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习于辞赋的独特氛围

习于辞赋乃是先秦时期楚人的特征。《史记》、《汉书》中多次提及“南楚好辞”。后世也常有人以此来称述楚地的文化风气，讲楚人登高即能为赋，对于这一门特别拿手。湖南作为南楚故地，自然也擅有这一胜场。但在唐代以前还是多指湖北，罕言湖南。如《太平广记》卷五九“江妃”条中的“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一语，地理背景即在汉江。宋人刘克庄称：“夫江汉楚之旧封，异时以辞令争衡中夏，登高能赋而志节与日月争光者皆楚产也”，其实也与湖南不太相干。

称湖南也习于辞赋大概始于唐代。《唐语林》卷3说，衡山下面的人多有文词，以至于樵夫都往往能言诗。该书并记载了有人在此地听到一位舟子半夜时吟哦一首诗：

野鹊滩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

堪憎回雁峰前过，望断家山一字无。

如此优美的诗篇，竟然便是舟子自己所作。以此将湖南习于辞赋的文化气氛渲染得异常氤氲。

五代时湖南为马殷割据，置天官幕府，设十八文苑学士。当时湖南幕府中能诗者有如徐东野、廖凝、刘昭禹之徒，莫不声名籍甚。此事尤其令人觉得湖南之士习于辞赋。

宋朝末年，湖南辞赋在全国还颇有一席之地。本来宋朝以辞赋取士，季年惟闽、浙之赋擅名四方。长沙的尹谷与邢天荣、董景舒、欧阳逢泰诸人为赋时，体裁务为典雅，每一篇出笼，士人争相学之，由是湘赋与闽、浙辞赋颉颃。(www.xing528.com)

元代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余闻沅、澧之间，其士夫善骚”。所谓骚，指的也就是辞赋。俨然该地笼罩着一片先秦时期的楚国气氛。其实，这还是湖南全境的一时风会。潭州学校中素来号称多士，那些有志于殖学艺文、不委流俗、笃好古道的士子，无不“咀英花、漱芳润、以求理义之指归、辞章之统绪”。如此，则此地辞赋的市场更为广阔。

上述资料说得还不够清楚，请参看如下一个史实：元统初年，时宰奏请废除贡举制度，不久又有诏书命复行贡举，于是各地作兴学校，以经术造士。偏偏“湖湘之间士尚文辞”，经过一位黄姓提学申严课试经训，才稍稍有所改变，从而“远近知劝”。此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早在唐宋时期，词赋是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士子必须习于文辞而后才能进入仕途，因而湖南之间竞尚文辞并不奇怪。到元代科举考试已改以经术为内容，而湖湘间仍尚文辞，则昭示其文化较为落后。

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的是李东阳的一通感慨：“茶陵当胜国辞赋取士时，如陈志同之《天马》，及先提举之《黄河》，皆以赋擅场，其余取名第、称士林者踵相接。高皇帝一统之初，定经义式，实学士刘先生三吾所制，天下传之。山川之灵秀，因嶷然殊也，百余年来，师不倚席，士不废业，而功效不昔，若至是尤极，亦孰使然哉”？话外之意，仿佛辞赋为楚人胜场，而经义则为其所短者。

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文化发展水平。明人宋濂曾经作过有关的分析：“往时湖湘间材士大夫多以辞赋称”，主要的原因是其“襟韵潇洒”，并“济以宏博之学”，故能够体物浏亮，“铿铿作金石声”。由此可知，所谓辞赋，其主要本领在于“襟韵潇洒”，而“宏博之学”实居次要地位。如果士尚文辞，就不必对后者高度注意。元代以后试题改为经义式，实际上是难度有所加增，对于文化水平的要求有所提高。士子科举功效不昔，“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李东阳所述茶陵后学的刻苦情状，本身就是当地不轻视经义的生动例证。

即使以词赋取士的时代而言，唐代湖南进士已相当之少，宋代湘籍进士中长于辞赋的也不多。宋初文莹来到长沙，仰慕湖南马楚辞赋的虚名，着力寻访马氏天策府各位学士所著的文章，得到其最有名气的徐东野诗，读下来也不过留下“浮脆轻艳”的印象，觉得“皆铅华妩媚”，只能“侑一时尊俎”。大概相当如今青春偶像派的流行歌曲而已。宋代湘籍诗人乐雷发在“闽赋唐诗时擅声”的氛围中，沉痛地感到“湘国诗盟今寂寞”。不难看出，辞赋并非湘人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