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在后汉时期的民族冲突及扩张

中国历史早期各地文化异彩纷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总体趋势是以中原华夏民族为主源的汉文化逐步向四周扩散。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民族变迁上看，是一个他系民族源源不断地被汉化的过程。各地汉化的时代早晚，是其文化发展先后的重要标志。

湖南古代并非华族之地，自西周至战国，普遍地渐次受到楚人的影响，春秋时渐次进入历史时期。西汉时省境居民尚以蛮为主。汉初割据岭南的南越王曾称：“长沙其半蛮夷”。在马王堆出土的以今沱水流域为主区的地形图中，有一些“君”字地名，如“蛇君”等，显然不是汉族部落所在。汉代的县名中还有不少称“道”。《汉书·地理志》中载有营道、泠道、连道，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中又有一县，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县“有蛮夷曰道”。资水上游两县都梁、夫夷均非汉语地名。又整个省境其时设县都很稀疏，民族势力之对比可以想见。

后汉时期湖南的民族冲突较为激烈，《后汉书·南蛮传》言之甚详。其时活动最为频繁的是武陵蛮和澧中蛮，作乱分别达4、7次。武陵蛮屯结五溪，与伏波将军马援相持于临沅，并还能北寇江陵。澧中蛮不仅在其流域内经常寇抄其仅有的三个县（充、零阳、作唐），而且还能进攻到今湖北省境的孱陵、夷道，可见沅澧二流域蛮族势力之强。

长沙郡曾有蛮万人屯益阳，从地域上推断，当时来自资水中游及湘水左岸，即后世莫徭、梅山蛮的先民。零陵蛮也曾寇掠长沙；此外还有零陵蛮叛。桂阳郡虽无“桂阳蛮”之名，但有“猾贼相聚”、“山贼为害”的记载，颇疑亦与民族冲突有关。民族冲突是汉化加速的直接反映，后汉的民族活动，沅澧流域以下游为盛，湘资流域以中游居多，为三国吴进行统县政区的分设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吴蜀两家在湖南争战多年，蜀盖无力顾及经略蛮族，彼此相安无事，且能得其助力；而吴则有开辟蛮夷的政策，曾遣将讨伐五溪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看来民族矛盾比后汉要缓和得多，实为湖南汉族势力大为扩张的一个时期。吴将沅澧流域析为两郡，湘资流域由三郡分为六郡，这一格局至宋、齐不改；县的增设也为数甚多。当是后汉的汉化之功至此而结其果。西晋统一后设县虽续有加增，但亦守其成而已。

南朝时期蛮族活动至为频繁，但湖南境内的记载则很少。《宋书·荆雍州蛮传》载湖南蛮叛仅有三次，其一为桂阳蛮，另二次在澧水流域。《齐书·蛮传》载有二次，一为湘州蛮；另一位从其地域和姓氏都可以推断为今土家族先民。

梁、陈二代均无专门蛮传。《隋书·地理志》称：沅陵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不仅如此，长沙郡也“杂有夷蜒，名曰莫徭”，省境其他的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诸郡都与此相同，可见湖南在隋代还是蛮蜒遍布的。

值得注意的是洞庭湖西北岸的变化。据《水经注》的记载，此地“悉是南蛮府屯也。”但隋代以后再未有同类记载，盖因东晋南朝时期此地接受过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而完成了汉化。唐代继承隋代政区格局，又于沅水中上游开设五州，但民族关系并不紧张，两《唐书》蛮传所载湖南事甚少，相必统治不够深入，从而冲突不甚剧烈。此时湖南所受蛮害多来自岭南，乾元时（758—759）西原蛮曾攻陷道州，据城五十余日，此后复围道州，并进攻永州、陷邵州，折腾了相当一段日子。

唐末至宋代是继东汉之后湖南蛮族活动的第二个高峰期，《宋史·蛮夷传》言之甚详。唐末之乱，沅澧流域的蛮酋纷纷自署为刺史。晋天福（937—942）中，马希范承袭父业，据有湖南，当时蛮徭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至周行逢时，数出寇边，逼辰、永二州。

宋熙宁（1068—1077）中，以章察访湖北经制蛮事。其时沅水流域号称南、北江，所谓北江即酉水，其南之沅水上游为南江。南江开置沅、靖二州，从此悉为省地（官府辖地），北江诸蛮则仍为土司所领。稍后又在资水流域开梅山。其地东接潭州、南接邵州、其西则辰州，其北则鼎、澧二州，置为安化、新化二县。其实这一带当时的汉化成绩尚不止此，梅山周围的宁乡、桃源二县虽置于宋初，并非直接开拓蛮地，但其间很有关系，特久浸华俗渐成省地耳。

资水上游前此未闻有蛮徭作乱，至此大盛。不仅当地有邵州蛮，而且因该地毗连沅水上游，蛮族活动互通声气，活动非常频繁，以致绍兴三年（1133）人称“武冈所属三县，悉为徭人所有”。

湘水流域表现为不同的特点。此地未有土司之设，但蛮乱也一直不断。其分布已比较清楚：“蛮徭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即舂陵水流域及南岭山地一带。其中活动最为频繁的是常宁、蓝山、平阳、宜章诸县，欧阳修尝“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伙”。南宋且延及湘赣边界。茶陵水口洞有李新、李如松作乱，连同郴州桂阳、郴县等地，旷日持久。(www.xing528.com)

总之，宋代是湖南开发的重要时期，措置甚多。然民族同化并非朝夕可以为功，南江虽然开为省地，但靖州为郡百余年后，居民的妆束一直未及改变，“城中不满四十家，气象萧条”；郊外还有不少人戴着大布头冠，辰、沅二州之间也莫不如此。相比之下，省境北部的汉化程度大为提高，澧水中游的慈利县有向思胜等五人素号溪峒归明，誓掌防拓，倒能保境息民，显然已染华风。

元代承宋之后，对宋创置格局颇有巩固之功。明代交通滇黔，湖南沅水流域为孔道，汉化程度大大提高，但西南与贵州交界处则进步不甚显著。时人在沅州咏道：“俗犷犹存盘瓠旧，树深唯听鹧鸪啼”。因为湖南、贵州的土著民族，并没有高山大川为之界隔，其田地犬牙相错，贵苗尚未宁靖，则湖苗未可高枕无忧。嘉靖庚子（1540）骚然而叛，十余年时间不克底宁。尽管如此，他们不少已经“有户籍，稍输赋，与广西徭僮不同，其属镇溪者半与卢溪编民杂处。”

湘水上游在明代中叶也发生过大规模叛乱。自兴宁出发，随即进犯郴州，“桂阳、桂东、宜章、永兴诸乡邑递遭蹂躏，岁无虚月”，一方生灵汤火惊魂，首尾十年始平，也与民族冲突有关。明廷于舂陵水流域增设二县，另增一县于沅水上游，均设于瑶、苗聚居之地，标志汉化进程又深入一步。至此，行政异制者仅湘西一地。

清初将湘西改土归流，置永顺府及四直隶厅，湖南全境都隶属于朝廷。不仅行政上设官置司，文化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衡、永、宝、郴、桂、靖六州所属苗瑶，向例科举时只取一、二名，陶淑既久，额少人多，嗣雍正三年（1725）后岁科考试增取三名，永为定额。十年（1732）又改瑶童曰“新童”。乾隆九年（1744）饬于瑶地适中之处设立义馆，延师训课，从而汉化程度不断提高。

综观全史，湖南的汉化可以分为三期，隋代及以前为第一期，宋元为第二期，明清为第三期。第一期完成了洞庭湖周围及湘水下游右岸地区的汉化；第二期中完成了资水中游及其毗邻的湘水下游左岸、沅水下游右岸地区的汉化，并奠定了沅水中上游及毗邻的资水、湘水上游（耒水流域）的格局；第三期加深了湘南的汉化，并确立了湘西的格局。

在第一期中汉化的地区，未曾发生民族冲突。这里在汉代置县很稀，表明其时汉人尚不多，但其汉化竟成熟最早，当属濡染式文化传播。第二期完成的地区，蛮族分布逐步萎缩，宋代一举拓为省地，此后未尝反复，至今已全为汉族，亦当属同种类型。

第二、三期中开拓的西部、南部山区，自秦汉以来即有设县之举，开发不可谓不早，但民族冲突长期不断，至今仍有少数民族分布，其汉文化传播当属等级型。

三期之形成，与人口增长直接有关。东汉湖南人口大幅度增长，民族冲突急剧上升，移民的分布以湘水流域为主。此后湖南户口有所减少，民族矛盾趋于缓和。永嘉南渡，湖南又接受了一定数量的移民，基本上分布在洞庭湖北岸，故第一期完成了这些地区的汉化。

唐中叶安史之乱，湖南接受了不少移民。宋代人口高速上升，民族矛盾再度激化，导致开蛮拓地之举。元代户口又有所减少，此一矛盾复趋缓和，明代人口持续增长，故而形成第三期。

开蛮拓地以设郡县，湘资流域表现形式与沅澧流域有所不同。湘资流域开发较早，秦汉时即已在上游山区设置了不少县，以此为控制网络，蛮族分布多为散洞，故开拓以后只须增设县级政区。而沅水流域地形闭塞，蛮族多聚居，汉族溯流开拓，必须一批批增县；增县既然成批，则不免增设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