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士多隐逸：显著文化特征及深层含义

士多隐逸也是先秦时期楚地显著的文化特征，湖南出现此风是在晋代。《晋书·隐逸传》载有武陵汉寿伍朝、龚玄之两人，《宋书·隐逸传》又载有该地龚祈。梁朝伍安贫的《武陵记》称：当地居民“多淳孝，少宦情，常弹五弦之琴以黄老自乐，有虞夏之遗风”。十足一个隐逸的环境。

进入唐代而湖南此风日趋显著。《博异志》载有一首诗云：“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蕾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诗流布很广，甚至有人托名为李白所作，更加强化了湖南当时士多隐逸的形象。确实，唐代湘籍士人也大多飘然有遗世之态。请看如下记载：

唐李群玉校书，字文山，澧州人，有诗名，散逸不乐应举，亲友强之，一上而已。尝受知于相国河东裴相公休，为其延誉，因进诗，授弘文馆校书，终于荆襄间。然多狎酒徒，疑其为张祜之流。李少逢善夷谪官澧阳，备知其行止，因为纪之，乃清介高节之人，非轻率之士，疑为同人所谤。或曰曾为荆之幕下。

这当然是隐逸的典型表现。这种情形在湖南的当时较为普遍，请再看一位：

唐刘舍人蜕，桐庐人，早以文学应进士举，其先德戒之曰：“任汝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若没后，慎勿祭祀”。乃乘舟以渔自娱，竟不知其所适。不审是隐者，为复是渔师，莫晓其端倪也。紫微历登华贯，出典商于，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尝与同列言之。(www.xing528.com)

上述两人中，后者比前者性情更淡，因而隐逸的意味更浓。但笔者认为当时湖南士人的所谓隐逸放旷，实际上往往是受到刺激而不得已的自我安慰，并非天性使然。如果是天性，则世人难以得而知矣，如汉上老人、泽畔渔者之类，为世所知究属少数。因此颇疑李群玉之类的散逸便是其失意的一种发泄。文末称“疑为同人所谤”，可知他并非圆熟之人，盖深思高举乃才人之通病。无独有偶，兹再举一例。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辞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特表荐之于朝。……至京师时，路庶人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

此例放旷隐逸乃是沽激所致，字里行间已至为明显。个中原因，当时地域文化水平有限，士人成就欲难以实现。以这层意义而言，隐逸实可为文化落后之代名词。

时至宋代，仍有不少人对湖南持有士多隐逸的印象。送人前往湖南，总难免吟出“衡阳多隐逸、道侣未应稀”之类的诗句。所谓衡阳，当然特指南岳衡山。但专门的研究已经表明，历代栖身于此的隐士为数并不多，只有13个，在全国20座名山中排名第六，且其中多数并非湘籍人士。因而对于湖南士多隐逸的话头，实在应该品出未曾言说的深层含义。事实上，不少场合所谓的隐逸，如韩愈《送廖道士序》所云：“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吾又未见也，其无乃迷惑溺没于佛老之学而不出耶”？又如宋代有人到郴州考试贡士，将场中窳陋也归因于“其郁积之气尚未发见，岂其抱材隐而不出者耶”？都无异于明言湖南文化水平尚较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