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区域划分模式及特点

上述的都是是单质的文化区域，将这些要素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就可以得出一个综合的文化区域系统。

首先，湖南全省可以划分为两个文化区：湘资区，为湘、资二水流域；沅澧区，为沅、澧二水流域。

通过对两区文化特点的比较，可以看到两个特点，一是文化发展的过程湘资区显得较为先进，从而其民俗文化形态大多演进较快。例如婚俗中女家送亲客一般为男性，表明其礼制因素较多，而岁时习俗中端午、重阳两节不甚隆重，反映其古老内容较为淡化。就连表面上沅澧区较为年轻的文化形态，也往往显露出开发较晚的痕迹。如沅澧区的方言以官话为主要特征，形态不如湘资区湘语古老，但沅澧区官话的普及正是因为当地开发较晚，接受的是以军事型为主的大量移民。

其二，沅澧区的文化类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西南数省相似。如它的方言可以归入西南官话，其民歌中的耨草锣鼓、民祀中的竹王三郎在西南数省都相当普遍。这样的民俗显然与其民族成分有关，说明两个区域的文化差异其来久远。

再进一步分析，湘资区可以分为三个亚区。长衡岳亚区为酃县、常宁以北，衡阳、安化、益阳、华容以东地区，即清代的长沙、衡州、岳州三府，郴桂永亚区为东安、祁东、新田、永兴、桂东一线以南地区，即清代的郴州、桂阳州和永州府，宝庆亚区则为新化以南的资水流域，即清代的宝庆一府。

各种文化要素的地域分异都显示，长衡岳亚区的文化发展较之其余两个亚区更为先进。方言的形态表现得最为清楚，新湘语比老湘语要年轻已不待言，就连郴永桂亚区以官话为通语，也是当地开发成熟较晚所致，正如上述沅澧区的情形一样。宝庆亚区还在信仰、岁时习俗的某些方面呈现一定的沅澧区特征，带有一种过渡区的性质，但它与湘水流域的文化共同性远较其与沅水流域的共同性强，故以之作为湘资区的一个亚区。

沅澧区可以分为两个亚区，常澧亚区为安乡、沅江以西，大庸以东地区，即清代的常德府和澧州，辰沅永靖亚区则为桑植、沅陵一线西南地区，即清代的辰州、沅州、永顺三府、靖州和永绥、凤凰、乾州、晃州四厅。

不难发现，辰沅永靖亚区的文化形态较之常澧亚区更为古老。方言特征即是一端，后者早在东晋南朝和唐代中叶两度集中接受了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便奠定了它的官话基础，而前者直到宋明时期的军事移民进入，才形成它的官话格局，因此当地的湘语底层未及全面覆盖。而信仰和端午、重阳两节的表现尤为显著，常澧亚区内的演进均较快。

综上所述，湖南的历史文化存在着两个方向的地域分异：东西方向导致了两个文化区的形成，南北方向决定了文化亚区的出现。在此可以将这些地域分异的基础，分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自然条件主要表现在地貌结构上。湖南全省由湘、资、沅、澧四大流域组成，从东向西依次排列。以资、沅二水分水岭雪峰山脉为界，可以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的沅、澧流域在地貌上属云贵高原，东部的湘资流域，大部分属江南丘陵，仅二水上游属南岭山地。这样的地面结构，势必使得湘资流域、沅澧流域两大部分各自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较为便利，而彼此之间的往来相对困难，也就形成文化区域东、西两分的机制。

限制人类的活动空间进而影响文化区域，这只是自然条件发生作用的一个方面，它还可以通过环境质量来制约文化的发展水平，从而影响文化形态的演进速度。这在两个区域的分异中已露出端倪，而对于亚区的形成尤为显著。湘资区的三个亚区，郴桂永亚区为南岭山地，另两个基本上属于江南丘陵，其中长衡岳亚区为湘水中下游和资水下游，宝庆亚区为资水中上游，三个亚区的地貌基本上自成单元，而以长衡岳亚区地势低平、河谷宽广。沅澧区中，常澧亚区基本上为沅澧二水下游流域，辰沅永靖亚区为沅澧二水上游山区，地面起伏有高下之别。在历史早期，人类活动的技术手段有限，丘陵山区的开发历史并不比平原地区为晚，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平原地区的环境优势愈益明显：它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积累的物质基础更为雄厚，汉化成熟更早。这种开发进程的差异，便导致了亚区的产生。

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湖南独特的人文背景。这里又可分为政区和民族两点。(www.xing528.com)

从政区来看，湘资流域和沅澧流域两块地区历来处于不同的统县政区以至高层政区当中。前者于秦代属长沙郡，汉代分属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南朝于此置湘州，唐后期于此置湖南观察使，宋代于此置荆湖南路。后者于秦代属黔中郡，汉代属武陵郡，南朝分属荆、郢两州，唐后期分属荆南节度使、黔州观察使，宋代属荆湖北路。元代以后，两大部分虽然同属一个高层政区，但统县政区的设置则稳定未变。表明湘资流域和沅澧流域各自有着独立的历史演进过程，当然也就导致了文化的分异。

湘资区中，秦代本属一郡，汉代分而为三，上游为桂阳、零陵二郡，中下游为长沙郡，即已出现长衡岳亚区和郴永桂亚区的雏形。三国吴以资水中上游单独开设昭陵郡，从此奠定了三个亚区并立的局面，宋代以后彼此间的界线便稳定未变。沅澧区在秦汉都只一郡，三国吴析澧水流域为天门郡，初步显示其南北差异；南朝后期又将沅水流域析为两郡，形成常澧亚区、辰沅永靖亚区两分的格局；唐后期且分属于不同的高层政区，俟后其间政区界线即稳定未变。

以民族言之，据考古研究，早在商周时期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的土著民族就有差异，前者为越系百族，与江西较为类似；后者族属尚有争议，有巴、濮、苗三说，但为与西南地区有着一些共同特征的民族则可以肯定。

湘水下游和资水下游，其土著文化更接近于鄂东南、赣西北和鄱阳湖沿岸的古越族文化，商末周初中原文化南下，但本地文化始终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经西周一代的融合，才形成包含两种文化因素的独特的地方文化。而在湘水中上游，越族古文化的特征典型、单一，通过湘江下游接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到两周之际，才出现当地有特征的铜器。明显比湘水下游晚了一个相位。资水中上游则比较独特，它地处湘沅之间，基本上表现为与湘水中上游相同的文化特征，却又有部分与沅水中上游相同。

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是商文化影响最为强烈的地区，这里自成系统的商周古文化，是中原商周文化和本地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至迟西周中期，其独立的文化体系正式形成，属于青铜时代楚文化的范畴。沅水中上游在春秋时期楚文化影响之前，虽然澧水流域的商周文化对它有着明显影响，但当地文化面目较为独特，与夜郎地区有相似之处。

周秦以降，中原文化沿洞庭湖东西两侧源源不断地输入。五代以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移到东南，湖南的开发方向一变而为由东往西，但始终未能扫除土著文化，东西方向的差异固然长期延续，而且南北方向亦出现开发的迟速之别。

如彼的自然地理条件，又有如此的人文地理背景，共同发生作用，便构成了湖南历史文化的区域系统。

关于湖南的文化区域，史料记载斑斑可考。湘资区历来被视为越族故地，尤其是南部。唐代柳宗元在《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中说“潇湘参百越之俗”。宋初《太平寰宇记》关于风俗的内容称：岳州同湘州，衡州与潭州同，郴州与潭州同，桂阳监与郴州同。而在潭州下则引《湖南风土记》云：茅芦为室，颇杂越风。表明上述各地文化均与越族有关。又永州与桂州同，道州“别有山徭、白蛮、倮人三种类，与百姓异居，亲族各别，”其越风更为明显。资水流域未有明确记载，但已包含于上述“湖南”范围之中。直到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卷四中谓当以“永州、宝庆、郴州分属粤西”，裨“民夷事体俱便”。不仅表达出与越族有关的文化特征，而且还认识到宝庆亚区、郴永桂亚区与长衡岳亚区间的文化差异。

沅澧区的情况，早在《隋书·地理志》中就有所反映：沅陵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所谓巴渝之俗，当指西南数省共同的文化面貌。唐人习以沅水流域为夜郎故地，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中即有“随风直到夜郎西”之句。唐后期以此属黔中道，正是此一观念之表现。《太平寰宇记》称澧、朗二州风俗“大同荆楚，然少杂夷獠”。夷獠指的是分布于西南数省的古代民族，可见此地亦如沅水中上游一样，只是程度有些不同而已。南宋魏了翁在靖州吟道：“黔中故地夜郎天”，明代王士性又谓“当以辰州、沅州、靖州分属贵阳”，表明都认识到当地文化与贵州一带有相似之处。且后者无异于明言辰沅永靖亚区与常澧亚区的文化已不尽一致。道光《晃州厅志·风俗》曰：“楚西南都郡邑同者八九，似不必强为别”，也显示辰沅永靖亚区的文化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在同一个文化的影响下，原来特征各异的文化区必然产生趋同之势。表现在湖南，湘资下游与沅澧下游商周时期的土著文化本不相同，但长期处于中原文化的熏沐之中，故其相似之处日益增强。《隋书·地理志》言风俗以澧阳、武陵二郡与巴陵、衡山、零陵桂阳诸郡并称，似已可见一斑。以隋唐佛教言之，长衡岳亚区和常澧亚区均为发达区域，而其余亚区为次发达区或不发达区。上述各亚区文化特征表明，常澧亚区在历史上曾存在与楚相关的民祀，此则与长衡岳亚区相似，其岁时习俗中的古老内容亦均逐步淡化。又上引王士性语也暗示其文化发展已渐相类。勿庸赘言，其间愈益增多的相似之处就是汉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