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方言区域形成及历史背景

关于湖南的方言区域，有不少专门的研究成果。既提出一套分区方案、同时又探索其形成历史的，以周振鹤师与游汝杰先生合作的《湖南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最为系统而深入。

现代湖南的汉语方言，可以分为湘语北片（新湘语）、湘语南片（老湘语）、赣客语及官话四个类型。其中最大的地域差异是沅澧流域和湘资流域。前者为官话区；后者的情形则稍为复杂，北部以长沙、益阳为中心的一块区域为新湘语，中部湘水中游、资水中上游为老湘语，东部邻赣地带为赣客语，南部湘水上游为官话和老湘语混杂区。

方言的这种地域分异，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背景。早在汉代扬雄《方言》所提供的材料中，就可以看出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歧异的端倪，而且前者内部似乎已有南北之别。当然这种印象非常模糊，比较具体的方言材料，时代已经相当晚近。

首先请看赣语区。关于这一区域的形成，周振鹤师认为是赣籍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此言诚是。江西移民入居湖南，始于唐末五代，明代而大盛。早在宋代，赣语区似乎尚未形成。刘克庄从江西萍乡行至醴陵，即景赋诗云：“市上俚音多楚语”。这说明两地的方言差异应该比较明显，否则他作为福建人难以感觉出来。醴陵一带自古为湘赣交通孔道，这里既未流行赣语，其他邻赣各县可想而知。

到了明代，赣语区已经初具规模。嘉靖《茶陵州志》记载，当地的方言是“东类永新，西类安仁，南北与城中多汉语”。永新为江西属县，安仁现代也是赣语，可见当时这一带赣语的势力已相当强大。

其次请看湘水上游和沅澧流域的官话。湘水上游为官话和土话的双语区，方言情况非常复杂。这一点，民国《宜章的县志》表述得相当清楚：“民多汉语，亦有乡谈。军音类茶陵，商音类江西，新民音类福建。除土语外，其操官音者亦积久而讹，骤聆之不解为何字”。此文所谓“汉语”，其实指的就是官话。

关于此地官话的由来，史籍中罕见直接记载。笔者认为当与宋、明时期屯戍于此的军户有关，从移民史的材料可以看到清楚的脉络。上述宜章军音类茶陵，茶陵的情形也已述过，除了赣语即是“汉语”，宜章的资料既能辨别江西音，则其“类茶陵”的军音必非赣语，而应该是“汉语”，即官话。(www.xing528.com)

邻近的永州有一条材料更加明确，当地“州县各有乡谈，听之绵蛮，侪偶相谓如流水，男妇老幼习用之，反以官话为佶屈。惟世家子弟与卫所屯丁则语言清楚”。其中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使用官话较早的是世家子弟与卫所屯丁。前者人数不可能很多，如系土著世家则其官话更是从风而化；而后者为数甚众，以致于南宋以后整个湘南所接纳的移民都是以此为主。由此不难看出此地官话流行的真正原因。

沅澧流域的官话也与此类似。此区总体上可以分作三片：一是清代的澧州与常德府，二是辰州、永顺二府与永绥、乾州、凤凰三厅，三是沅、靖二州。其中第一、三两片的官话特征比第二片要强。

这第一片官话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永嘉南渡；唐代中叶再度接受大量的北方移民，其官话基础应该已经奠定。这一点，周振鹤师早已明察。但从奠基到形成，其间经过了较长的历史。如刘禹锡在唐后期谪居武陵，痛感当地“华言罕闻”；宋代外地人在此仍有如闻“蛮语”之慨。既然如此，第二、三片就无疑更晚。笔者认为如同湘水上游一样，也在宋、明的军事移民进入以后。

明代有人在沅州（今芷江）有诗句云：“溪峒人家犹异俗，市廛儿女带华声”。说明官话是由州治向属县依次产生影响的。该诗人还写道：“边城父老旧乡邻，弭节从容问所因，绿鬓已应辞故里，白头犹解识先人；衣衫尚有唐风旧，童稚皆传楚语新。”这说的是作者“过沅州见故乡父老从戎者。”显然这位老军讲的是官话，童稚辈应该也能讲，但后者已经带上了楚语特征。表明此地使用官话较早的也是戍卒，与上述湘水上游的情形如出一辙。至于第二片的官话特征相对较弱，也可由此得到一个解释：早在第一片官话形成的时候，第二片所受的影响不大；宋代以后，官方经营的重点一跃而至第三片，自然第二片受到的影响又不够强烈。

最后请看湘语区。它是在赣语、官话的东、西两边侵蚀下逐步缩小的。湖南建省以后，湘语的分布有两个变化，其一是由于省内的移民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大势是由湘资二水流域和沅澧二水下游迁往沅澧二水上游，从而后者的湘语特征有加强之势。另一变化更为明显。在清代末期的洞庭湖北岸，长江入湖水流所携泥沙淤成一大片三角洲，吸引了众多的省内移民，1894年设南洲厅，1912年升为南县。其时五方杂处，百族新开，“各语其语，莫名其妙”。但因“侨居此者悉属岳、常、澧、衡、宝、长旧郡之人，尤以益阳原籍较多，故其俗习，由复杂而至于整个，由局部而进于同化”，总体说来是“风俗益阳化”。表现在方言上，则是以新湘语占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新湘语分布的又一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