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潜
大学时代的作者
人生旅程中会有很多次遇见，而第一次总是那样的令人难以忘怀。回望自己走过的30年传媒从业历程，我当初报考杭州大学新闻学专业，内心已经选择了一条新闻人生路，而求学期间遇到好老师的指导，更确定了我职业规划的基本走向。
1984年9月初，我懵懵懂懂地离开奉化老家，经过汽车、火车、公交几番换乘，终于踏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我记得，当天赶到新生报到处已是晚上。报到处设在学校体育馆内，明晃晃的灯光下，熙熙攘攘人群，各色各样的招牌，使我感到了新奇与茫然。此时迎接我的第一位大学老师是朱瑾怡老师，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温和，笑意盈盈的，后来我得知她刚毕业留校，担任我们1984级新闻学专业的班主任。我现在回想起来，朱老师其实也非常年轻，与我们年龄相差无几。但那时在我们这些刚刚离开高中校园的学生眼里，班主任老师就是一种依靠，一种信任。朱老师身上有那种超过她实际年龄的成熟和淡定。
从我们进大学校门到毕业离开，朱瑾怡老师一直担任我们年级的辅导员，伴随我们一起走过春华秋实。参加工作后，我与新闻系的不少老师有过联系。但朱瑾怡老师却失去了音讯，据说她随家人出国了。我再没有机会向这位我最初遇见的大学老师当面道一声：老师，您好！
开学后，给我们讲新闻学第一课的是黄旦老师。他给我们这些初涉新闻学的学生讲什么是新闻，他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在谈到培养新闻意识时，黄旦老师讲了一个小笑话：某位新闻系学生有一次去食堂打菜，食堂阿姨问他买什么菜，他指着几块小黑板上的菜单，脱口而出，头版头条！这个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黄旦老师以治学严谨著称。他提出问题后，总会追问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那时刚刚接触新闻学，五花八门的回答笑话百出，而黄旦老师总是鼓励我们学新闻的要有敏锐、洞察的眼光和不断探求真相的勇气。
我们入学时还是中文系新闻专业，因此大部分课程中，我们都是和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一起上课。有一个学期上的都是中文系的课程，没有一门新闻专业课。我们寝室同学有一次夜谈，说要么向学校反映一下，要求多安排点专业课。大家当晚谈兴浓烈，醒来之后并没有人去打“小报告”。
正是这样的课程安排，使得我们四年间学习了中文系的近乎全部课程，也让我们有机会领略中文系名师的风采。吴熊和教授的唐宋诗词，王元骧教授的文艺理论，蔡义江教授的《红楼梦》，汪飞白教授的外国文学，这些中文系名师的课程，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学识，他们用深厚的中文根基涵养了新闻学子。
大二时，邬武耀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去浙江日报社参观学习，了解报纸出版的流程。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浙江日报社的大门，庭院深深，有几分庄严与神秘。我们第一次知道，一篇稿件如何从记者采写到编辑发排，再到铅字排版出样，之后上机印刷变成报纸，还要发行投递与读者见面。这次实地考察，邬老师帮我们揭开了浙江第一大报出版的神秘面纱，使我们对新闻出版有了感性的认识。当我在这座大院里工作很多年之后，还会记得初次走进报社大门的情景。
不知是我们选择的新闻学专业要求我们敏锐、充满好奇心，还是性格使然，新闻专业的同学大多比较活跃。我们的体育课是与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一起上的。有一节课学习一个体育技巧项目，我们班的同学都顺利掌握了，但古典文献班有两三位同学一直做不好。体育老师最后调侃道，文献班的同学真是古典啊，不像新闻班的那样灵活！呵呵，希望体育老师的话没有伤害文献班小伙伴稚嫩的心灵。文献班同学的学习钻研劲儿可比我们强多了！
大二、大三两年，是新闻专业同学在学校最活跃的阶段。系里、学校里各种社团，诗社、文学社、文工团、美工团、广播台等，都有我们同学活跃的身影。而真正全部由新闻专业同学操持的是西湖通讯社。在这里，同学们自己采写，编辑，打印，装订成册，发送给校内外的报刊电台。最初还发了西湖通讯社记者证，同学们第一次拿到记者证煞是激动，到处跑去采访，居然还有同学跑到火车站买到了热门的车票。后来学校不让发记者证了，我们就拿着“实习采访证”，在校内外采访，开始新闻实践。(www.xing528.com)
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邬武耀老师。对他教学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对学生循循善诱，关爱有加。曾有同学一到月底饭票用完时，便找个借口跑到邬老师家里蹭饭吃。记得做毕业论文时，我开始选择的都是诸如新闻自由论、新闻敏感论、新闻文化论之类的宏大选题。邬武耀老师耐心地听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浮言虚论，帮我分析这些选题的长短，经过多次讨论商议，最终选择了一个既有理论思辨又贴近实际的选题。之后拙文还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我心里最清楚邬老师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若干年后，当邬老师倒在讲台上再也没能醒过来的消息传来，我悲痛不已。邬武耀老师的追思会，成为历届新闻学专业师生的大聚会，我们共同感念邬老师的好！
曾以为四年大学生活很漫化，我们躲进象牙塔里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日子匆匆复匆匆。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青春无敌，意气飞扬。同学们今天寻根，明天反思，踏着文学、诗歌、哲学、美学风尚，赶这潮，追那潮。青春的日子因为有了大学生活而变得更加色彩斑斓。
我们快毕业时，新闻学专业升级为新闻系，我们也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大三的暑假，我们就开始毕业实习，徐艰奋老师带领我们七八个同学再次走进浙江日报社的大门。徐老师热情地向报社人事处负责人介绍每位同学的特长与爱好，然后同学们便听从带教记者、编辑的指导和安排。
当时我很想去浙江日报社刚创办的《钱江晚报》实习，徐艰奋老师就向报社领导推荐了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当时的《钱江晚报》总编辑王田良听了介绍说，晚报刚创办很需要年轻人。王总编当即把我引荐给副总编辑来永祥，来老师领我到《钱江晚报》文艺部，开始了大半年的实习生活。来老师是我敬重的新闻引路人！
这次实习，让我与《钱江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钱江晚报》，从实习生到记者，从编辑到部门主任，从编委到副总编辑，在不同岗位履职。生逢纸媒黄金时代，快乐与苦痛，留在一路前行的途中。十多年间，我在晚报带教过不少实习生。面对这些青春的面孔，有时我在想，假如那个上午我被老师领进的是另外一扇门，或许今天体验的就会是另外一种人生。人生真是无法假设。
大学时代的作者
一旦告别校园，赶上新闻快车，人就像陀螺一般无法消停。长期身在新闻一线，我感到不断付出的压力，希望有机会能回学校进修学习。1996年春天有一次我遇见新闻系张梦新教授，他说学校正在办在职研究生班，你来读吧。看我犹豫未决，当天晚上他又特地打电话给我，鼓励我去读研究生。张老师还现身说法，说他自己的博士学位就是这样边工作、边挤出时间读完的。老师的一席话又让我下决心重新走进熟悉的校园，在多年的实践操作之后，希望能从学理中寻找新的思想武器。
我的学习时间的确是从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来的，工作之后再读书也有了新的感悟。我在读研过程中又遇见了不少好老师，如李寿福教授、俞虹教授、吴飞教授、李岩教授、沈爱国教授等。在多数同学被全国研究生英语统考绊住脚步时，我幸运地申请到了浙江大学硕士学位。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邵培仁教授，是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指导我研究知识经济与大众传媒互动关系的课题。他说，做研究要有争一流的胆识，相信自己能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邵培仁教授悉心传授治学方法，学生们得到的不只是一张学位证书，还有深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合作探究、共同撰写了《知识经济与大众传媒》一书，该书还获得当年的“中国图书奖”。第一次出版学术图书就得到这样的荣誉，我深知这与朱老师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那些年，校园里初次遇见的人和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求真求是的态度，是母校精神的传递，是老师言传身教的感化。我在人生的关键点，遇到好老师的指引，实乃幸事。
江潜，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4级本科生，1999年获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现任上海东方卫视中心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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