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宋王朝还只是在广州及两浙路的杭州、明州（今宁波）置市舶司“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6]到了北宋后期，由于泉州港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才正式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此后，泉州市舶司，就与两浙路市舶司及广南市舶司，并称为三路市舶司。
但是，泉州市舶司从开始设置后，时废时复，有时由转运使兼领，有时归提茶司经营，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提刑司也一度插手管辖。直到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才复设专们市舶官，从那以后，才停止变动。[7]这因宋金战争，宋室南渡，为了弥补北方沦陷带来的财政损失，南宋政府极力提倡对外贸易，泉州就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迅速繁荣起来，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泉州没有受战争的破坏，海外贸易可以正常发展。
1127年“靖康之难”，使赵宋皇室被迫避兵于东南，成为地蹙一隅的南宋政权。其经费不但不减于昔，且因军事对峙，交付“岁币”而益形支绌。在这种特定形势下，海上贸易的收益，便格外地重要起来。宋高宗明谕：“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所以留意于此。”[8]又谕：“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9]皆说出政府重视之由。财政的需要，促使南宋政府格外悉心地经营泉州。
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诏罢两浙市舶司。因为“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实宜，惟两浙冗蠢可罢。”[10]这里明确泉州取代了历史较悠久的二港——明州、杭州，独与传统大港广州并立，从这就反映南宋政府经营泉州的决心和泉州地位扶摇直上。
（二）宋朝南迁，使泉州成为较靠近政治中心的城市，这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尤为有利。当时，泉州离“行在”（南宋都城临安，今属杭州市）比广州近，按当时纲运，泉州至行在“三月程”，而广州至行在要“六月程”。由于泉州具有这样优越条件，因此，到了南宋中叶，泉州逐步走到了广州前面，而居全国首位。当时，国家从海外进口的物资，大部分是香药宝货等奢侈品。这类物资有许多是专供宫廷和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享受之用的，京城是政治中心，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集中地。靠近政治中心，就是靠近海外进口的香犀珠宝等货物的消费中心。因此，统治者总希望市舶口岸，尽可能靠近京城。宋廷南迁，政治中心移到临安。两浙路各港口，既由于宋金战争的影响，海外贸易不容发展，泉州就成了一个既靠近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又有条件发展贸易的港口。泉州的海外贸易得到南宋统治者的格外重视和积极经营，也就是必然的了。(www.xing528.com)
（三）按南宋规定，海外商船入口后，经市舶司“照条例抽解和买入官”外，其余物货即允许商人从便货卖。[11]南宋时，福建是南宋王朝的大后方，宋廷两南宗正司都移入福建，大批皇族定居在福州、泉州、还有许多“大大夫避难入福建。”[12]主要供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享受的海外香药宝货，在福建地区就有了更火的销路。这不能不是吸引海外商人到泉贸易的一个因素。
（四）由于宋廷的南迁，杭州成为当时国内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国内珠犀宝货的最大销售市场，而泉州由于距杭州近，则是杭州海商转贩海外宝货的重要市场，又是江浙海商转海出洋的主要港口，海外贸易自然也会更加繁荣。
泉州港在南宋时，海外贸易所以能迅速发展，还由于南宋时江浙和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泉州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出口物资。
据《诸蕃志》所载，经泉州港输出的产品，种类比前大大增加了，绝大部分仍是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在瓷器、丝绸这两项传统出品货物，以及《宋会要》所列举的北宋时期各种输出品之外，还出现很多新货物，如酒米、粗盐、网坠、乌铅、铁鼎、铁针、绢伞、腾笼等等。
从这说明宋金战争和宋廷及皇室南迁，是泉州港在南宋时崛起的重要政治因素。闽、浙制瓷业的发展和福建地区盛产铜、茶等物产，则是泉州港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经济因素。泉州既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有利的政治条件，有销售舶货的广阔市场，当地又有丰富的物产，可供海商贩运出口，泉州的海外贸易迅速赶上并超过广州，成为中外海外上交通的重要门户，也就势所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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