭，还把任跟心找来和我见了面。临走，任跟心送给我她的照片，并在照片上签名留念。其实，谢添导演真的是“乱点鸳鸯谱”，任跟心送我走的时候偷偷告诉我，那个时候，她已经在和电影中王魁的扮演者雷俊生谈恋爱了。后来任跟心和雷俊生结婚的时候，还通过我找关系购买西湖牌彩电呢！
杨建初，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5级本科生，现任武陵山生态环境保护联合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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