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南外宗与泉州海上交通的关系

宋代，朝廷把“开洋裕国”作为重要的国策，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被正式批准设立市舶司，总领福建一路的海外贸易，泉州港很快就成为后起之秀，先是与广州港并驾齐驱，后渐胜而过之，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海洋文化实力在宋代得到巨大的彰显。1156年，来自福建民间的海神妈祖被册封为国家神祇。“福船”也因规模大，抗风浪及远洋能力强而晋升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船。再加上指南针的导航、潮汐的应用、海图的定位，以及通过一系列航海仪器的运用来保证航行路线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这些都为大规模、远距离的海外贸易活动开创了前提条件。再加上宋代经济中心的南移，福建的经济文化已经执全国之牛耳，海上交通便利、海外贸易繁荣、免于战祸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达，这些成为饱受战乱之苦，辗转南迁的天潢贵胄们选择入闽并最终定居下来的重要因素。

此外，南外宗选择定于福建泉州也有出于地理因素及两外宗正司设置惯例等方面的考虑。宋室南迁，定都于杭州，朝廷的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也随之南移。将西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分别置于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和海外贸易发达的泉州，却没有选择同为当时海外贸易发达的广州和明州（今宁波），主要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从地理位置来看，南宋时“泉州海道赴杭州只需三个月，只有广州往杭州路程的一半。”^[1]泉州比广州更具有地理优势。而明州虽然从地理位置来看距离杭州比泉州至杭州更近，却未被选为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的所在地，这与两外宗司的设置惯例有着密切关系。北宋的都城在河南开封，管理外居的宗室机构分别置于商丘和洛阳。两个宗正司正是由于选择了距离都城开封合适的位置，形成拱卫之势，进退得宜，才能在靖康之祸中得以保全。而明州距离都城杭州太近，两地之间拥有十分便捷的交通：杭州可通过浙东运河经余姚江直达明州，也可由钱塘江经杭州湾由海路入明州。一旦金兵攻破杭州便可顺势一举攻克明州，拿下两外宗室，致使皇室、宗室全部被俘。这在历史上还有先例，据《续资治通鉴二》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渡江南侵就先后攻破了杭州、明州，高宗乘船仓皇逃往温州，金兵大掠杭州、明州后引兵北渡。”故明州也不宜为宗室机构所在地。

宋代泉州已成为中国大陆沿海成熟的海上交通枢纽，故这种方便迅捷的海上交通形式成为时人入闽的一个重要渠道。据史料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甲午皇叔右监门卫大将军眉州防御使知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应副请给，许之。于是秘阁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广，亦自泰州高邮军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2](www.xing528.com)

材料表明由于泉州地理位置优越、海上交通发达，乘海舟入闽方便迅捷南外宗正事士樽率349名宗子及其妇女迁至泉州就是乘海舟，走的是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