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舶司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设置的，北宋期间，泉州市舶司提举中没有一个宗室成员担任这一职务。南宋时，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由于市舶司承担负着南外宗室成员费用的一大部分，因此常常任命南外宗室的宗子充任泉州市舶司官员。据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的研究，从建炎迁南外宗正司到泉州，至南宋灭亡，南宋共有87名提举市舶，其中宗室10人，占11.5%。他们是赵汝彧、赵汝谠、赵亮夫、赵不熄、赵崇度、赵汝适、赵彦侯、赵希懋、赵师耕、赵孟传。其中赵崇度、赵汝适、赵师耕、赵孟传均以知府兼任市舶司提举。这10人及其任职时间：
赵汝彧：绍熙元年至五年（1190—1194年）；
赵汝谠和赵亮夫：开禧元年至三年（1205—1207年）；
赵不熄：嘉定六年（1213年）；
赵崇度：知府兼市舶司提举，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年）；
赵汝适：知府兼市舶司提举，嘉定十七年至宝庆元年（1224—1225年）；
赵彦候：绍定元年至六年（1228—1233年）；
赵希懋和赵师耕（知府兼市舶司提举）：淳祐七年（1247年）；
赵孟传：知府兼市舶司提举，景定三年（1262年）。
这十名宗室成员担任泉州知府和市舶司提举，获得直接支配和组织海外贸易的优势。市舶司机构成为宗室成员影响海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之一。南外宗室成员积极推动和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泉州海外交通的急速发展。
赵汝谠：“抵节读书，与兄汝淡齐名，天下号称‘二赵’。”(www.xing528.com)
赵崇度（1175—1230年）是前任宰相赵汝愚的第五个儿子，于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年）担任提举福建市舶（市舶司设在泉州），时知州为真德秀。[11]
赵崇度一到任就碰上一桩积弊。商人们冒死渡海远道来到泉州贸易，番舶抵泉州时，犀象珍珠之属，悉选充献，名曰“呈祥”；检视者受资，接收舶货时，吏又取龙脑一厘。重征、强买、乾没，致使番商畏苛索，苦“和买”，不敢前来泉州贸易，到达泉州的船只锐减，每年才三四艘。针对这种情况，真德秀（也是崇度墓志铭的作者》）和赵崇度革前弊，罢“和买”，禁重征，税例如定制，深得番商的欢心。在他们的努力下，经过一年整顿，第一年海舶至者18艘，第二年24艘，第三年增至36艘，泉州海外贸易得到恢复。[12]
赵汝适（1170—1231年）的父亲赵善待（1138—1188年）是一名德政的地方官员，还是他的儿子们严格的老师。他引导儿子们博览群书，几个儿子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学者。[13]早年的教育为赵汝适撰写《诸蕃志》奠定了良好基础。
赵汝适嘉定十七年（1224年）九月，以朝奉大夫来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宝庆元年（1225年）七月兼职知泉州府；同年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司。赵汝适一身兼三职，这种情况绝无仅有，可知南宋朝廷对他之倚重。[14]
然而，使他留名青史的，却是他在宝庆元年间完成的著述《诸蕃志》。[15]
赵汝适在《诸蕃志·自序》中说，朝廷在泉州、广州设置市舶司是“盖欲宽民力而助国用，其与贵异物、穷侈心者，乌可同日而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赵汝适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他在泉州任内，“暇日阅诸蕃图”，“询诸贾胡，稗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
《诸蕃志》记录了13世纪中国人所了解的亚洲、非洲，甚至地中海地区的海洋世界，其史料价值无以伦比。赵汝适在著述中使用于商人的口头叙述和市舶司的书面记录，先记国家地籍和文化背景，航海路线，再记录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这部书开拓了中国文人对海外远域殊俗的了解，是研究海洋商业史的无价之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汝适对海上贸易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
赵彦候绍定元年至六年（1228—1233年）任市舶使兼知南外宗正司。他一扫官场贪婪腐败风气，不断充实市舶司的金库，许多外商来泉州贸易，“舶琛满”，他的部下援引旧例，进奉番货给他，他“笞而却之”。赵彦候“仕以廉平，泉人大悦。”
南外宗室担任的市舶司中，也有腐败的。如《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嘉定间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不熄，因为“多抽蕃舶，抄籍诬告”，即勒索外国商船、涂改记录，受到弹劾，遭到降两级放罢、永远不得任监司、郡守差遣的处分。
有人指出，在淳熙十三年至嘉定七年（1186—1214年）的28年间，有5任市舶使因腐败而罢官，赵不熄是其中唯一的宗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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