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的发展历程-湘风楚韵湖南文化

历史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整个南方都比北方相对落后。有关湖南最早的文献，已经到了春秋时期，等到其人文状况稍为留下一些印象，则已到了数百年后的西汉。

在汉代中原人的心目中，湖南这一方水土非常之可怕。这里山倒不是穷山，居民能够“食物常足”，但水则实在是恶水。按照太史公的说法，叫“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当时的“江南”并不像唐代以后一样专指长江下游，所言多在中游一带。也就是说，湖南一带在当时气候非常潮湿，男子的寿命都不太长。

何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至今还说不清楚，但“丈夫早夭”的话头在当时绝对能够耸人听闻。史料中有不少生动的例子，可以用作具体的说明。在汉文帝时，血气方刚的洛阳贾生（谊）贬官为长沙王太傅，就担心自己到长沙会短命而忧心忡忡，凄凄惶惶地写了篇赋以求延年益寿。而刘买作为长沙王子受封在泠道县的舂陵乡，该地位于湘水上游的九疑山麓，他的后人也因打熬不住而迁往今湖北的北部，情愿减少其封邑的户数。这些当然都不是关于湖南文化的直接评价，但其文化水平的落后程度可以相见。在司马迁完成的千古名著《史记》当中，对南方文化的轻蔑之情溢于言表。

东汉是湖南文化开始起步的一个时期。从其初年起便有不少循吏在今湖南境内施行教化，湘水上游先后有卫飒、茨充，沅澧流域则有应奉、宋均。他们在当地大力兴办学校，将中原的诗书礼乐传播到湖南这个当时的文化边疆。湖南文化的进步引入注目，青史中留下了他们的姓名。

但与全国各地相比，湖南当时的文化水准依然很低。三国时一位北方人趾高气扬地说：“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此处所谓“中国”乃指中原，充分反映了湖南文化的落后。

某一地区文化的发达与否可以用书籍和人物作为指标。西汉出的书共有282种，只有一种是湖南人所著；《汉书》列传中载入的士人510名，没有一人出于湖南。当时的私家教授和五经博士更不必说起，湖南均为空白。东汉时面貌开始改观，当时共出书568种，湖南有了1种，《后汉书》中列传士入990名，湖南也有4人；五经博士仍旧为0，但私家教授总算有了1个；三公九卿302人中，湖南出有2位三公。魏晋时期湖南的情形更有所好转，《三国志》中列传士人625名，湖南占有9人；西晋时期湖南虽然出书很少，仅有总数649种中的1种，将相大臣和辟雍学士也没有一个，但《晋书》列传中的士人数量湖南则有16人。

这些统计数字非常枯燥，但却可以直观地显示：自汉至晋，湖南的文化不断地发展，尽管其总体水平不高，在全国的地位一直很低。

南朝时期长江下游由于北方移民的迁入而得到长足发展，但湖南的相对地位反而有所下降。以正史列传人物而论，《宋书》、《南齐书》、《梁书》里湖南分别只有1个，《陈书》中稍多，也只2名；降至《隋书》，湖南竟然一个没有。如此低落的发展潮流，与此前的势头形同霄壤。

唐代前期湖南的文化依然故我，但中叶以后逐渐变得有些两样。大中年间（847—859）长沙刘蜕以荆解成进士，时人称这为“破天荒”。之所以称为“天荒”，是因为此前荆州每年解送举人多不能及第，既经打破，标示着湖南文化的重新启动。湖南在唐代的进士现在只能知道9人，全部出在后期。新、旧两部《唐书》中的列传人物湖南在前期只有2人，其余则有6人。从此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朝，湖南的文化不断看涨，总体上再也没有明显的退步。

但是湖南在唐代基本上还是被当作汉文化分布的南部边缘。韩愈在《送廖道士序》中写道：“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郴之为州在岭之上，测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蜒扶舆磅礴而郁积”。此文所谓的“中州清淑之气”，可以理解为中原的典章文化。常建也在湖南赋诗称：“敬君中国来”，显然也是把湖南视为未全汉化之地。

湖南在唐代普遍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柳宗元曾概括说：“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见于记载的实际例证确实很多，仅以名人而言就有：柳宗元谪于永州（今市）、刘禹锡谪于朗州（今常德市）、褚遂良谪于潭州（今长沙市）、张说、赵冬曦谪于岳州（今岳阳市）、令狐楚谪于衡州（今衡阳市）、元结、吕温谪于道州（今道县）、戎昱谪于辰州（今辰阳县）、王昌龄谪于龙标县（今黔阳县西南），另外李白流放夜郎，其实也在沅水上游一带。上述这些地域范围几乎遍及湖南全省，就连今长沙、常德等地都有分布，可见湖南当时文化地位之低下。

既然从中原来到湖南的文化人不多，唐人篇什中就难免发出“故人湖外少”、“湘南客帆稀”之类的喟叹，自然给湖南蒙上了一层荒凉僻远的面纱。如果不了解这种背景，当时有些现象就很难理喻。徐安贞在天宝以后避罪来到衡山岳寺，幸好遇上李邕的便车才一起北归，走到长沙时对人感慨万千地说：“潇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阳，不然委填岩穴矣。”个中的一份无奈，大概只有杜甫才能体会。老杜在风独残年来到湖南，留下了“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千秋绝唱。

相对而言，澧水流域的澧州（今澧县东）在当时算是不错的。柳宗元曾说：“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但是也被不少北方人看得很轻，“杜分阝公忄宗，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塘，左右为骇粮所惊，呼唤不暇，渴甚，自泼茶汤吃也”（《北梦琐言》卷3）。这段文字本来是要显示杜某的尊贵，但从中却可以看到丰富的社会内涵：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澧州，而且还可以反映整个湖南省境在当时的文化地位。(www.xing528.com)

残唐五代，中原板荡，湖南则形成了马楚的割据。这是湖南历史上唯一存在割据政权的时期，极盛时总制二十余州，号称一方富盛，署置天官幕府，还设有十八名文苑学士，又下令搜访草泽，士人无论是贤还是不肖都踊跃前往参谒，都能受到客礼相待，从而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可惜好景不长，南唐遣其将领边镐攻破长沙，衣冠文物悉数迁入金陵，湖南只留下一片兵荒马乱。

宋朝是我国文化极为发达的一个历史时期，湖南在宋代依然未改边裔形象，但文化的发展其实相当迅速。可以说，宋代是湖南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前代相比，在全国的相对地位大为上升。从正史列传人物来看，湖南在北、南宋各出有12人，分别为全国的第14、12位。这个位次虽然不高，但已比唐代提高了不少，唐代湖南与福建并列为16位；况且宋代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

元代承宋之后，湖南文化又有所进步。此时已有一些外地士人前来浏览，湖南此前那种遐远幽阻的文化形象略有改变。而且，元代还有一些湘籍士人具有较高的文化地位。如欧阳玄，浏阳人，曾“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当时修《实录》、《大典》及宋、辽、金三史，都是大制作，他屡主文衡，“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这在前代还从未有过。

当然，湖南在元代的进步究属有限。湖南一改边鄙面貌，成为汉文化的腹地区域，已是到了明代。明代经略滇、黔，汉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为扩展，以湖南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不能再是边区。明人所谓“荆蛮、闽越、六诏、安南，皆昔为蛮夷、今入中国”，充分体现了时人的观念。所谓“中国”，无疑指的是汉文化的分布地区。

进步最为显著的当推沅水流域，尤其中上游。有位地方官在辰州写道：“雄城百雉控蛮荒，山翠高低接女墙；万里梯航通六诏，五溪烟水下三湘。边氓久已渐华俗，远客频应望帝乡；地气于今同北土，早秋时节雨生凉”。这种情形，是以前历代所不能梦见的。沅水上游尚且如此，全省的进步可想而知。

但文化形象是一回事，而文化水平又是一回事。当时湖南的文化水平其实还很低，与毗邻的湖北相比，文物之盛仍大为逊色。以科举考试的解额而言，当时朝廷将两湖的总数合在一起，湖北每科都占用十分之七，而湖南仅得十分之三，而且还定为例规，由此可见湖南文化水平的一般。明代湖南的进士数量在今各省中居第14位，若以《明史》列传人物来看，湖南有27人，也是现今各省中的第14位。这些名次仍与北宋时期相当。

入清以来，湖南文化有着空前的发展。清末湘阴郭嵩焘认为，湖南在清朝的人文远过明代，他的话确实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从巍科人物计，湖南共20人，次于苏、浙、皖、赣、鲁五省，与直隶（今河北）并列第6位。其中光绪一朝湖南就出了12人，位居全国之首，表明湖南在清代的文化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湖南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地位大不一样。清初学者刘献廷流落到湖南，痛感“湖南无半人堪对语”，不得不认为湖南是荒陋之地。郭嵩焘回顾湖南在清代的文化历程，也只能伤心而理智地承认：“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暗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

然而自从咸同军兴以后，湖南的文化云蒸霞蔚，一发而不可收。湖南的人才一批批、一群群，风起云涌。早在同治初年，世人就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迹象：“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其中，曾国藩胞弟兄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为有清二百余年中所仅见，以至于有人要“为楚人惧”、“为曾氏惧”。此后每次历史潮流，每回社会风浪，都有湖南人手把旗帜潮头立，“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可功业与文化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两个概念。透过各朝的巍科人数，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乾隆以前，湖南未出一人；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居第11或12位；到光绪朝，跃居并列第6位。由此可见，湖南在清代中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化都是比较落后的。

若以全部进士人数来看，则湖南在整个清代的进步都不明显。据研究，湖南在清代的进士总数居全国第15位。进一步分析，则湖南在顺治朝居第14倍，从康熙到同治，徘徊于第17、16、15位，光绪朝又升至第14位，表明湖南的文化基础仍较薄弱。

纵观历古，可以发现湖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晋代以前，文化不断发展，水平逐步升高；自南朝至隋代，文化陡然下坠，发展趋势停滞不前；唐代中叶以后，文化重新启动，从此水平又不断提高。在元代以前，湖南一直滞留着边裔的文化形象，明代以降才进入汉文化的腹地范围。如果与其他省份进行比较，文化水平的相对地位则一直比较固定，一般保持在14名上下的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