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芝先生来信-张大芝先生来信谈及我的转职决定

杨绍斌

1984年冬天，作者在杭大校园

我住在杭州30多年了，每次开车路过母校杭州大学（如今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总会下意识地张望，脑海里迅速闪过许多跟这个校园有关的记忆画面。这片如今看来并不大的校区，就像是我在此城生活的“摇篮”，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故乡”。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很少重返母校校园，甚至到了有些刻意回避的地步，似乎是不想惊扰记忆中的世界。世事变迁之快，经常将很多事物磨灭，而我要小心守护记忆的世界，避免混淆和倾覆。

1984年9月，我入读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当时，中文系下设三个专业，分别是古典文献、汉语言文学和新闻学专业。大一和大二，三个专业的同学们都在一起上大课，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授课的老师中有不少是让杭大人引以为傲的名师。

从大三开始，各专业就分开上课了。那时，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并不多，每届一班，每班也就约三十人。我们班有33个同学，有三位是来自福建的委培生，其余全部来自本省。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可谓是老中青三代结合：老一辈的有张大芝、邬武耀、俞月亭、桑义燐先生，中年辈的有张梦新、张英华、吴工圣等老师，青年辈的是黄旦、徐忠民、沈爱国等老师。

张大芝先生给我们讲新闻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课。他是山东蓬莱人，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大芝先生面容清癯，说话慢条斯理，带着稍显浓重的乡音。刚开始听他的课，我有点费力，总有些心不在焉，不光是因为他有口音，还因为理论课难免有些枯燥乏味。

我读大学的那几年，延续了中学时代对文学的爱好与热情，大量的课余时间都在写作，还担任了中文系学生团体飞来峰文学社的社长，组织交流活动，编稿发刊，忙得不亦乐乎。熬夜多了，我不光学会了吸烟，也学会了逃课。

大约是在大三的上学期，一名外校的文学青年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写诗的朋友，此人名叫张沪，就读于杭州高等专科学校化工系。因为兴趣相投，我和张沪很快成了好朋友。他经常来我宿舍找我谈文学。几次交往下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居然是我们的老师张大芝先生。有一天，他说他跟父亲谈到过我，说他父亲想见见我，邀我去他们家。我从张沪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是不赞成他搞文学的，也许这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有关。因为知道这一点，当我听张沪说他父亲想见我，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990年代初，作者和张大芝先生在西湖边合影

按约定的时间，我硬着头皮跟张沪去了他们在河东新村的家。大芝先生在书房里接待了我。他问我吸不吸烟，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给我递了一支烟，这让我感觉放松了不少。我记得他问了我一些学习上的事，还问到我写作方面的事。见面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感觉就像是一次面试，也不知道我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寒暄一阵后，他就把书房留给了我们两个年轻人，自己去隔壁房间了。

后来，张沪告诉我，他父亲对我的印象还不错，这总算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突然想到，大芝先生提出要见见儿子的朋友，恐怕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心吧，看看儿子究竟交了什么样的朋友。(www.xing528.com)

因为张沪的缘故，我跟张大芝先生就有了一层特别的关系。从那以后，他的课我再也不敢逃了。每次听他讲课，他的目光时不时地会投向我，我担心他偶尔会向我提问，自然是听得格外用心。我对理论和逻辑思维的喜好，无意中就这样被培养出来了。

转眼就要毕业了。张大芝先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为了争取评上优秀毕业论文，我很是花了一番功夫，查找了不少资料。初稿完成后送大芝先生审读，又按他的意见做了修改润饰，成稿以后我自己感觉很不错。但是，当评选结果公布时，我却发现自己无缘上榜。我思前想后，心中不免有点失落。

有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大芝先生家找张沪聊天。那时，张沪已经毕业了，在城北一家化工厂上班。忽然，大芝先生叫我到他的书房去。然后，他告诉我说：你的论文按理说是可以评优秀的，但因为题目有点敏感，所以最终还是没给你评上，希望你能理解。我听先生这么一说，顿觉心中释然，也颇受感动。我猜想，他可能注意到了我情绪上的波动，特意给了我一个非常细心的抚慰。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杭州的一家报社上班，其中有五年时间是做夜班编辑。在家人和朋友们眼里，我在报社干得不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怀疑。1994年，我萌生了离开报社、另谋生路的念头。对此，我的父母自然很不理解。

在决定辞职前，我去征求过大芝先生的意见。大学毕业以后，我跟大芝先生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时常会去他的书房里谈论时事，请教他的看法。他博古通今，思维活跃，待人温和，从不居高临下地发表意见，身上有一种真正的老派知识分子的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我把他当成了精神上的父亲，人生路上的导师。

1994年5月下旬，就在我从报社辞职前夕，我意外地收到大芝先生的来信。他写道：“大凡历史急剧转折动荡时期，总是年轻人大显身手之时，自古皆然。所以近一二年来我总是旁敲侧击，希望你有一番作为。”他在信中表示，不希望我做“帮闲”或“清客”，也不主张年轻人过早地“钻进象牙之塔，躲进沙龙”。他说：“你下决心‘下海’，我十分高兴！在富有年华的时候，决心到广阔的自由天地里奋斗一番、体验一番，有百利而无一弊。这正是我郑重写信而不是打电话的原因。”

那一年，我28岁，已经意识到了人生短促。如果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只能成为命运的奴隶。我不想因为自己钝于行动，而让自己的一生都受困于斯，老而徒悲。就在那一年，我在大芝先生的鼓舞下，凭借青春的余勇，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人生中的重要一步，开始成为一个努力自救的“新人”。

今年是母校新闻系建系60周年，现任系主任沈爱国老师希望我能为此写点什么。我应承下来，却不料因此触发了汹涌的回忆，想起母校老师们对我的呵护和栽培，想起往事种种，以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动笔。

仔细想来，对于母校的爱，在我心里已经埋得很深了。

杨绍斌，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4级本科生，现任浙江文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业余从事文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