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浙江大学新闻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

沈文泉

大学时代的作者

1983年秋季，我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开始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

当时，嘉兴地区尚未撤地建市，学校在嘉兴地区只招收两名新闻专业学生。撤地建市后，嘉兴地区分为湖州和嘉兴两个市，我是当年这个专业中唯一的湖州人。

记得那年填报高考志愿时，班主任沈吉鸿（1939—2011，全国优秀班主任）老师提醒我，这是个热门专业，竞争激烈，要我想好了再报。我凭着全班第一名的语文高考成绩和当新闻记者的热切愿望，不顾一切地填报了这个专业，并幸运地被录取了。

如愿以偿的我，进入大学以后，就开始为当“名记者”而努力学习了。

速记是记者需要掌握的一门实用技术。早在中学时代，我就从沈阳的速记函授班学习掌握了速记技术。到了大学里，我将速记用于课堂笔记和日记，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当同学们都在埋头记笔记的时候，我却轻松地看着老师，等着下面的笔记内容了。有一次，老师问我：“你怎么不记？”我说已经记好了。老师将信将疑，走过来一看，见我的笔记本上是一片速记符号，便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没有同学看得懂速记符号，我甚至将日记本插在书架上。

一开始，我对学校的课程设计颇有些想法，觉得专业课太少，公共课，特别是跟汉语言文学专业、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一起上课的时间太多，体现不出新闻专业的特色。后来才明白，扎实的中文功底是当“名记者”的前提条件。学校可谓用心良苦。

后来，我又有了进一步的想法：要当一个“名记者”，不仅要学好中文和新闻专业知识，还要广泛涉猎，博览群书，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杂家、“博士”。于是，我除了频频光顾图书馆，大量阅读外，还走进陌生的教室，旁听其他系、其他专业的课程。

藏书丰富的校图书馆，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这里，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新闻专业图书。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学著作有《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骆驼祥子》《冬天里的春天》《将军吟》，甚至英文版的Hard Times和A Tale of Two Cities等。我还看过一些天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书籍。新闻专业相关的图书则有《红星照耀中国》《震撼世界的十天》《地球的红飘带》《中国的西北角》《中国新闻史》（中国台湾版）等，不胜枚举。其中，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名著《中国的西北角》，对我的影响尤其显著，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朴实的文风，二是朋友遍天下的社交能力。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路采访，都有朋友招待并提供帮助，这一点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大学期间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滴酒不沾，而现在热情好客、豪气善饮，走到哪里都有同学、朋友招待陪同，全国各地的同学、朋友来湖州也喜欢找我喝酒作陪。这与范长江的影响很有关系。

1983级新闻班全体同学合影留念

大学里不像中学那样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有较多的自由时间。而且，当时的杭大允许学生自由地旁听（我想，现在的大学应该也是一样的）。我曾经到哲学系旁听过宗教专业的课程，到经济系旁听过旅游经济学和价值工程学的课程，到地理系旁听过环境工程学的课程，到法律系旁听过刑事诉讼法的课程，至于历史系的课程，更是我旁听的重点。(www.xing528.com)

这一系列的旁听，不仅丰富了我的学识，也丰富了我的大学生活。其间发生的一些故事，令我至今难忘。

在法律系旁听时，系里的老师把我错当成了他们系主任的儿子，关照有加。后来，当我们班的同学被分到各系担任校报和“西湖通讯社”的实习记者时，我正好被分到了法律系。好几次去采访，系办公室的一位中年女同志都对我说：“找你爸爸啊？他开会去了”或者“你爸爸今天没有来”。于是我想，我跟那个法律系主任的儿子肯定长得很像，否则不会被那么多人认错。我很想会会这位“公子哥”，也很想拜会一下系主任，却始终无缘，留下一个谜。

在经济系旁听旅游经济学课程时，有幸结识了一个美女同学，她叫小青。小青个子高挑，披着一头波浪形长发，喜欢穿绿色的衣裙，与她的名字相符。熟悉以后，每次上课，她就帮我在第一排占个位置，我们比肩而坐，一起听课，很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她甚至邀请我到她家里做客。她的家在杭大后面、浙江幼儿师范学院旁边的小区里，父母都是北方人，是杭州一所高校的教授。那天我在她家吃的是饺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饺子，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北方。遗憾的是那时候我穷得叮当响，没有条件谈恋爱，毕业后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对小青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杭州美女不敢追求。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生活工作怎样。每每念及，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穿着绿色带黑色花纹长裙、披着一头波浪形长发的倩影。但愿她一切都好！

除了小青同学，我还荣幸地认识了旅游经济学的任课老师陈纲博士，并有深交。陈老师是我国第一位旅游学博士，杭州大学的旅游系就是由他一手创办的，那在当时的杭大可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后来他还担任浙江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他曾在欧洲多国游学过，学识渊博，上课时喜欢将自己在海外游学中的故事作为个案，再结合教材进行讲解。因此，他的课生动有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说来也奇怪，我不是陈老师的正式学生，只是个旁听生，但他却对我很是赏识，不仅邀请我去他家里玩，还在我面临“面向基层，哪里来哪里去”的毕业分配形势时，帮我联系省旅游局的领导，争取安排我到江南游报社工作，这样就可以留在杭州了。然而大势所趋，在大学毕业生只能无条件服从分配的年代，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感激他。2015年7月，我得知陈老师不幸病逝的噩耗，深感痛心，写了一篇名为《怀念陈纲老师》的文章，发表在《湖州星期三》报上，以此作为最后的报答。

1983级新闻班的部分男同学（左一为作者）

在杭州大学的四年，为我后来当一个好记者储备了丰富的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87年8月，我被分配到湖州电视台新闻部当记者，很快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工作仅仅三个月，我采制的电视新闻《湖州发生抢鱼事件》就在杭大新闻专业兼职教授、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建宏的帮助下上了央视《新闻联播》，并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批示，获1987年度“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奖”三等奖、“浙江省优秀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后来，我又采制了《江浙两省爆发蚕茧大战》《湖州东部地区千余中小学生弃学做工经商》等一系列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并多次获奖，此外，我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1994年12月，我当上了湖州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不到半年升任主任，五年后又评上了副高职称，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名记者”……

2003年离开新闻战线以后，我出版了两本新闻学论著。一本是电视新闻论文集《一个电视记者的思考》，另一本是《湖州新闻史》，成为湖州新闻界第一个正式出版学术著作的记者。值得一提并要再次表示感谢的是，我的这两本书都是我的大学班主任老师、现在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的黄旦教授作的序。

尽管不当记者已有15年，尽管我已转型为学者、作家，但是在湖州，人们仍然习惯叫我“大记者”。看来，我这个“名记者”还是有点名副其实的。对此，我感到欣慰、荣幸和自豪。

沈文泉，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3级本科生，现任湖州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