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南外宗与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作用

南宋时期，北方金人入侵，兵祸战乱，使江、淮、两浙地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对外贸易港口也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

北宋时期，广州、杭州、明州均置市舶司，成为“三司”，掌握海外贸易十分之八九，尤以广东为最盛。

南外宗迁入泉州后，政治中心又移至临安，泉州港运入的大批海外奇珍和最大的购买力集团不仅拉短距离，而且皇室互相沟通。而杭州、明州遭到战火威胁一蹶不振，泉州港遂取代了杭州、明州的地位；南宋中叶更超过广州而居全国首位。绍兴末年泉州、广州两市舶的净收入增至两百万缗，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阿拉伯商人普罗辛来泉卖乳香价值三十万缗，蕃商有发海舶八十艘者，死后家中尚有“珍珠一百三十石”。庆元间提举市舶司的赵汝适著《诸蕃志》，记载着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亚非国家有五十八个之多。

宋朝廷对泉州市舶资本的大力支持。建炎二年（1128年），朝廷付福建度牒，师号二十万贯，付两浙十万贯，充市舶本钱。南宋前期度牒每道约三十贯至二百贯，师号稍高。到了乾道三年（1167年），朝廷又从福建泉、漳、福、建等州和兴化军的上供银内，拨出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泉州市舶本钱又再度提高。由于朝廷组织行政机构和财政上的支持，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持续发展，海外贸易急速增长，泉州港迅速崛起。

泉州对外贸易和泉州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和整个东南沿海几个省和周围几个县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出口提供商品有密切的关系。单在闽南一带，自唐至宋已逐渐形成泉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腹地。农业生产经济作物如桑麻、木棉、苧葛、甘蔗、荔枝、龙眼等。手工业制品如陶瓷、造船、纺织、冶铸等，都随着海外贸易的需要而发展变化。

唐时泉州每年要向朝廷纳贡木棉、土布。宋代，植棉纺织进入全盛时期，改进了纺织工具，出现了脚踏纺车，印染技术也大大提高。并出现纺织商品专业户。丝绸棉布的大量出口，在欧洲、亚洲、非洲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条航运线就是后人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www.xing528.com)

福州郊区南宋黄升墓，出土一批纹丽质薄的丝织品，丝品上有“宗正纺染金丝官记”字迹，证明这些纺织品和宗正司有直接关系。黄升的父翁，先后任过泉州市舶司、南外宗正司职务，这些丝绸制品就是当时提供皇室享受和出口贸易的商品，也就是蜚声中外的“泉缎”的实物见证。

其他如瓷器生产，造船等都为诸蕃所需求。

在政治上给予泉州“存恤远人，优异推赏”的特殊政策，如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市舶司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宋史·食货记》）。大食蕃客普罗辛得补承信郎。再如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使者和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要上京进奉，朝廷都“诏免赴阙，馆于泉州”。这些措施，大大促进海运丝绸贸易。

宗室在泉州多了，对蕃舶征收的税钱，一部分就截留为支付宗室的奉给，但如廪给不如期付时，就会增加当地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宗室中人也不是人人都守法、持正，有的流为猥贱，甚至抵法冒禁，夹势为暴都有。但这些现象和南外宗移泉州对泉州所起的促进作用比较，无疑是属于支流。至于为非作歹者不是设南外宗的产物，如广州并不设南外宗或西外宗正司，而广州官吏对外商的侵渔，有时比泉州更甚。大食蕃客普罗辛在泉州和广州的不同遭遇就是典型事例。普罗辛在绍兴元年（1131年）载运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角三十五株到广州，价值五万多贯，广州市舶司不但没有给于官职，却肆意克扣其本钱，且讼久不决，直至下诏御使同王师心往广州问询；中间地方官又施展诡计，拖直到绍兴四年才拿到本钱，普罗辛用这些本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布帛欲回，不料七月初又被武装强盗上船劫走，还砍伤蒲罗辛及其蕃仆，而普罗辛于绍兴六年招船舶到泉州，却得到承信郎的官衔。

自泉州设市舶司至宋末，市舶司提举有104人，市舶司监务10人，干办11人，其中宗室提举9人。在这9人中有明显政绩载于志书上的就有6人，说明南外宗在整饬泉州市舶方面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