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发展受行政建置的影响

行政建置对湖南文化发展的影响相当明显。湖南的文化区域与政区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文化区、文化亚区与统县的界线吻合。由此已不难看出，政区对文化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更加清楚。从婚俗的情况来看，许多习俗特征都与统县政区相关。以永州府而言，实际上它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直隶于府的零陵、东安、祁阳三县，二是道州及其所辖的四县。因此婚俗亦有细微差别，例如送亲客在道州已基本上变为男性，而直隶于府的三县还以妇女为主。同时，新嫁娘的衣饰也有所不同。岁时习俗中，郴永桂亚区中有三个统县政区，其小年祭灶习俗，郴州全部是在腊月二十四，掺杂于二十三祭的都在永州府和桂阳州。此外，“杂占多俚语，郴属皆相近”，也可以反映这一特点。此类例证俯拾皆是，如果单质的差异积累得足够多，便能导致综合文化区的分立。

但仅仅看到这点是远远不够的，上文已经论述过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作用，这里又讲政区对文化区的作用，两者相比，究竟何者更为直接呢？

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单独的地形障碍对于语言情况的影响小得出人意外，而政治上的分疆划界应该认为是方言分界的原因。尽管地形决定了交通的便利与否，为行政区域提供了自然的界限，但如果行政区域超越了自然地形的界限，那么对于方言的历史发展起着主要作用的就是行政区域。当然语言只是文化的一个要素，但它是一个主导要素，因此其意义也就非常重要。

湖南也有类似的例证。郴州和桂阳州同属湘资区中的一个亚区，它们在五代以前同属一个统县政区，《太平寰宇记》称桂阳监（相当于后来的桂阳州）风俗同郴州，宋代以后一直各自为统县政区，虽然它们同属一个文化亚区，主要的文化特征相同，但已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婚俗中的歌堂风俗就只桂阳州有而郴州没有，又岁时习俗亦略有不同。其中自然区域并未发生变化，这种文化的分异现象应该就是政区作用的结果。

这还只是政区分设的例子，请再看政区改隶的例子。桂阳州在明代曾降为衡州府的属州，到清代又直隶于省。同治《桂阳直隶州志》称：“州以前明隶于衡，颇有衡风”。至于衡风的表现，书中并没有明文，民国《嘉禾县志》曰：“六月六日，稻初熟，乃尝新，则衡阳客籍久居多，盖荐新衡俗特盛，不忘风土也”。这个证据相当有力。它不仅反映统县政区中的文化有趋同的现象，而且还显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一政区中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容易发生。衡籍客民就是一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这可以作为一般情形的代表。

上述还只讨论了政区对文化的发生作用，事实上政区的作用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所表现。在清代单独建省之前，湖南与湖北在明代属于同一个布政使司。因为湖广壤地辽阔，行政管理不便，水平较为落后的湖南便往往吃亏。(www.xing528.com)

每逢开科之年，湖南士子必须到湖北去赴考，路远且险。洞庭之水，从夏初至秋末，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合资租船冲涛而往，覆溺事件时有发生，一番沉沦则各郡县都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甚至有寒窗终身而未见场屋者。此言绝非耸人听闻。同治《桂东县志》称：“往岁阻洞庭，乡试不上十人，分闱后争自劝学，登甲乙者不绝”。此文颇可以参考。

既然在科举方面吃了亏，选官时吃亏也就无法避免。本来教职例选本乡，但在两湖分闱之前，湖南应举人数很少，中式寥寥，无人可选，因此湖南教谕一途，几乎成为湖北举人的捷径，就连湖南本分应选的官缺，也大多为湖北举人占去，以致于清初湖南州县教谕六十三个缺中，一度湖南本籍只选了三员，其余六十人都是湖北破例上去的。显然分省选官以后便不致如此。

不仅单独建省能够产生影响，就连政区等第也与文化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权利的地区分配往往表现为一种指标的限定，而指标的额度又与政区等第密切相关，政区等第不同，其所享受的权利也就有异。

凭指标分配权益，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一般是不利的，这样势必造成其取录标准的相对提高；但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则相对有利，假如按照统一标准，其取录人数就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这是保护落后地区的做法。

政区等第的确定，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以区域的重要性为基础的，但由于政区是地理和政治两者结合的产物，其中含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故政区等第常常具有超前性或滞后性，对文化的发展也就能起促进或制约作用。

以学额为例，据光绪《湖南通志·学校志》，岳州、常德、辰州三府学廪增分别为40人，郴州、澧州二州学各有30人，事实上前三府各辖4县，后二州各有5县，额数分配明显有所不均。岳、常二府数额较多倒也合理，因其文化本来发达，而辰州数额之多则盖因其政区等第所致。设若郴、澧二州亦各置府，其额数断然不致如此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