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外宗与泉州-赵宋南外宗与泉州

北宋建国之初政府对外贸易实行垄断政策，仅开广州一口，处理“蕃货海舶贸易征榷”，泉州对外贸易虽未完全禁止，但是泉商泛舶出洋必须到广州市舶司申办手续，这为海外贸易带来了诸多不便。随着泉州港贸易的迅速发展，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被正式批准设立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设立，一方面使泉州港的海商和船民可以就地办理泛舶出洋手续，并藉以合法地回帆本港，这就减少了商业利润的无谓耗损，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宋朝对泉州海外贸易的重视，体现了对泉州海外贸易管理的加强，这些措施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随着宋廷南渡迁都杭州，统治仅存半壁江山，但是统治阶级的消费和军需民用却是有增无减，造成朝廷财政经费短缺。宋高宗很早就认识到了海外贸易对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卷二〇”载：高宗曾对臣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南宋王朝一改以往那种在海外贸易中“厚往薄来”、“示以绥怀”、“宣扬国威”等观念，开始转向更加务实的经济效益，采取种种有力的保障措施，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从建炎二年（1128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七年间，泉州的舶税收入达到二百万缗（一缗相当于一千钱）”、“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海外贸易收入对朝廷财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市舶司是宋代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市舶司官员的才能和品行直接关乎海外贸易的发展，如果官员清正廉洁，招徕得力，蕃商乐于来华贩售，就会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反之，如果贪婪无度，舶商怯于官员的非法剥夺而不敢轻易下海，蕃商也不愿来华贩售，就会阻碍海外贸易的发展，因此朝廷对市舶司官员的选拔和任命非常谨慎，尤其是对市舶司的最高长官，掌管一地市舶司全面事务的市舶司提举的选拔和任命尤为谨慎。

南宋以前并没有一位宗室人员担任过市舶司提举一职，南渡后，由于宗室成员与当政者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大多为五服之外的疏属。出于对当时面临的特殊政治、经济状况的考虑，南宋统治者一改北宋时对宗室严加防备不允许他们掌握实权的惯例，积极调整宗室政策开始大胆任用宗室成员。尤其是随着南外、西外入闽定居，在管理海外贸易方面朝廷也开始任用既能代表皇权、显示皇威又不会对皇权构成实际威胁的宗室人员。

宗室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人数，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有11人“南宋从南外宗正司迁入福州到南宋灭亡100多年时间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有93人，其中宗室11人，占十分之一多一些，这十一位提举是赵士鸣、赵汝彧、赵汝谠、赵亮夫、赵不熄、赵崇度、赵汝适、赵彦侯、赵希楙、赵孟传”^[3]；另一种说法认为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为10人“南宋出任泉州市舶司提举者共88人，其中宗室10人，约占11%，他们是赵汝彧、赵汝谠、赵亮夫、赵不熄、赵祟度、赵汝适、赵彦侯、赵希柳、赵师耕、赵孟传”^[4]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是否有赵士鸣，其实早在明·万历《福州府志》关于提举市舶司人员的记载中就有赵士鸣，同时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二八·职官志文秩》亦有记载，赵士鸣系绍兴间（1131—1162年）^[5]，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因此笔者认为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的宗室人数为十一人，这十一位提举分别是：赵士鸣：绍兴间（1131—1162年）任、赵汝彧：绍熙间（1190—1194年）任、赵汝谠：嘉泰间（1201—1204年）任、赵亮夫：开禧间（1205—1207年）任、赵不熄：嘉定间（1208—1224年）任、赵崇度：嘉定间（1208—1224年）任、赵汝适：嘉定间（1208—1224年）任、赵希楙：淳祐间（1241—1252年）任、赵师耕：淳祐间（1241—1252年）任、赵彦侯：端平年间（1234—1236年）任，兼知州、赵孟传：景定间（1262年）任，兼知州等。

11位宗室执掌泉州市舶司提举一职共计77年，人均达7年之久，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赵士鸣，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一职长达32年。其余83位非宗室人员执掌泉州市舶司提举一职共计70年，人均不到1年，宗子的人均任职时间是非宗室人员的7倍，并且南宋时期掌管泉州市舶司全面事务的市舶司提举一职有一半多时间都掌控在宗室手中。所以，从宗子人数和任职时间来看，如果说从南、西两外宗入闽到南宋灭亡这147年里，泉州市舶司主要被宗室掌控也不足为过。(www.xing528.com)

其实，宗子不仅染指泉州市舶司的职务，在其他路也有宗子任市舶司官员的记载。据杨文新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宋代市舶司研究》一文中就指出终宋一代“有25位宗室曾经担任过市舶官员，他们中有20位曾担任市舶提举，其余5位主要担任监舶务、干办公事等职务。其中广南东路7人、两浙路4人、福建路14人”。这些宗人在任职期间，大多能洁身自好，奉公守法有所作为，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代表主要有：

赵崇度：系太宗九世孙，南宋宰相赵汝愚的第五子，1208年担任福建市司舶提举，赵崇度一到任就碰上一些积弊。商人们冒死渡海远道而来泉贸易，蕃舶抵泉州时，犀象珍珠之属，悉选充献，名曰“呈祥”；检视者受资，接收舶货时，吏又取龙脑一厘。重征、强买、乾没，致使蕃商畏苛索，苦“和买”，不敢前来泉州贸易，致使到达泉州的船只锐减。每年才三、四艘。针对这种情况，赵崇度在泉州郡守真德秀的配合下，“罢和买，禁重征”^[6]，一改泉州“岁以上物遗诸公贵人，下自三省六曹吏皆厌满”的恶习，同时还严戒官吏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购买舶货，狠刹重征勒索之风。经过一年整顿，使得泉州官吏的形象也大大改观，再加之贸易政策的调整，使得来泉的蕃舶数量逐年增加，泉州海外贸易得到恢复。

赵汝适：系太宗八世孙，嘉定十七年（1224年）九月以朝奉大夫入泉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市舶司设在泉州），宝庆元年（1225年）七月兼知泉州，同年十一月又兼知南外宗正事，身兼三职。任职期间他常在刺桐港向来往蕃商询问，“列其国名、道其风土、译以华言”并参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撰成《诸蕃志》。此书记述的海外国家、地区或部落多达58个，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刺桐港海商所到之处，如交趾国（今越南北方）、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宾瞳龙国（今越南蒲郎）等，凡记载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多以泉州为基准。从这些国家和泉州距离的远近，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海外贸易的航线。《诸蕃志》所记，证实泉州是南宋最大的对外通商海港，也是其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与这些国家之间已经有比较固定的航线。如《占城国》条云：“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三佛齐国》条云：“三佛齐在泉州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真腊国》条云：“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可到”，这些都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

除部分担任提举市舶官员有惠政于海外贸易外，宗室在泉州为官者对海外贸易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还有诸如赵令衿、赵必愿、赵子潇等。以赵令衿为例，他于绍兴二十一年至绍兴二十五年（1151—1155年）知泉州，在任时大力发展海外交通，最大功绩是组织修建了安平桥和东洋桥，这就将港口区与主要市场联成一体，便于海船运卸货物，这对于城市商业的繁荣至关重要。同时在海外贸易方面赵令衿施行开放的政策，尊重来泉州经商的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宋代许多外国人来泉州经商，把所在国的风俗习惯和各种宗教信仰带到了泉州，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宗室身份特殊，是皇权的代表，宗室人员担任市舶司提举一职从无到有，从两外入闽到南宋灭亡147年间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的宗室人员就占提举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多，宗室统治泉州市舶司达77年之久，并且这些宗子的人均任职时间是非宗室人员的7倍。大多数宗子在任职期间能够不负所托、认真管理、积极作为，采取种种有力措施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表明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对市舶司官员的选拔十分谨慎，多选用宗室中的精干人员担任这一要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宗室这一特殊群体在海外贸易中的主动作为和在泉州市舶司中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