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校园生活：从未离开

沈爱国

1982年的初秋，不满17岁的我，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坐了4个半小时的轮船来到杭州，又坐上学校的大巴，从武林门码头到杭州大学报到。我没有想到，自己真的就此告别了那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的乡间上学路；我更没有想到，走进这座大学的校园，一待就是36年，从未离开。

最前面的4年，我是杭大新闻系的学生。后面的32年，我是新闻系的老师。

其实，当时我就读的专业，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我们班的同学一般被称作杭大首届新闻专业的学生。严格地说，这个首届是指“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闻专业本科生。在这之前，1978年，有过两年制的专科，即中文系新闻干训班。直到1982年，学校才招了我们这一届4年制全日制本科生。

上大学之前，我对新闻专业一无所知。在小城镇的中学里面，老师的选择、判断、兴趣对学生的影响很大。高中阶段，我的数学、物理成绩很差，化学还可以，但语文总是班里第一、年级第一。所以，语文老师对我特别好，不断地鼓励我。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知道自己上线了，但是对于如何填报志愿，简直就是两眼一抹黑。父母都是农民，也是一窍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我就向最喜欢我的，也是我最钦佩的语文老师求助，让他帮我参谋参谋。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叫张炜，是个“文化人”。他在县委报道组干过，知道杭州大学第一年招收新闻专业学生。他觉得我的写作水平高，就建议我报这个专业。他说，你这个分数进杭大这个专业，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他也知道如果学新闻的话，复旦大学更好，但是他说上复旦这个分数肯定是不够的。

在此之前，我对杭大是什么，对杭大中文系是什么样子，一点都不知道。农村里的孩子，在高中阶段就是一门心思埋头读书，直到考上大学，才开始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打开一扇窗，让他们来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我当初选择专业时的真实状况。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选择了中文系新闻专业。

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班上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还是很大的。班里我最小，是应届生考上来的。大部分同学比我大两三岁，最大的三名同学，比我大6岁。他们中，有些高中毕业后已经在社会上参加过工作；有些在农村务农，是一边上班或干农活、一边复习参加高考的；其中有些同学还考了一两次甚至三四次，这些同学在知识学习能力方面，有时候可能不如我们年纪轻的。所以大学4年，我都是班里第一名。现在是女生成绩好，而我们那个时候，班里前几名全是男生。但是，从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这个角度来说，这些老大哥比我们要见多识广。有些在我们眼中很稀奇、很新鲜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很稀松平常了。那个时候的大学，一个寝室有8个人，同住一个宿舍的大哥们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在潜移默化中引领着我们，为我们尽快地成熟起来提供了很多帮助。

当时杭大新闻专业只有一个班，具体排序名称是中文系1982级4班，前面三个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我们前两年的大部分课程，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文学写作等，都是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一起上大课，三年级开始才逐渐接触专业课。

新闻专业的老师人数不多，师生关系也比较密切，互相之间都比较了解。教我们新闻采访课的邬武耀老师，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是菩萨心肠。我知道后面好几届的学弟学妹在学习上、生活中遇到一些困惑或者难题，都喜欢去找邬老师帮忙。特别是在学生实习和就业阶段，邬老师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学生争取最优的方案。

1986年7月，我毕业留校，9月份就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进修研究生课程。我把所有的铺盖都带到了北京。寒假回来过年，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我要在杭州逗留10天，竟然无处落脚。我当时每个月只有57元的工资，根本不可能去住招待所。第一天，我找到一位杭州籍的同学，在他家挤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去体育场路杭大教师宿舍看望邬老师，顺便讲了一下当下的生活窘境。邬老师二话不说，让他的小儿子晚上住在单位宿舍，不要回来，把房间留给我，我一住就是9天。每天早上起来，师母已经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今天肉包、豆浆，明天大饼、油条加稀饭，让我真正尝到了老师“待生如子”的滋味。

从北京进修回来后，我开始当邬老师的助教。作为新闻采访写作课的后备师资，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资料，认真备课。1988年上半年，原来教消息写作课的老师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杭大，这门课就由邬老师接了下来。其中有一个章节是“消息导语的写作”，一共两周的课，每周三节，邬老师让我顶上。其实他就是想让我接班。(www.xing528.com)

我记得是一个学期中间的某一个下午，在东临302教室，讲台底下坐着的是合班听课的1985级和1986级新闻专业两个班级的同学（他们是我的学弟、学妹，平时非常熟悉，经常在一起玩）。我用极快的语速，把原来准备讲三节课的内容，不到两节课就讲完了。幸好此前邬老师提醒过我，每次上讲台，至少应该准备两周的课程内容。我只能把后面要讲的内容挪上来，以解燃眉之急，然后重新准备下周的讲义。

多少年以后，每每说到当年我在讲台上的“处女之作”，1985级、1986级的同学都会“不怀好意”地描述：沈老师两眼不敢直视听众，双颊潮红，语速快得简直飞起，根本不管下面的学生有没有听清楚。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才突然想起来需要课间休息一下，让大家上个厕所……而我总是脸皮很厚地、坦然地说：谁没有过第一次啊？你们看看，我现在面对一个礼堂的人，在台上讲得眉飞色舞，什么时候怯过场啊？

这一轮试讲过后，我正式接过了消息写作这门课。1987级新闻班，不仅是我唯一完整地带满了4年的班级，也是我系统地讲授消息写作这门课的试验田。1987级新闻班的同学，至今对我讲的一些案例材料念念不忘，对我这个班主任真是无比支持和认可。

邬老师退休以后被返聘。某一天晚上，他在给中文系同学讲授公文写作时，突发脑出血，倒在了东一425教室的讲台上。他在医院昏迷了很多天，我们几个年轻教师轮流去陪夜。那天晚上，我亲眼见证了神奇的一幕：他的生命体征一直靠仪器维持着，呼吸平稳，心电图的曲线正常。但当他的大儿子带了孩子从宁波赶来，孙辈扑上去在他耳边大声地呼叫“爷爷”“爷爷”时，邬老师的心电图曲线出现了巨大的波动。我们以为将会出现奇迹，可惜最终还是回天乏力。

邬老师去世后，我完全继承了他的衣钵，把新闻采访课也接了过来。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这两门新闻专业的主干课，我一讲就是将近30年。我不仅继承了邬老师的课，更是继承了他对学生视同己出的一片爱心。

一开始，因为我跟学生的年纪差距不大，很容易与他们打成一片，在课堂上也很有亲和力，学生就比较认同我，很欢迎我去他们那里聊天交流，一起喝酒，一起打牌，关系非常密切。1993年以前，新闻系每届都只招一个班，人数不算太多，所以每个学生的名字，我都能叫出来。他们的籍贯和家庭情况，我也了如指掌。后来新闻系逐渐增加到新闻、广告、广电三个专业，总人数接近或超过一百，我就很难认全了。但每一届总有一半左右的同学，能够和我保持经常的联系。

因为对学生情况熟，与他们交往多、感情深、互动频繁，我能够第一时间从他们那里获得鲜活的教学素材和案例，也可以把他们请进课堂，把优质的业界资源无偿地带进课堂。这为我的业务课教学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多年来，我也成了我们系与业界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之一。从1988年开始，我先后去过新华社浙江分社、钱江晚报社、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和记者们一起写稿子，累计发表近千篇报道。我还先后担任《小商品世界报》《浙江青年报》的兼职副总编辑，时间长达5年；在华数资讯频道主持新闻评论栏目《天天时报》有两年半；担任浙江省好新闻奖评委15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在这里，我们新闻系和本地媒体的联系，可能会少一些。

两年前，我在一次聚会上碰到好多大学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是本地媒体的“大佬”。他们对我说：现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黄金年代已经过去，江湖地位每况愈下，真羡慕你在大学教书，享受着充分的自由。

我想想，他们说的也对。高校与外界比起来，空间的确要大得多，尽管财务自由不在其列。既然如此，我估计这辈子也不会离开老师这个职业了。

沈爱国，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82级本科生，2001年获浙江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现任浙江大学新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