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探索强大的群体性格

区域性的群体性格，古代文献中一般称之为“民风”。有时也称作“民气”、“民情”之类的，含义基本上相同，就象“性格”又可以叫作“脾气”、“性情”一样。湖南人具有鲜明的性格，清代季年就已引起世人的注意。因为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的名臣儒将多出于湘，人们普遍感到湖南“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例如同治中兴的元勋曾国藩，其人生信条就是“扎硬寨、打死仗，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种性格在湖南人士中可谓是相当普遍。

关心湖南文化的人，首先大都会注意到湖南人的性格。有不少人写过这一方面的文章，得出的结论大多相同：湖南人自古以来就强悍果敢。这样的结论非常片面，因而与历史事实大不相符。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对于古代资料的挖掘很不深入，其二是将“民风”与“士气”混为一谈，这样分析问题视线就很单一。笔者认为，湖南古代的民风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古代的怯懦畏事到近代的强悍果敢，二是从古代的懒惰到近代的勤奋刻苦；这两者应该分别讨论。

有关湖南民风的记载，最早出于《史记》当中。该书多处称“楚人剽疾”，湖南地处南楚，自然应该具有这一特点。很多人抓住这条资料，以为其中的“剽疾”就是现代所谓“强悍”的意思。其实不然。如果不抱成见，仔细地读读各种史料，可以发现，当时所谓的“剽疾”，仅仅只是性情急燥、反应迅速的意思，并不见得就意味着“强悍”。《史记》中说，南楚“其俗大类西楚”，而西楚的风俗则是“剽轻、易发怒”。这就明显地把“剽轻”与“易发怒”等同起来。当然这种“剽轻”、“剽疾”与现代所谓的“强悍”有实质性的不同。所谓“强悍”，乃是遇事果敢、并且毅力坚韧的意思，而当时的湖南居民虽然性格急燥，但其坚韧的特征则实在看不出来。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楚地之人过日子一般都是“呰窳偷生”。这句话常常被人轻轻带过，但其中却包含了关于湖南民风的重要信息。前面两个字的确切涵义，应劭注曰：“呰，弱也”；晋灼注曰：“呰，病也”；颜师古的注释最为详细：“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这些注释对于文字的体认虽不尽相同，但总体意思则都相去不远，都说明楚地之人呈病弱状，以此而求其性格强悍未免过于勉强。

又《后汉书》中称桂阳郡“风俗脆薄”，指的是今湖南的东南部。而时人还有一种印象，即“楚人脆急”。这两句话颇可以参读。“薄”，犹言“轻”也、“急”也，乃是与“厚重”相对而言的；而“脆”，则是“易断也”、“不坚也”。以此观之，“脆急”正好是“坚韧”的反面。

南朝时期的情形非常清楚。梁代有位将领所带的部队多数是今湖南省境人，“性怯懦，不习于战”。这与近代以来的“无湘不成军”的现象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别外梁朝伍安贫所作的《武陵记》中也说，当地“人气和柔”，从而“多淳孝，少宦情”，平日“常弹五弦之琴，以黄老自乐”，生活轻松闲适，“有虞夏之遗风”。这哪里看得出强悍的痕迹？

《隋书·地理志》里面说，荆州的人“率多劲悍决烈”，而且认为是其“天性然也”。这是又一条容易引起误会的史料，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湖南人自古性格强悍的重要证据。但是荆州壤地辽阔，其内部的风俗也不能没有差异。同书还记载，乞伏慧曾经治理从今湖南到广西的一大片地区，这些地方都是“其俗剽轻”。不难看出，当时湖南的居民性格仍与《史记》中的记载相去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从后汉以来便有不少反叛的记录。此事尤让人觉得湖南自古便民风强悍。但笔者认为未必如此，须加以分辩。

诚然，湖南自后汉以降便经常出现反叛的活动。相当多数的与民族有关，如后汉时期规模盛大的武陵蛮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的反叛一般都是在汉族的逼迫下发生的，所谓“不来不叛、小来小叛、大来大叛”，充分说明了他们反叛的发生特点。他们从来没有大张旗鼓地主动进攻汉族势力的分布范围，更没有打到中原改朝换代，他们的反叛大多是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除此之外，湖南在唐代还有一些与民族无关的叛乱，如“有奸凶敢图啸聚”之类，也都是出于生存的目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因此，仅仅为了生存而奋争，不可谓之强悍。

在此以道州作为一个例子。元结在作刺史时上奏宣称：该州“兵兴以来人皆趋竞，苟利分寸，不愧其心”。这种资料确实容易让人感觉当地民风相当强悍。但柳宗元又说道州“人无争讼”，给人的印象恰好相反。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前者所言为特殊环境，而后者反映了正常情形。

宋代传世的资料很多，言及湖南人喜斗好争的颇为不少，表明湖南古代居民的怯懦性格至此已经有所转化。明显的标志是讼狱渐兴。但是这些争讼的资料主要集中于湘水中下游，很难概括全省情形，而其他地方则很难找出类似的资料。如沅水上游“士风不恶、民俗亦淳”，而湘水上游则“淳朴近古，畏法少讼”。即使以号称多讼的地区言之，相反的资料亦复不少。有人作出比较后说：“湖外俗简朴畏事，而平江喜讼善逃，与江浙嚣县比”，这种资料很有意思。本来平江之喜讼在湖南的当时煞是著名，而这里说明其实比江浙嚣县可能还是有所不如，并且湖南全境并非如此。所谓简朴畏事，当然是强悍果敢的反面。

如果进一步加以分析，可以发现湖南宋代的争讼资料主要都是出于经济原因，以田讼为最，且多是豪民猾吏相缘干没。因豪民为数毕竟有限，更加可以说明全省当时的民风并不强悍。

除了田讼，从军的风气也可以为此作一证明。湖南境内招募的军队有一部分要驻防今广西之地，当然免不了有一些死亡，因此兵源竟非常紧张。这也与近代以来大不相同。

元代总体上资料很少，但湖南豪民兼并的现象仍非常明显，与宋代的情形相互仿佛。尽管当时民风并不强悍，但兼并这种竞争的过程，正是强悍民风的形成机制。湖南自宋、元以降兼并资料的出现和增多，昭示了湖南民风有强化之势。

明代关于湖南民风怯懦的记载仍有所见，与此同时描述湖南民风强悍的资料也有不少。最有意思的是一些变迁过程的观察，在此可以列举一些例子。衡山县因“客户渐多，主俗颇变”，结果是“健讼之风，近年漫长”。常宁县也是“客户间主，军民相杂，耳濡目染，以讼为能”，以致于“环坐聚谈多及讼事”。”所谓客户，当然指的是外来移民，而主户则是当地的土著。这还只是省境东部的情形，西部的如常德，也因“人聚五方”而“气习日移”，从而“尚侈靡者僭礼逾分之不顾，习矫虔者竞利健讼之弗已”，原先的淳朴民风已经是很少找得到了。

总体看来，湖南在明代的民风已经大大有所强化。入清以后，这一趋势更是方兴未艾，动不动就是“好讼喜斗、尚气轻生”，以致于流传着“官法远、蛮法近”的谚语。各县方志中的记载都相类似，很难择尤加以列举。在此姑且以龙山的情形略作说明，该地民风“任侠尚气”，表现为“一语投合倾身与交，偶枨触所忌则反眼若不相知，必得报而后已”，同时“乡居穷僻，不谙科法，戾理乞胜，强于竞讼”，因而“视纠众劫斗为故常”。所谓“纠众劫斗”，显然有时就是“土匪”的行径。

这当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湖南民风从入清以后已非常强悍则勿庸赘述。章士钊归纳道：“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这就是强悍负气的典型表现。

性格强悍，包含有强烈的成就欲，勇于表现；而负气则是行为大多以个人经验为出发点，以主观意志为原则，凡事好走极端，不轻易更改。正因为如此，湖南近代以来的著名人物才会向左、右两极分化。如戊戌变法，极端维新的谭嗣同、樊锥、熊希龄、唐才常等，和极端守旧的王先谦、叶德辉、曾廉等都是湖南人；辛亥起义，湖南首先响应，而头一个为满清殉节的将官黄忠浩也是湖南人；洪宪称帝，最拥护帝制的筹安会领袖杨度和最反对帝制的讨袁领袖蔡锷，也同是湖南人。这样的现象俯拾皆是，很多人对此无法理解。其实，湖南人最在乎的在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此不计任何后果，至于执着的是什么内容往往倒不是最为重要。

由怯懦畏事逐步演化到负气果敢，变迁的过程相当明显。这标志着湖南文化的不断进步。但仅仅注意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强悍只是对待问题的无畏态度，而具体地解决问题、不屈不挠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则需要勤勤恳恳地劳作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忽视这一点是完全不行的，可以说，勤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强悍更为重要。如果徒有强悍的气概而缺少务实精神，最终一定是所获无几；相反，勤奋之人纵使性格软弱，只要孜孜不倦地努力，多少总会有些收成。当然，要想做出巨大成就，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

湖南省境的居民，古今勤懒的差异非常显著。笔者认为，这也是历史时期湖南民风变化中的核心内容。

早在汉代的时候，湖南一带的居民“呰窳偷生”，上文已经讲过。应劭以为这是“言风俗朝夕取给，偷生而已，无长久之虑也”。晋灼解释为“窳，惰也”。颜师古也认为是“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给而无储待也”。这就充分地说明，湖南当时的居民是相当懒惰的。(www.xing528.com)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独特的人地关系。湖南之地现代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汉代以前比如今更为暖湿，故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生产力很高，食物链中的环节较多，居民取食非常容易，“食物常足”，而且品种相当丰富。同时，这里地广人稀，土地压力很小，因而勤恳劳作是一件没有必要的事情。

南朝时期，湘资流域是“民丰土闲”，即土地尚有遗利而居民已经丰饶。而沅澧流域，则“土地辽落、称为殷旷”，一派地旷人稀、经济富足的景象。与上述汉代的状况相比，生产当然有所进步，但总的经济生活却变化不大。

唐宋的情形依然如故，尤以后者更为清楚。当时的经济结构相当单调，“民无末作，多事南亩”。但这里已与以前有所不同，农民为生，已渐感困难，所以出现了不少耕作勤快的良农，但仍有一些惰农，好逸恶劳，“荒其田畴”。

当时湖南已号称产米之地，然而产量并不很高，“中户以下输赋之余，仅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绝少”，垦殖指数也相当有限，经济发达地区的人认为可以耕种的山田，此地就是因“民惰”而不耕。从而供需关系非常脆弱，“岁虽熟而小歉辄不耐”，应变能力很差。但只要富足便无忧无虑，“习此民成惰，加之吏不虔，力耕终苟且，劝课或迁延，绿野田多旷，潢池恶未悛，曷尝修稼政，但见饰宾筵”。显然是尽情挥霍，不复担心荒灾的年景。或许，这正是“偷生”的表现。

年际固然存在变化，一年之中的季节差异更是不同。当时湖南只有早稻，这并不是现代复种制度中的早稻，只是成熟季节较早的意思，收成之后，农家便自无事。其时湘民不事末作，那么这将近半年的时间便是在轻松中打发了，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有人曾将湖南的农业文化与当时较为发达的闽浙等地进行过比较。闽浙的土地非常瘠薄，必须锄耙数番、加以粪溉；而湘水上游的农作既不太施粪，也很少锄耙。两种产量有所差异，显然是此地人力不到的缘故。这种耕作习惯。在湖南应该相当普遍。

直到明代，湖南的经济生活还没有什么改变。尽管社会上流传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谣谚，表明包括湖南在内的两湖的生产水平比此前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相对而言，其经济状况仍较落后。用来参照的可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与长江下游地区相比。明代“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矣”，因此才号称“湖广熟、天不足”，但两湖粮食的主要市场，其实还是长江下游。这里经济水平本来比地处长江中游的两湖发达，宋代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谣谚，由后一谣谚衍变到前一谣谚，是否两湖的生产水平后来居上了呢？绝对不是。这一变化过程的背景，乃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升级换代，原来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生产模式逐步过渡到了多种经营的生产模式，尽管其粮食产量有所降低但经济水平却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样是粮食耕作，两湖治田就“不若三吴之勤”，因而单产还是不可能很高。

可以参照的另一方面是两湖的自然条件。在明人的眼里，两湖的闲田多得令人惊诧，“往往弥望无际，其开垦成畦者动辄千亿”，而且此地“人亦不以田为贵”。在垦殖指数如此之低的情况下，复种指数就更不可能很高，“岁不过一稔”，因而这里的人基本上仍是“虽无贫、亦无甚富”，比以前的历代改变不多。

上文用来对比的外地是经济水平执全国牛耳的长江下游。广西，在一般人心目中其经济水平总归还是要比湖南落后，然而在湖南与广西的接壤之处，行人却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湖南的永州还是四野荒田弥望，而“入全州境即无旷土矣”。一边是“四时耕垦无时闲”，而另一边是“南村田荒无人耕、北村草深人不行”，文化的差异显而易见。

最为生动的是史料中对于衡阳的描写。此地位于湘水中游，一直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上乘水平，当时却“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甚至到了“衣食多窘”的地步，仍然“甘为惰农”。这在全省应该颇具代表性。

其实这种情况到清代前期依然改变不多，而清代中叶以后则全省境内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各地都普遍出现了勤劳的民风，所有的记载对于湘民为生的艰难都哀哀不已。先是凡山头地角都逐渐垦辟无遗，没有余地以后便只好加倍力作，生活的节奏日趋紧张，一年四季都无法得到休息。“春耕夏耘至秋收弗懈”，已不言而喻，到了冬天又要忙于“储粪种、修陂池”；连妇女也要“主中馈、勤纱绩、工缝纫，操作不缀”，无论家境贫富都是如此。

由于追求产量的提高，双熟制的稻种逐渐得到推广，劳动的投入量大大地加强，比原来的一熟制尤为辛苦。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地方“农民世业难以自给”，不得不离乡背井出外营生。

回顾湖南民风的历史变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代以前，民风怯懦且不够勤奋；宋代以来逐步有所强化；但直到清代后期才普遍劲悍尚气且非常勤奋。

何以发生这样的变迁呢？前人做过一些相关的探索。解释近代湖南人的性格，以血缘说和地理说最为常见。前说以为是因不同民族通婚的结果，后说则主张是地灵人杰。这两说显然是难通的，湖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很少有突出的表现，并不能说是剽悍；而山明水秀的地理环境古今不殊，但湖南在古代却一直没有发达。有鉴于此，台湾的张朋园先生提出：湖南人具有特殊的性格，其形成的因素与地理有关，与历史上的移民、经济斗争有关；前者在于交通之是否方便，后者则指大量移民的结果，斗争激烈，生存不易。这种看法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首先他对于近代湖南人的性格把握并不全面，只注意到了强悍的一面；其次他对于湖南民风的历史变迁并未注意，因而整个论证都不具体，如交通之方便与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此类的情形他并未加以任何说明。

察觉到近代湖南的文化形象与古代迥然不同，林增平先生在研究近代湖南文化时断言：近代的湖南人，是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在族源和血缘方面同清代以前湖南居民基本上没有联系的新居民。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进取心；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少数民族强韧、犷悍和刻苦的习性，从而在湖南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省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褊狭任性的乡俗民气。林先生的这一观点，他自己称之为“文化断层说”，其证据似乎也不充分。

林先生在研究时引用了大量的具体资料，但结论本身在逻辑上就不无问题；既然形成近代湖南人的大移民有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那么讲近代的湖南人“同清代以前湖南居民基本上没有联系”就难以自圆。况且所谓的少数民族习性也不见得如此，其形成过程本身也须研究。

笔者认为，只要联系湖南民风的历史演变过程，其变化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关键是在于人文环境的变迁。尽管它还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一般也要以人文环境为中介。

古代湖南长期地广人稀，地不必尽其利，人也不须尽其力。这样的生存环境，民风自然是不够勤奋，生产方式较为粗放，垦殖指数也不高。既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伴生的另一面必然是怯懦畏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文环境也出现衍化，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生存竞争渐次加剧，故民风逐步得以嬗递。但在清代中叶以前，湖南的开发程度一直有限，移民长期是以接受为主，虽然宋代以来民风已经有所强化，而勤奋程度却一直不够。

入清以后，湖南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一变而为移民输出省份，标志着开发臻于成熟，既导致了垦殖指数的增加，又导致了精耕细作的发展，农民投入的劳动量空前地增加，实现了由懒惰向勤奋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