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湘风楚韵，湘人对汉学不屑为之

有清一代的学术，乾嘉汉学堪称潮流，但三湘四水之间的学术风气却与此格格不入。钱穆总结道：“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对此，湘人自身也有清醒认识，郭嵩焘早就不无遗憾承认过。杨树达也写道：“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自唐陶山（仲冕）承其家学，余存吾（廷灿）游宦京师，两君颇与戴东原之学接触，陶山之子仍折归宋学。乾嘉之际，汉学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可见对于这种学术风气的反差，内外双方都有所觉察。

但是诠释则各各不同。曾国藩对此颇有一番看法：“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好象湘人对于汉学乃是不屑为之似的。

更有甚者，善化人孙鼎臣将吴、皖一带抵挡不住太平军的进攻，竟归因于汉学的昌盛。他的理论颇为奇特：“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例如“扬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戎入”，而“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因此才不能避免战乱的劫难。照此说来，对于汉学这种玩意，湘人简直还不必为之。(https://www.xing528.com)

这套苦心孤诣的理论大为当时有识者所笑。其实清代中叶湖南的汉学不昌，纯粹只是文化风气较为滞后的表现，舍此之外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只要稍稍细心就可以发现，清代湘人并非绝对不治汉学，只是时间较迟而已。理学重镇曾国藩本人后来也曾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道光间吴荣光在长沙设立湘水较经堂，湖南士子“群相矜以汉学”，于是“汉学大盛，风流湘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这就不再需要其他的借口。

上述所言三个方面，存在的时间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湖南境内的文化风气在全国一直相对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