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南外宗与泉州：为朱熹后来的挑战提供镜鉴

作为通判的傅自得，为守护文庙州学（尊孔读经）这一地方儒教之载体，以“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处理穆斯林商人建寺，除了其正直与清白之外，还有诸多更为深层的原因。

首先，傅自得也深信风水祥瑞，其个人文化价值追求使然。他题文庙大成殿之《夫子泉》道是：“此泉与皂荚、芙蕖并瑞。图谍按五季间庙有皂荚，本州人举进士，视其生之多寡以为验。梁贞明中，忽生荚，有半人，莫测其祥。是岁，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颖学究出身。后唐同光中，仁颖亦进士及第，半荚之枝遂生全荚。”^[5]皂荚树所结的皂荚（亦称皂角）、荚藻（荷花的古称）与“夫子泉”并瑞，生长之多寡被视为地方上科第人文兴衰的征兆。从傅氏所题，足见其寄托于孔子庙堂的深厚情感。

其次，作为已“连佐两郡”的地方官，傅自得对百余年来州（府）学迁复的历史变迁与泉州士林守护文脉的文化心理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地方文化价值取向的经验教训使然。1150年，他的岳父李邴（曾位居宰辅）与“善属文”的张读（曾知兴化军、官至直讲）两个地方上极有影响的人物，联手撰写了《泉州重建州学记》^[6]，树碑勒铭，字字千钧，严厉斥责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将州学“迁而西之”的郡守高惠连，极力讴歌于绍兴六年（1136年）出知泉州、重建学宫的刘子羽（朱熹的父执、朱松入闽投靠主战派之核心人物）。过去近150年的历史证明，由于尊孔读经与地理选择已深深地积淀于缙绅士子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上，“即庙建学”、“左学右庙”（《闽书》作“左庙右学”）是该时代的必然选择，谁背离这一选择，就会为泉州士林所不齿。因此，殷鉴未远，如果谁让外国商贾在孔庙之前建寺，破坏泉州缙绅士人的风水情结，将会受到地方士林的千古唾骂。

再次，作为学贯经史的儒者，在处理中外不同信仰之文化冲突之际，对于重大是非问题，选择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实践证明，傅自得之判决为后来治泉者树立了榜样。考南宋外国人之城内杂居，如广州“番禺有海獠（航海而来之蕃商）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定居城中”^[7]；泉州也有“蕃商杂处民间”^[8]。可见外国商贾居住在本土城内，乃地方官不干涉或默许之结果，非国家法律所允许。由于蕃商杂处民间，以前的地方官员，对蕃汉纠纷中的不法外商，常用阿拉伯人的习俗，“以牛赎罪”。因此，蕃汉争讼频频发生。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出任泉州知州，严正地说：“安有中国而用番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9]此后，蕃商有所惮惧，犯禁者遂减。(www.xing528.com)

初仕闽南泉州的青年朱熹，除了与傅自得结为忘年，与名儒陈知柔，以及李邴之子李缜也有深交。因此，谙究中外不同信仰之间“文化接触”的社会原因与复杂过程。因此，由于“胡贾建层楼”事件引发傅自得与赵令衿案，成为朱熹后来应对其他宗教之镜鉴，则是勿庸置疑的。

“胡贾建层楼”之事件实质是不同信仰之间的文化冲突，因南宋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而引发赵令衿案。其结果是傅自得（1116—1183）被流放，赵令衿被迫害致死。它对于朱熹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朱熹于1183年为刚辞世的傅自得所撰写的《行状》中详细记录这一事件。赵令衿案的重要意义之一，即为朱熹后来应对禅佛教、摩尼教的挑战提供了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