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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衿案:君权吏治的反思

时间:2023-09-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体究”赵令衿受贿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赵令衿“诽谤”,且“语及丞相”。由此可见朱熹在同安前期的韬晦之策与压抑情绪,与赵令衿案密切相关。此后,整顿吏治,防止大臣、近习弄权,以及限制君权成为他终生执著抗争的政治目标。从初仕泉州到“庆元党禁”的四五十年间,朱熹最初透过“赵令衿案”反思南宋吏治,在讲学时向诸生“策问”,其后一次又一次地向最高统治者进言抗争。

赵令衿案:君权吏治的反思

秦桧生前大肆搜刮民脂,积资之巨,史家早有定评。“体究”赵令衿受贿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赵令衿“诽谤”,且“语及丞相”。因此,秦桧玩弄权术,对傅自得拉拢不成,反为疑忌;用傅究赵,是以疑人打击异己,傅自得若能为其所用则报以高官厚禄,若忤其意则趁机罢贬之,可谓一箭双雕,手段毒辣,用心险恶。傅自得终因赵案被罢官,随之又被流放融州(今广西境内),后转侧潮州,直至乾道间复起用。

秦桧为相,权倾一时,其党羽遍布各地。曾仕泉的主战派、正直的士大夫几乎都遭打击。傅自得与赵案的残酷现实对初仕的朱熹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慑于秦桧的政治高压:“猜”暴叵测,故家大族一罹飞语,无不糜碎。”[10]朱熹在《策试榜喻》中对学生劝诫说:“若夫朝廷之事,则非草茅所宜言。而师生相与之诚意,亦不当数见于文字之言论也,二三子慎之。”[11]由于前鉴,其深层意识与私下言论,不能直接诉诸文字而受人以柄。由此可见朱熹在同安前期的韬晦之策与压抑情绪,与赵令衿案密切相关。

绍兴二十五年(1158年)十月秦桧一死,其党羽纷纷被罢逐。朱熹在讲学之际给学生出的一道策问,对南宋朝廷的吏治腐败的反思不再隐晦曲折,而是直言不讳:

问:台谏,天子耳目之官,于天下事无所不得言。十余年来,用人出宰相私意,尽取当世顽钝嗜利无耻之徒,以充入之,合党缔交,共为奸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职;又下明诏,以申警之。士怀负所学以仕于世,至此可谓得所施矣。而崇论弘议,未能有听闻于四方,何耶?今天下之事众矣,二三子试以身代诸公而任其责,以为所当言者,何事为大?[12]

以一县主簿,言台谏用人之弊,朱熹敏锐地洞察秦桧党同伐异所造成的恶果。他对于治国之君必须广开言路——崇论弘议,“听闻于四方”的思考,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深谋远虑。此后,整顿吏治,防止大臣、近习弄权,以及限制君权成为他终生执著抗争的政治目标。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秋八月,朱熹在应诏所上封事中,称朝廷为君权吏治的“本原之地”,谓四海利病,斯民休戚,系于“守令之贤否”,而监司则为守令之纲,朝廷为监司之本,对于贤不在位,从朝廷宰执、监司、郡守直至县令结成张官官相护、层层朘剥的巨大关系网,则认为是极大的隐患。他问新君赵昚:

今日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相台谏之亲旧宾客乎?其失势者,陛下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矣;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13]

这是朱熹第一次向皇帝进言,俨然有几分“帝王师”口气。“岂无其人”实有所指,足见其不畏权贵的道学胆识,也为他日后卷入政潮埋下伏笔。他又有“惟以正朝廷为先务,则其患可不日而自革”之论,所谓“正朝廷”实则是要“正君心”,其深层意义在于限制君权。然而,当时朱熹仅是一个“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管庙,有禄无事,住所听便,利于专事学术研究和讲学教育活动),虽已有“程门”传人的名声,但还是官卑言轻,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入都奏事,第三札言内修政事,直指孝宗宠信佞臣的君过:致使“谏诤之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14];淳熙七年(1180年)庚子封事,以倡道救世为己任的朱熹,用淋漓之笔批评赵眘宠信曾觌、王抃等近习权倖:

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态,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土之谠言,而安于私晢之鄙态。下则招集天王大天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使陛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为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15]

戊申(1188年)延和奏事,他面责赵眘亲宠内侍甘惇,痛斥“累年窃位盗权之奸”王淮。鉴于王淮表里台谏排击异己的教训,以及龚茂良受小人语聊冤屈致死事,再次批评赵眘不知悔悟的致命弱点;被论者称为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的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解剖”[16]的戊申封事,所陈天下六大当务之急,其中“选任大臣”摆在仅次于“辅翼太子”的位置;当垂暮之年的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作为“帝王师”入侍经筵46日之际,其所面陈四事,以第三事论“朝廷纲纪”最为尖锐,即抨击赵扩的独断与韩侂胄的弄权,并提出限制君主专制的更革措施。然而,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外:绍兴间秦桧弄权,控制台谏,陷害忠良,朱熹父朱松等一批正直的士大夫遭受打击;而庆元间韩侂胄擅政(光宗晚年卧病不能视朝),同样利用台谏作为工具,纳结邪恶,制造“伪学之禁”,打击朱熹和散于各地的朱氏门人。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党禁的阴霾中去世。而韩侂胄则因倡“开禧北伐”,逞“立功自固”的一念之私,失于审时度势,落得个兵败误国戳身的下场。

从初仕泉州到“庆元党禁”的四五十年间,朱熹最初透过“赵令衿案”反思南宋吏治,在讲学时向诸生“策问”,其后一次又一次地向最高统治者进言抗争。他后来的限君思想已升华到更深层次,触及君主制度本身的改革。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中心

【注释】

[1]《朱熹集》卷九八,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12页。

[2]《朱熹集》卷九八,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13页。(www.xing528.com)

[3]《朱熹集》卷九八,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13页。

[4]民国《南安县志》卷四六,《金溪泛舟序》。

[5]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四,《学校志》。

[6]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四,《学校志》。

[7]岳珂:《桯史》卷一一,四库全书本。

[8]楼鈅:《攻媿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状》,四库全书本。

[9]楼鈅:《攻媿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状》,四库全书本。

[10]《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朝请大夫李公墓碣铭》。

[11]《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策试榜喻》。

[12]《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策问》。

[13]《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

[14]《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三》。

[15]《朱文公文集》卷十三,《戊申延和奏札》。

[16]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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