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前湖南藏书寥寥可数，直到清代晚期才有藏书家崭现！

书籍是文化成果最主要的载体，因此藏书对于衡量某地文化的发达程度而言也非常重要。

在论述湖南历代的藏书情况之前，有必要对全国的发展大势作一鸟瞰。明人胡应麟曾经写道：“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宋世骤盛，叶石林辈弁山之藏遂至十万”。至于其间原因，“盖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无不可致，往往宋世书十卷，其直仅可当六期一”。明清时期藏书规模大大扩展，数十百万者屡见不鲜，藏书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以前，湖南藏书家罕见史传，见于记载者自宋始。宋代湖南藏书家有如下五人：

朱昂，字举之，祖先为京兆人，其父徙居衡山。朱昂将其前后所得俸赐以三之一购奇书，以讽诵为乐，有“小万卷”之目。

浏阳李氏遗经阁，三代藏书。杨万里为之作记，朱晦庵与张南轩先生数十人曾经赋诗，几经改筑，“牙签万轴，漆书万卷。”

长沙张用道，字梦卿，建有万卷楼。

陈宗说，茶陵人，建有汲古阁，藏书万卷。

谭知言，零陵人，曾经筑有一堂，丛书于其间。(www.xing528.com)

上述诸人，朱、李、张声名稍著，但其藏书在当时的全国并不具有重要地位。宋人周密曾在《齐东野语》中提及当时的藏书名家，无一在湖南境内，而且其称引的藏书量也远比湖南诸家为多，由此可知湖南的藏书在当时全国是无足轻重的。

尽管如此，这对湖南来说，意义还是很重大。宋代以前，湖南地区藏书甚少，以致未有藏书家。宋初削平诸国，藉没其图书，“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则湖南图籍之少一目了然。宋代总算出现了藏书家，乃是文化上的一大进步。其藏书数量在全国虽不为多，但当时藏书上万卷也颇为不易。上述五人的分布，都在湘水流域，尤以中下游的潭州境内较集中（4个），其中两家为邻赣县（浏阳和茶陵），反映了宋代邻赣诸县文化较为发达的现象。

宋代邻赣诸县较为发达的格局在元代依然如此。上述宋代诸藏书家入元多已失传，而浏阳李氏则仍较闻名。时人有诗专咏其事：“湘浏望族陇西李，四百余年业诗礼；藏家无金惟有经，建阁诸之付孙子”。反映了一种尊崇文化的风气。

湖南之有较为著名的藏书家，已是到了清代后期。据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著录，湖南有刘康、袁芳瑛、方功惠三人，分别为宁乡、湘潭、巴陵人。其中尤以袁、方二人藏书规模较大。近人龙绂瑞称：“湖南藏书故家首推湘潭袁漱六先生，所藏多宋元精椠”，而其次则岳州方柳桥先生，数量也很丰富。

上述三人均已到了清代后期，这又反映了一个很大的进步。此前湖南藏书家在全国一直没有什么地位，宋代的情况已如上述。明代胡应麟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阅历，大概非四方比矣”。到清代晚期湖南竟出现了全国知名的藏书家，这不能不说是湖南文化的一大进步。

清代三位藏书家都分布在湘水中下游，与宋代相比，更靠下游，其中仍以长沙府内为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沙本身并非一个稳定的藏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