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中心，指的是区域中各种文化要素最为密集的地方。它总是与特定的区域相联系的，区域具有等级系统，其中心也是如此。
湖南在清代建省以前，由于分属于不同的高层政区，故缺乏共同的文化中心，湘资区和沅澧区各自长期单独发展，分别拥有文化中心。
沅澧区最大的文化中心从汉代以来一直在今常德市。东汉此地为武陵郡治，三国时澧水流域单独立郡后，武陵郡只辖沅水流域，从而沅澧流域各有其中心。沅水流域的中心在今常德市不变，在政治上一直比澧水流域的中心重要。
隋代以后，沅水中上游渐次开设为郡，但武陵郡地处下游，控扼上游各郡咽喉，作为流域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唐末昭宗时，土人雷满盘踞于此，奏请以澧、朗为武贞军节度使。五代后期并且一度因为潭州（今长沙）在兵燹之后焚烧殆尽，而将使府移到朗州（今常德）。后周诏升朗州为大都督府，位次在潭州之上。宋代因沅澧流域属重心位于今湖北的荆湖北路管辖，鼎州（今常德）的地位比五代有所下降。但南宋初年，李纲仍以鼎州为荆湖北路要郡，仅次于荆南府。
元代已有人称“鼎城为文物之邦”。明代开通黔、滇，常德为京省水陆通衢、入黔入滇必由之路，交通地位大为提高，文化发展非常迅速。宦游的、经商的很多侨寓于此，人聚五方，以故“衣冠礼乐为名区，文物甲湖右”。到清代后期，其风气之繁庶，几乎为湖南之最，妇女的衣着妆饰“等于吴俗”，市面上某些交易规模可以与汉口相埒。
沅澧流域稍为次要的中心在三国开始出现，至明代以前一直位于澧水中下游。
澧水流域在三国以前与沅水流域属同一政区，孙吴于此置天门郡，中心在今慈利县，晋代下移至今石门县，隋代以后长期稳定于今澧县。由于所属的高层政区中心在今湖北江陵，此地作为荆州附庸，交通非常方便，可以“水陆吴楚”，俨然一方都会。唐人称“荆南都会，粤在澧阳”。安史乱之后又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故唐代后期此地文化发展很快，时人称“郡从兵乱年荒后，人似开元天宝时”。柳宗元甚至讲“汉以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入宋以后文化依然发达，被誉为“地以人显者，独盛于诸方”。
但两宋之际，此地残破特甚，而长江中游的高层政治中心又渐次向武汉迁移，澧州的近庸地位逐步丧失，交通地位渐次下降，文化发展势头转衰。明代开发滇、黔以后，此地竟然下降为岳州府的属州。清代虽然将澧州升为直隶，但文化水平相当低下，而且澧州作为都会的作用甚至还不如津市重要。同治《安福县志》称：“水陆辐辏，惟州境津市则然”。
随着澧州地位的降落，作为交替，明代在沅水上游新兴了一个与澧州同等重要的中心，即沅州。此地位于滇、黔交通丁字路口，政治地位相当重要。明代还只以沅州为辰州府属州，但到中后期其地位明显上升，万历时设偏沅巡抚于此。清代上升为府，其府治比辰州府治还要繁华。
沅州一带地位的上升势头，一直到当代还有所发展。怀化作为城市而兴起，就是这一过程的继续。怀化本来是沅州的辖境，其作为交通枢纽的意义与此前的沅州一脉相承。由于铁路干线在此纵横相交，周转速度和运输能力又远非此前的水陆交通形式可比，此地作为都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渐次超过了常德。
当然，明清时期沅州之兴旺多因客民侨寓所致。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当地文化发展水平一直有限。
湘资区最大的中心在今长沙。它一直是本区高层政区的治所。西汉为长沙国都，南朝为湘州治，唐后期为湖南观察使治，其文化一直居全省之最。
五代时马殷据湖南自保，极盛时总制二十余州，长沙成为今湖南全省乃至桂、粤北部的都会，据称“中州名家士多归之”。而马殷之子马希范性好奢侈，置天策府，设十八文苑学士，一时间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自唐后期以来长沙享有“小长安”之号。
宋代以原湖南观察使辖区设置荆湖南路，长沙为其治所，控扼湖广，号为重地。不仅是江、湖之间一大藩府，而且因其地广物众，还被誉为“东南根本”。县的设置也分出一个善化，与长沙同治一城，为双附郭县。这在长江中游地区，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不多见。时人咏道：“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沽，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可以概见其繁荣气象。
但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南下掳掠，加之流民武装充斥，长沙遭受的破坏异常严重。李纲目击了“栋宇只今皆瓦砾、生灵多少委泥沙”的悲惨景象，不得不沉痛地发出“长沙自昔号繁雄、兵火连年一扫空”的感喟。数年之间文化中心南移至衡山之麓，后来号称湖湘学派的学者最初多聚居于此。幸而为时并不太长，短期内长沙便得到了恢复，衣冠文物颇还其旧。(www.xing528.com)
元初以湖广省治长沙，随即迁今武汉。长沙置湖南宣慰司，仍为湘资流域都会，时人称之甲于南溟。但因其高层政区中心地位丧失，文化也呈式微之势，明代表现更为明显。
清初湖南单独建省，长沙成为全省政治中心。但在清代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化中心一直位于其附近的湘潭。究其原因，乃是湘潭的经济发展超过了长沙。
湘潭的商业经济早在南宋就已很有规模。乐雷发有诗云：“吟到湘潭一叶黄，贾客胡踪正悲凉，抱琴沽酒异乡客，打鼓发船何郡郎？楚女越商相杂沓，淮盐浙楮自低昂”，其流通范围如此广阔，显然已经是一方都会。明人开通黔、滇之后，湖南为交通要道所经，岭表与滇、黔之间的交通大都取道湘、沅二水，而且将货运往西北者也多就湘、沅舟载而行。但偏偏长沙附近的湘江河道迅直，水步不利于泊船，因此船只往来辐辏湘潭。自明代以后，湘潭的杨梅洲至小东门一带，帆墙蚁集，连绵二十来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当地人自豪地夸耀：“天下第一壮县也。”
这种状况在太平天国时期发展到极致。当时长江航路断绝，内地专恃湘潭以交通岭南。凡是外国运来的货物，在广东上岸后，一定要先聚集到湘潭，然而再由湘潭分运到内地。非独进口货物为然，中国准备出口的丝茶之类货物，也一定要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往广东放洋，因此湘潭与广州之间的商务异常繁盛。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湘籍诸将拥赀还乡，在此“博戏倡优，相高以侈靡。”
经济的繁荣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上述文化娱乐事业，而且还可以推动文化教育事业。清代征市租、筹捐输，每岁输过万金援例可以加广学额一员，湘潭“常一岁例额七十”，如此巨额的数量，其他任何一县都望尘莫及，须知光绪间长沙府学额亦只有廪增生各四十名、岁科各入附生二十五名、加广文武定额各十三名而已。宜乎湘潭于清代前期进士人数在全省独占鳌头，远出于长沙、善化之上。
然而好景不长，盛极而衰。自从长江开通机器航运，汉口、九江都建立“夷馆”，湘潭便一落千丈，湘籍诸将还乡之后不满十年，湘潭已如昨日黄花。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随着湘潭的兀然衰落，长沙作为省会的文化中心地位逐步得以稳固。
清代后期，长沙的发展相当明显。在道光以前，长沙风俗还很朴素，当时湘人官居显位的极少，还乡之后生活派头与平民无异，非严肃的衣冠场合不坐轿子。到光绪中，长沙王运长、徐崇立、马象雍，善化许崇熙、龚福焘、梁稚非均以诸生而擅长文艺，与叶德辉等人日夜豪游，长沙市人目之为“十二神”，都市的气氛日趋浓厚。
湘资区次于长沙的还有一些中心，以今衡阳、岳阳二市较为重要。
衡阳地处潇、耒二水之会，扼湘水上游咽喉，交通位置相当关键。三国以来即为统县政区治所，附近又有名山南岳，吸引文化人物，故衡阳也一直是不容忽视的中小规模文化中心。
此地手工业发展很早，其酿酒曾成为南朝商人的歌咏对象。宋代在此设置湖南提刑举司，李纲称之为荆湖南路要郡，地位与常德相侔。元时以来，衡阳文化地位一直较为稳定。明代设郴桂兵备道，辖湘水中上游及粤北赣南一大片地区，秋冬季节即驻扎衡州。清代分衡阳县置清泉县，双双附郭，在全省为省会之外的仅有特例。同治《衡阳县志》称：“始长沙未设巡抚布政使时，商贾皆主衡州以通广西，书坊、墨栈皆以长沙为子店，至今仍之”。颇有一副“祖上比你们阔多了”的气派。
岳阳开发不算早，直到晋代才设置县治。但显然是因为其襟湖带江的优越位置，故发展速度相当之快，南朝即上升为统县政区的治所。这里的商业在南朝时已有一定的水平，传世的《三洲歌》便是到此经商的贾客所作。唐代此地为迁客谪吏所聚，颇有文酒之会。宋人有句云：“江湖作襟带，民物会车舟”；元代也有人称之“通商川舶远、供贡楚材多”，都表明其交通相当便利。元代一度在此设立枢密院，明代则以兵备道驻节于此。但当地文化的发展却长期水平不高，巴陵的文化发展在宋代不及平江，明代不及华容，直到清代后期才成为一个发达的中心，进士人数较多，而且还出有较为著名的藏书家。
除衡、岳二州外，湘资区还有一些更为次要的中心如永州，但其地位不高，仅为小范围的中心而已。
综上所述，可见文化中心受经济、政治的影响很大，湘资区中心一直比较稳定，而沅澧区最大的中心虽然未变，但其次要中心则发生过明显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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