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卫阳
我们这一届学生是1983年秋季入学的，毕业于1987年。2017年10月，趁着毕业30周年之际，当年一起学新闻的同学在杭州又欢聚一堂。与往次相聚不同的是，毕业30年的重聚，更多了一层对母校的深切回忆。虽然离开母校30年，但那种潜藏在心底的印象，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相反，在秋日的阳光映照下，变得更加熠熠生辉。
谁说历史的底片就一定是暗淡无光的呢？30年后的我们，虽然华发已生，容颜亦改，但从进入母校校园那一刻起，心就仿佛回到了青春岁月。
我们是当时的杭州大学恢复新闻教育后招收的第二批学生。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国家踏上新的征程，一切似乎都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觉。而传媒作为时代的号角，其自身也正从单调乏味转向生意盎然。
当时，杭大恢复的是新闻专业，隶属中文系。我们1983级新闻班共招收20人，与中文系其他专业（除古典文献专业）一个班四五十人的规模相比，人数明显偏少。这可能与新闻专业刚恢复不久有关。虽然人数少，但在整个中文系甚至学校，新闻专业还是很受瞩目的。因为，那时记者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见官高半级”是老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话。不管它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记者这份工作为不少年轻人所向往或羡慕，那是不争的事实。
也许是出于对未来职业的期许，也许是在选报专业时就掂量过自身的性格因素，新闻班的同学一进学校就显得比较活跃。我记得入学后不久，班上就有同学发起徒步铁道行，打算沿着沪杭铁路走到上海。
在中外新闻史上，记者长途跋涉采访的故事并不少，比较著名的有范长江的西北行、斯诺对延安的考察等。完成这样的使命，不仅需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更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这些同学在入学前显然从不同途径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他们想用长途跋涉的方式来向新闻界前辈致敬，并从中锻炼自己的心志。
那天，我有事刚巧去中文系学生会办公室，两位系学生会干部正议论此事，说新闻班有同学要开出行证明。“这种证明我从没见过，怎么开呢？”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有些踌躇，但最后还是开了证明，参加活动的同学也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征程……
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身上似乎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气质，这一方面可能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理想主义教育的某种积淀；另一方面，对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未来职业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无形中也在召唤大家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为胜任这个职业做准备。
为未来做实际操作上的“准备”，不惟学生自己，这种思想就是在学校教学中也很浓厚。实事求是地说，杭大从1982年恢复新闻专业招生后，教材和师资在短暂的时间里，都还在进一步调整和充实之中。尽管如此，从系里到学校都在想方设法从各方面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创造条件，尽可能让同学们多具备一些技能。
比如说学电脑。20世纪80年代初，电脑还是个稀罕物，而我们的教学计划中就有专门的电脑课程，还安排到计算机系的机房里去上课。那时候的电脑并没有像现在的Windows操作界面，更谈不上中文操作系统，老师给我们上Basic语言编程课，我感觉像坠入云里雾里。但大家还是坚持认真学，要拿到学分最后还要通过考试……当时，有的课甚至看起来与新闻写作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如书法课，更偏向书法美学，授课的老师还是当时全国硬笔书法大赛的夺冠者。
大学四年，我们的课程分成两个阶段，前两年是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一起上课，学的也是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等中文系的基础课；后两年才真正进入新闻专业学习，所以我感觉自己对新闻学方面的知识似乎了解得不够深入。这个感觉不仅我本人有，在与其他同学的交流中也有所印证。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新闻专业刚恢复不久，教学资源还在积累过程中。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是从全国来看，真正的新闻学研究也正处于百废待兴中，无论是新闻学专著还是专才，都显得青黄不接。
在这个大背景下，杭大当时对新闻专业的教学计划安排，从我这个已毕业30多年的校友眼光看，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还有一定的超前意识。
为什么这样说？这次毕业30年同学会，在座的同学做了一个有趣的席间小调查，结果是，现在仍留在新闻岗位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数刚好一样。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转战其他行业的同学，很多也做出了不错的成绩。我想，这与当年杭大新闻专业在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注重培养大家实际工作能力的教学理念不无关系。这是有事实依据的。说实话，当年的杭大新闻专业在一些老牌新闻教学单位中，并没有给人“高大上”的感觉，但教出来的学生却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相信很多人从其他渠道也会有所了解。(www.xing528.com)
就我们这届新闻专业的学生而言，刚入学时，学校曾为我们举办过大量讲座，不少媒体的负责人都来学校做过报告，有的甚至来自境外，如中国中国香港《文汇报》的前总编辑。这种来自实践一线的讲座，内容新鲜、生动，是对学校日常教学的很好补充。
与此同时，学校还为我们创造了不少接触社会的机会。大概是在1985年，杭大新闻专业在校内成立了“西湖通讯社”，聘请一些社会相关人士做顾问，还向学生发了记者证。这本记者证是黑色皮套，上面端端正正地印着宋体的“记者证”三个字，其风采似乎并不输给那些大媒体的记者证。这本记者证让其他专业的同学很是羡慕：“以后买车票方便啦。”这是他们的第一句评价。不过，后来也没听说过新闻专业的同学真用这本记者证去买车票，到校外采访时倒是用过。
对新闻采访，同学们本来就充满期待，而办起了通讯社，有了记者证后，不用等到毕业实习，大家的工作热情就迸发了出来。记得那时，“西湖通讯社”定期出版油印稿，每一期像一本薄薄的杂志，供在杭媒体参考、选用。
刚从象牙塔里出来，遇到挫折是难免的，我本人就有过教训。当时为了抓个惹眼的大新闻，一位1982级新闻班的学长邀我一起去采访“大众电视金鹰奖”（1988年更名为“中国电视金鹰奖”）的消息。在电视刚刚普及的年头，这个奖在全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该奖的评定主办方恰在杭州，就是《大众电视》杂志。
我们两人吭哧吭哧骑着自行车直奔坐落在灵隐白乐桥的杂志编辑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女编辑。大概是受益于当时人们普遍对媒体的尊重，我们两个初出茅庐的新闻专业大学生，居然在当年的“大众电视金鹰奖”颁布之前，拿到了获奖名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四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吧），这可是如今一些“娱记”拼尽关系都难以做到的事！
弄到一个大新闻，把我俩高兴坏了，相关消息很快由“西湖通讯社”发布油印稿并送杭州的一些媒体。后来“大众电视金鹰奖”正式颁布，与我们事先抢发的名单相对照，存在个别的出入。事后才知道，获奖名单在颁布前夕，由于种种原因，有关方面对个别获奖单位做了调整。
大新闻存在差错，我们两个也挺紧张的。杂志社那位编辑老师对我们也挺关心。那天，她下班后知道我们的稿件已经油印，赶紧约我去她家，询问我们这一举动是否会受到学校的处罚而影响毕业……如今30多年过去，我没有再见到过这位老师，但我始终心存对她的感激。离开大学后，我自己也有机会带新闻实习生，我对他们都是一腔热情，这可能与那位编辑老师的影响有关吧。
对于“大众电视金鹰奖”消息出现差错，学校方面对我们并没有苛责，更没有以此来为难那位学长和我本人。新闻专业负责人向我们表达了态度，大意是：报道新闻是件严肃的事。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工作中出现差错是难免的，但一定要接受教训。他要求我们将此事了解清楚，看看以后怎样避免出现此类失误。
说实话，母校这种包容，让我们两个当事人都感到了温暖。包容，与允许试错并不完全一样：允许试错，带有居高临下的色彩；包容，则融进了一种理解，更显示出人性的关怀。
毕业30多年了，母校在我们心中既遥远又亲近。去年金秋的同学会，大家穿着印有当年新闻班字样的红色T恤；重回母校，还专门去食堂吃了一顿学生餐……
这一件件红色T恤引来校园内许多年轻的目光。是啊，与你们一样，我们也曾经年轻过，这个校园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和梦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与母校一起分享未来那更加成熟的岁月呢？
蒋卫阳，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3级本科生，现供职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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