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新闻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实习中的重大突破！

夏庆成

在大学期间，实习时间尽管不是很长，但对人生的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有些同学分到一个好的实习单位，遇到好的领导、好的指导老师，从此改变人生轨迹。诸如那些后来在新华社工作的同学和学友，大多有在新华社实习的经历，不得不说是在实习的时候就打下了基础，结下了情缘。

1982年9月，我成为杭州大学中文系首届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我们主要学习文学专业的知识，直到大三以后才开始上新闻采编的课程。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至少有过三次实习机会。第一次，是和几个同学到省广播电台实习，好像是利用课余时间去的。大家初出茅庐，采访一些单位领导或公司老总时会显得有些腼腆和胆怯。但有件事我还是记忆犹新。为了能收听到自己采写的稿件，我专门省吃俭用，花了19元钱，去杭州解百商场买了一个小收音机。此后，每当晚上10点或早晨听到自己的稿件被播出时，别提有多高兴。第二次，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是上报告文学的俞月亭老师带队的，全班40个同学赴衢州化工厂实习。这期间，我相信有件事班里的同学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与衢州化工厂女子足球队的那场比赛。赛场上，巾帼不让须眉，我班男同学根本不是她们的对手。下半场，因为老何同学的眼镜被踢飞了，能踢几脚球的男生都上了，最后甚至把我这个篮球队员也替补上去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足球比赛。第三次，是我最难忘的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实习，从1985年的暑假起，我和沈爱国、童惠敏、宋梅等7位同学开始到杭州日报社实习。

我被分在位于国货路的老杭报一楼的群工部，与指导老师卢贤松、吕庆生坐在最西侧的办公室。实习第一天，报社就发给我们每人一本盖有杭州日报社大印的绿色采访证。为了更好地实习，我顾不得家境困难，硬是向父母要了一百多元钱，跟同学们一起到杭州自行车厂购买了一辆梅鹤牌自行车。群工部的工作，主要是处理读者来信、来访，从中发现一些新闻线索，走街串巷做一些社会调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当初，我很羡慕沈爱国同学，他被分在范育华老师所在的文教部，出稿率相当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的稿件。而我在群工部往往要做一些批评性报道，审稿程序复杂，既费时又费力，有时还吃力不讨好，稿件见不了报。有一次，有个女孩来信投诉：她买了一双杭州某品牌企业的高跟皮鞋，没过几天后跟就脱开了。指导老师叫我去核实一下，我就根据电话在西子湖畔一家高档宾馆找到了那个女孩，了解情况后就把那只皮鞋拿到老杭报附近的鞋店门市部，店主坚持认为是客户使用不当造成的，不予退货或调换。回到报社，指导老师让我找一家权威机构检测一下。于是，我又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到绍兴路浙江塑料实验厂旁边的一个质监站。当时这里是城郊接合部，挺冷清的。质监站的一位科长接待了我。因为当时检测设备落后，又耗时又不准确，这位科长建议我不如直接去找厂方领导协商。后来，我又去找了皮鞋厂领导，一位销售经理同意调换这双高跟鞋，但是让我答应此事不能在《杭州日报》上报道，以免影响厂家的声誉。

在群工部当记者不仅辛苦，而且有风险，但也很容易出名。当年曾带我出去采访的王青、万润龙、徐勋风等记者在杭州都是很有名气的，他们的敬业精神很值得我学习，令人敬佩。实习期间，除了处理来信、来访，我更多地是要独自出去采写一些调查附记和汇报。20世纪80年代，杭州的摩托车是很多的，可谓是横冲直撞，我在实习时发表的第一篇较长篇幅的调查汇报就是“摩托车为何肇事多”的案例分析，为以后杭州城里禁止摩托车通行起到了参考作用。还有一篇影响较大的报道写的是某建筑队野蛮施工的问题。群工部收到上城区某小区几十个居民签字的联名信，反映某建筑工程队施工噪音扰民。初生牛犊不畏虎，我接到任务后，就深入居民区调查。稿子小样打出后，我直接找建筑队审核，建筑队负责人就是不肯签字，在请示群工部领导后，还是将这一稿件刊登出来了。尽管包工头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在事实面前还是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措施改正错误，文明施工。

在日常工作中，实习指导老师和蔼可亲，但在一件事上我还是吃了批评，让我至今受益匪浅。那天清晨，杭州飘着大雪，马路上结了冰，骑自行车很容易滑倒。同寝室的同学都在睡懒觉，不到实习单位去，我起床也晚了，到报社已快吃午饭了。在办公室，从来没有见过卢贤松老师那么严肃。他说：“小夏，当记者是不能偷懒的，要吃得起苦，越是天寒地冻，气候恶劣，越是容易出新闻。自行车不能骑，你就是走路也要早点走过来准时上班！”我知道自己错了。那天群工部的记者都早早地来了，各自领到任务分头采访，第二天出了一组抗雪防冻的综合报道。(www.xing528.com)

转眼元旦过了，我们的实习临近结束。有一天，群工部的负责人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有没有去过千岛湖，有封读者来信需要我去调查一下。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首次单枪匹马地赴偏远的淳安山区采访，从杭州坐公交到建德，再从毛竹林码头坐船到排岭，朝发夕至。来信反映的是千岛湖山林盗伐严重问题。我拿着介绍信找到了新安开发公司，在公司保卫科长的陪同下，第二天就坐船到各个岛屿实地察看。当时，很多岛都没有开发，岛上人烟稀少，有的岛只住着夫妻俩。从现场情况看，林木被盗情况确实很严重，有的岛靠近水边的碗口大的树木成片被盗。晚上，我来到界首群岛，这里的林场住着20多个人，姓章的站长竟然是我的富阳老乡。他乡遇故知。他和保卫科长非要我一起喝酒，三个人边聊天边喝酒，不知道喝了几瓶竹叶青。我不知道外面露天空地上在放什么电影，不知道自己有无失态，喝完酒就倒在床上睡着了。这或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醉酒吧！好在第二天起床头脑还算清醒，没有耽误采访的大事，我继续与保卫科长走访了几个小岛，便回到了排岭镇。临走前，保卫科长还专门从冷库取来两条包头鱼，一定要以员工的内部价卖给我，说是可以拿回家过年。回到报社，我写了将近2，000字的调查汇报，稿件直到实习结束后才见报，也算是为保护千岛湖的绿水青山尽了绵薄之力。

实习生与报社领导合影（后排右五为作者）

实习结束时，我们7个同学与报社领导以及相关部室的负责人合影留念。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张黑白照片。毕业后，7个同学各奔前程，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做了媒体总编，也有的自主创业。一位姓陈的同学，实习时出了车祸，却因祸得福，留在了杭州的浙江交通报社工作。我因为当时户籍不在杭州城区，分配工作时没能留在杭州，但是后来还是与《杭州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1987年3月至1994年，我到了富阳县委报道组（杭报记者站）工作，积极为《杭州日报》写稿，出过一些好稿，上过几次头版头条，评上过几次优秀报道员。2003年底，富阳日报社加盟杭州报业集团，我就真正成为集团大家庭的一员，一直奋战在采编、经营和党务岗位上。

回忆过去，大学实习阶段尽管只有短短的半年，但它对我人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相信，像我一样，同学们对实习的青葱岁月，都会有许多的回忆，它对走好人生的道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夏庆成，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2级本科生，现为《富阳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