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是经过较长时间的精心策划而逐步实行的。汪精卫自己招认“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裁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1]，这个划分方法虽然有些违背历史事实，可是说明了汪精卫一伙的反共确实有一个过程，主要是：
（1）从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到压制与打击工农运动，是汪精卫一伙反共活动的开始。本书第七章对此已做了专门论述，不再赘述。
（2）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标志着汪精卫走上了反共的决定性一步。鲍罗廷是孙中山先生聘请的苏联顾问，到任后，对于国民党改组和“一大”的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孙中山曾高度评价鲍罗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2]，并对于鲍罗廷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深深感谢”[3]。孙中山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顾问是一个重大决策，是国共合作的象征之一；而汪精卫解除此顾问合同，同样也是他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个重大决策，是他分裂国共合作的重要一步。尽管鲍罗廷也犯了许多错误，如在“中山舰事件”上主张妥协；支持《整理党务案》；“四一二”政变前，有人提出把第四军调到沪宁去，他以保证汪精卫的安全为理由加以反对，使蒋介石的政变很容易得到成功。但他对于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北伐事业也做了积极的贡献，他曾强调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4]；还主张“加强和继续建立新的共产党人的部队，把叶挺部队由团扩编成师，如果有可能再扩编成军”[5]；他促成了武汉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推动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第二期北伐的举行，等等。汪精卫解除他的职务，暴露了汪精卫一伙背叛孙中山的可耻嘴脸。
鲍罗廷的免职决定，六月中旬为报界披露：“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廷及各俄顾问职，由陈友仁通知鲍氏，鲍表示其妻尚被押在北京，一时不能离汉。”[6]当鲍罗廷于七月二十七日经郑州返苏时，汪等一方面写信给苏共中央说鲍罗廷“自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另一方面却密电冯玉祥把鲍扣留并杀之。[7]冯未执行此极为恶毒的命令，但充分说明汪精卫一伙反革命两面派的残酷和虚伪。
（3）密谋“分共”计划。汪精卫一伙从郑州会议以后，如何“分共”就成为他们议论的中心。他们或公开煽动，或秘密策划。汪精卫供认从六月初到七月十五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除了谭平山同志因病请假之外，天天讨论”这个问题。[8]同时，“从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指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作者注）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9]，汪精卫等这些狡猾的政客深知，要使“分共”成功，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才行，否则，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当时高级将领的态度如何呢？唐生智从河南返汉后态度已很鲜明，当鲍罗廷要求唐与共产党合作东征，等打倒蒋介石以后再谈“分共”问题时，唐生智的回答是：“对呵！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无奈这些赳赳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健的话。所以最好还是C.P.顾全大局，自动地解决这个难题！C.P.须知现在也非常危险，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10]意思已很清楚，就是要立即“分共”，不能等到打下南京后再“分共”。而何健则公开说不“分共”就不东征，不愿为C.P.东征。问题在于张发奎的态度，因为张发奎的部队战斗力较强，可是其中共产党员最多，是“分共”的主要障碍。据吴玉章回忆，当时“汪精卫找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计划”[11]。至此，掌握军权的主要实力人物已同意汪精卫的“分共”计划。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顾孟余等武汉政府的重要人物，则早已决心反共。这样，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取得了一致意见，“分共”的密谋遂告完成。
（4）逼迫武汉政府农政部长谭平山和劳工部长苏兆征辞职。把担任武汉政府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排斥出去，这是汪精卫等人反共计划的重要步骤，是国共最后分裂的前奏。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立即上辞呈退出武汉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说送谭部长、苏部长出国考察。谭平山在谈话中也同意辞职，随后向中共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国民党的党政职务，并说如果这会造成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就只辞去农政部长职务，暂不辞去在国民党中央的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谭平山的辞职问题。陈独秀认为：这不是谭平山的个人问题，而是国共能否继续合作的问题，同时，我们不应轻易放弃这些位置。会议批评了谭平山在与汪精卫谈话中轻易同意辞职的做法，认为作为政治局委员，应先提到政治局讨论后再表态。会议最后决定谭平山继续留任，但这已是一厢情愿而已，汪精卫等逼苏、谭辞职的计划是决不会改变的。
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鲍罗廷转告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以示威的姿态退出武汉政府。因为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局面下，共产党员再留在这样的政府里，与镇压工农运动者负连带责任，这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个指示，要苏兆征、谭平山退出武汉政府。至于他们两人退出国民政府应采取什么方式，辞职书如何写法，中央政治局并未详加讨论，认为退出武汉政府这个行动的本身，就足以表示了对武汉政府的抗议。但他们两人的辞职书表现得非常软弱，谭平山说辞职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有病，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情形非常严重，本人不能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苏兆征的辞职书则说是自己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不愿意继续任职了。
对于苏、谭这种软弱的表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给予了批评。为了改正软弱的态度，七月中旬又在《向导》周报上正式发表了《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12]联合辞职书在历数国民党右派的一系列反动行径后，肯定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议决推举共产党员加入政府，实有历史的意义”，而“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决非为个人之争权，乃欲以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之共同努力，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至于最后的成功”。但是，现在的武汉政府领域之内，屠杀工农的事件到处发生，“国民党中央委员之中，竟有人敢于与民众运动宣战，甚至与国民党历史上之革命的主义及政策宣战”。鉴于这种情况，辞职书最后宣布：“共产党员同意于加入政府之基础已经消失。共产党员既为革命的国民党员及共产主义者，则在此种状况下退出政府，乃其天职。”表示决心与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武汉政府断绝关系。
（5）“七一五”的分共会议。经过上述步骤后，汪精卫等人认为全面“分共”的时机已成熟，他们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对，于七月十四日夜举行了“分共”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做了以“分共”为主旨的报告，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的主要内容。汪精卫以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为借口，大肆煽动，他在宣读了电文以后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①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有一般同志还说农工的行为并不幼稚，原来他们是照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②在中央委员之中，增加工农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的权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要我们违背总章。③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④由二万武装的C.P.同志及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的军队，消灭旧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向来不分C.P.不C.P.，为什么单单要二万武装的C.P.同志组织军队？这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C.P.的军队好了！⑤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C.P.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做刽子手。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13]最后，他提出对于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14]，就是说国共应该“分家”了。
汪精卫的报告，是他彻底背叛孙中山亲手制订的三大政策的大暴露，是他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铁证。孙科极力赞成这个报告，并恶毒地说共产党的“革命方法不能成功，仅仅是闯出一些大乱子”，还攻击共产党“开口闭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农民起来了，其实全是假的”[15]。顾孟余等也发表了极为激烈的反苏、反共的无耻谰言。会议最后通过了“分共”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主要是：
一、关于“分共”决议案。有三点：（1）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之意见，并解决之；（2）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3）派遣重要同志前往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16]
二、《统一本党政策案》。该案规定：“（1）凡名列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2）在国民革命时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3）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17]
三、《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令》。说什么“分共”的出发点乃是：“检阅以往之工作，纠正以前之错误，深觉非厉行党的专政，提高党的权威，俾中国国民革命，得早已完成……此种提案，完全根据于革命利益，执行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凡我同志，务须体念此意。”训令假惺惺地说什么：“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或指诬他人是共产分子，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18]
四、《关于农工政策令》。也标榜什么：“并不因制限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诚恐少数党员误解中央党部限制共产分子之提案，连带怀疑农、工”政策，才发此训令。[19]而且还虚伪地声称：“各级党部，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转饬所属，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以维持，以期巩固农、工、商、兵之大联合……若违背党意，少加摧残，本党唯有执行革命纪律，决不宽贷。”[20]
对于上述报告和文件，会议决定：汪精卫的报告和第二个文件《统一本党政策案》暂不发表，“只是要使负责任的同志知道”[21]，就行了。因为发表后“恐怕会发生大风潮，引出意料之外的结果”[22]，实际上就是怕引起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抗，无法稳定局势。但却及时公布第三、第四两个文件，因为这两个文件虚伪地说要保护共产党人的个人身体自由，还说要继续进行工农运动，保护工农利益。他们以此欺骗人民，来稳住武汉政府的阵脚。事实上，反动军队已经到处逮捕共产党人了，何键的军队已公开搜捕吴玉章等人了，到处镇压工农运动了。这个做法充分说明汪精卫集团的“分共”计划是考虑得很周密的，也是很阴险的。
会后，汪精卫等就开始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公开的攻击、恐吓和打击。七月二十一日，陈公博取代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陈克文取代谭平山为农政部代理部长。[23]当中共中央七月十三日的《对政局的宣言》广为散发以揭露汪精卫一伙的反动面目时，七月十八日汪精卫等就凶相毕露，遂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并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加以歪曲，同时公布。这个反动文件，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对于本党厚诬丑诋，无所不至；并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这是共产党破坏本党容共之最大表示。”接着，就杀气腾腾地宣布说，共产党既宣布退出国民政府，而“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都属于国民政府的系统，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24]。七月十九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号召全国青年为打倒武汉政府而奋斗。汪精卫在七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恼羞成怒地说：“在国民党的权力之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25]并于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七月二十八日，发表了由陈公博起草的《国民党中央告共产党书》，进一步对共产党进行攻击和恐吓：“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于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本党为革命利益计，不能不执行相当纪律。”[26]
（6）由所谓的“和平分共”发展到“武力清党”。汪精卫一伙在进行了上述一系列的所谓“和平分共”活动后，认为向共产党大规模屠杀的条件已成熟，就于七月下旬开始，撕去了一切伪装，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杀过来了。七月二十八日“在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百余人，被武汉国民政府杀害”[27]。八月五日，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枪杀了共产党人彭江等多人。同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并咬牙切齿地狂叫对付共产党“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28]。八月八日，汪精卫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叫嚣：“现在还要说是容共的，就算不得是人。”[29]他特提出了清党的各项办法，为会议所通过，主要有三项：
一是通缉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决议三条：①由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之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均着即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②列名本党执监及候补委员之跨党党员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苏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③共产党员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一律通缉拿办；其他跨有本党党籍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
二是《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条：①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②著名之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者，应即拿办。③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④如有C.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30]
三是关于改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各人民团体的问题。由于董必武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干部参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人民团体内工作，成为汪精卫一伙的眼中钉，必速除之而后快。在八月一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就决定了改组湖北省党部，成立了以孙科、孔庚、潘云超为委员的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并决定改组办法为：“①由改组委员会即日接收湖北省党部；②接收省党部后，暂时分配各种工作代理人员；③湖北全省党务，暂时一律停止进行。”在改组省党部后，这次会议就决定改组各人民团体，规定了两条办法：“①湖北全省人民团体，应着即停止活动，听候改组；②改组人民团体，由中央各部会同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负责办理。”[31]其目的就是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驱逐出湖北省党、群各机关，或将他们逮捕与杀害。
从上述三项清党决定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屠杀共产党人的动员会。从此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被杀，武汉地区的一些反动军警头目号叫：“宁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人”，比起沪宁的清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度被称为“赤都”的武汉，染红了革命者的鲜血，大江南北乌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了楚天大地。但这一切却立即获得南京政府的嘉许，由李宗仁领衔致电汪精卫，祝贺其反共之举。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了。自一九二三年一月《孙文、越飞宣言》开始的首次国共合作，到一九二七年七八月的武汉全面清共，历时将近五年。这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个重要标志，即宣告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旧的阶段的完全结束，同时，也宣告这个革命已进入到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二、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的发表和邓演达的出走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汪精卫叛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革命遭到失败，人民又被抛入悲惨凄凉的深渊之中的日子里，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汪精卫一伙的叛变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虽然由于汪精卫集团掌握了武汉政府的实权，反动力量大大超过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宋庆龄等无力制止汪精卫之流的“分共”行动，但这个斗争却有重要的意义。
在整个武汉政府时期，宋庆龄都处于重要的领导地位。她担任着党政联席会议的成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她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时，她亲自致电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迅速来汉，促成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与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32]当汪精卫要她到郑州去参加会议时，她义正词严地指出：冯玉祥是武汉政府领导下的一个集团军司令，有什么资格要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他那里去开会，要开会就到武汉来，拒绝出席郑州会议。汪精卫从郑州会议返汉后已明显反共，宋庆龄与之多次做面对面的斗争。在汉口华商总会中央党部的会议室里，她当面痛斥汪精卫违背孙先生遗教的种种言行，警告他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她坚决主张讨伐夏斗寅、许克祥，惩办反共、反人民的将领，在这方面，“她的态度甚至比陈独秀、谭平山还要激烈得多”[33]。因此，更加引起反动军官们的嫉恨，何键的三十五军竟搜查了她的住宅。[34]这不仅是对宋庆龄的侮辱，也是对长眠地下的孙中山的侮辱，对中国国民党的侮辱。但她在这些反动军官面前，浩然正气，毫不妥协。
七月十四日，汪精卫一伙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宋庆龄拒绝出席，派陈友仁代表她在会上庄严宣布：“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革命有这样大的成绩，都是由于执行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但汪精卫一伙的反动决策已定，悍然决定“分共”。宋庆龄对此义愤填膺，随即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这个声明是讨伐汪精卫的檄文，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
《宋庆龄声明》严正指出：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基于国民党已经完全反动的事实，她断然宣布：(www.xing528.com)
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宋庆龄在声明中还满怀必胜的信念宣告：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35]
《宋庆龄声明》于七月十八日发表，犹如一声霹雳，震撼了武汉三镇，传遍了祖国大地。它又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蒋介石、汪精卫的胸膛！由于这个声明还在外文的报刊上发表了，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八月一日，宋庆龄又和毛泽东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罪行。南昌起义当天，成立了由周恩来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虽然未在南昌，仍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这一切都表明了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表现了她的革命的坚定性。
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对于宋庆龄的崇高革命精神既怕又恨。他们或者威逼利诱要她与共产党断绝关系，或者以母女兄妹之情来诱惑，企图使她放弃革命立场，或者至少保持缄默。但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她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巾帼英雄，严词拒绝了一切的威胁和利诱，以维护孙中山先生的尊严和三大政策的革命性。正如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当时就指出的：“宋庆龄不愿让他们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掩盖这一叛变，……为了共产党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她同自己的党断绝了关系。”这种高风亮节，将永留人间。
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长途跋涉，于八月间赴苏联访问。行前，她又一次指出国民党的冒牌领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九月初，当她抵达莫斯科时，受到了苏联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九月六日她在莫斯科发表声明，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说：“我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前来说明：虽然中国的革命暂时丧失了它已经取得的地区，但它仍然坚强有力、朝气勃勃、充满信心。我所代表的革命的中国，与目前盘踞长江流域的封建官僚军阀截然不同。这些人已经脱离群众，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权势正企图把中国拉回到军阀混战的老路上去，造成了混乱。但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混乱。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36]这股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就是忠实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仁人志士。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不管武汉政府的反动头目们怎样倒行逆施，革命的洪流必将如扬子江的波涛那样，怒吼着向前奔腾而去，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它的前进！
坚持三大政策，反对“分共”的还有邓演达等人。在国民党左派中，仅次于宋庆龄的就是邓演达。瞿秋白就认为“邓演达是左派中最后所剩的一个，孙夫人也反对分共”[37]。这种看法虽不全面，但也的确说明了他是一位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是武汉政府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担任着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等重要职务。在这些领导岗位上，他尽职尽责，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武汉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农民运动、维护党权运动、第二期北伐、讨蒋运动等方面成绩更为突出。当汪精卫明显反共时，邓演达曾于深夜到汪宅“劝他坚持革命，不要动摇，并且指出只有依靠民众，才是生路，依靠军阀枪杆，结果是死路一条。当汪精卫表示要走他的反革命方向，不能接受先生劝告时，先生感受到革命又须重造，人民的痛苦又延长其解除时间……然而人民终归要起来，起来解除自己的压迫、束缚的，……我们各奔前程罢！”[38]为了挽回颓势，邓演达曾计划与吴玉章和陈友仁等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但没有成功。因为当时，何键的军队已把机关枪架在邓演达住所的周围了。由于形势日益险恶，邓演达于六月三十日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留别书，谴责汪精卫的反动行径“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39]。七月十三日，他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随即离汉。临行前曾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希望C.P.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据他所知，何键一定开刀无疑。”
邓演达化装成修电线杆的工人，沿平汉路步行至郑州转潼关，乘鲍罗廷的汽车于十月十五到莫斯科。邓的出走可以说是“武汉政府解体的表征”[40]。“武汉政府，失去了一个邓演达，就是倒了一个有力的支柱，在军事方面就不能掌握四军、十一军，四军、十一军没有邓演达的政治领导，也不能发挥甚么作用……在政治方面，再没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只有让反动派抬头，只有让国共分家。在社会方面，国民党人没有哪一个比邓演达得人心，能联系群众。”[41]
三、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
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42]，南昌起义就是这个伟大斗争的开端！
根据党中央在武汉做出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贺龙、叶挺、朱德等所属部队约三万余人，于八月一日凌晨在南昌起义，经过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近万人，胜利地解放了南昌。当天就发表了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柳亚子、高语罕、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屈武、彭泽民，于树德、恩克巴图、杨匏安、谢晋、白云梯、江浩、韩麟符、夏曦、许苏魂二十二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43]，指出：“武汉少数领袖已甘心受武人挟持，卖党卖身”，“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宣言最后提出了挽救革命的七项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和党部所发之训令决议；拥护总理之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继续革命工作问题；反对帝国主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反对北洋军阀与蒋冯唐等新式军阀等。这个宣言实际上是起义军队的政治纲领。
八月一日上午，谭平山、恽代英、吴玉章、韩麟符、许苏魂等，以国民党的名义在江西省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江苏张曙时，河北孟湘鉴等，福建蔡鸿干，哈尔滨穆景周，湖南徐特立等，山西王一德，甘肃李森，四川刘伯承等，新疆张开运，东三省陈日新，安徽朱蕴山等，上海丁晓先，绥远章觉民，浙江王贯山，广东彭湃等，湖北李立三，江西姜济寰等，欧洲特别支部熊禹九，日本特别支部潘先甲，暹罗特别支部林振祖等，古巴特别支部董方城等。会议推选宋庆龄、苏兆征、江浩、彭湃、叶挺、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彭泽民、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谭平山、邓演达、张发奎、陈友仁、郭沫若、于右任、徐特立、张曙时、黄琪翔、朱晖日、何香凝、经亨颐、贺龙二十五人为委员，组成革命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以宋庆龄、谭平山、郭沫若、贺龙、恽代英、张发奎、邓演达七人为主席团。推选谭平山为委员长和主席团主席。
起义胜利后，对部队的领导人员进行了调整。由于南昌起义仍打着国民党的旗帜，所以军事编制仍沿用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兼前敌代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团主任。[44]
八月二日，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宣布将继续北伐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耕种，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革命委员会还发布了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二日下午，南昌五万人民群众集会，隆重举行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就职典礼，并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立即派反动军队包围南昌，妄图把新诞生的人民军队扼死在摇篮里，所以，从八月四日起，起义军先后退出南昌，经赣东向广东进军，计划重新恢复广东根据地，再举行北伐。但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盛暑远征，艰苦转战，困难是很多的。“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45]。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餐稀饭，逃亡现象十分严重，仅出发后三天内即有四千多人逃走。蔡廷锴把整个第十师都拖跑了。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等七百人叛逃投奔唐生智去了。但真正的革命者却在这艰苦环境中锻炼得更加坚强，贺龙、郭沫若就是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起义军于九月二十四日占领汕头，当日成立了汕头人民政府，街头到处贴着标语：“拥护共产党！”“打倒南京、武汉两伪政府！”但革命军在强大的敌人包围下，又加指挥上的失误，在汤坑、三河坝等地受到了严重损失。[46]失败后，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随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南昌起义虽然遭到了很大的失败，但它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自广州“中山舰事件”以来，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向人民进攻，总是屠杀革命人民，而革命人民因无武装而无力反抗。但是，南昌起义是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它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给南京和武汉的反动政权以重大的打击，为挽救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日，在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为了解决新形势下党的总方针问题，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现为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举行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陆沉、李震瀛；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共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邓小平以及刘昌群共二十三人。共产国际新任驻中国代表罗明拉兹及会址的房主苏联农民运动顾问夫妇，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主席，他宣布开会后，做了简短讲话，说明到会的五届中央委员不够半数以上，不能称为中央全会，是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由于汪精卫一伙的屠杀政策，会议只能开一天，三项议程，要求发言简单扼要。
第一项议程是罗明拉兹作报告。他对《告全党党员书》做了说明后，会议进行表决，原则通过。
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作工作报告。指出，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我们再不能用退让政策了，南昌起义就是新方针。现在主要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策略原则是：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提出追认临时中央七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瞿秋白做完报告后，向会议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三个草案。会议原则通过上述议案，交新选出之临时政治局作文字上的修改后，向全党发出。
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政治局。选出正式委员九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讨论各项文件时，发言是热烈的。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是：（1）我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根本观念是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后来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里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2）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党内党外的广大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3）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注意此问题。湖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4）要发扬党内民主，上级要尽心听下级的报告。[47]这个发言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的主要经验教训，并为党的今后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方针。
蔡和森发言的主要内容是：（1）党在“五大”后的错误主要是没有执行“五大”的决议。因为这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也是好的，但大会后中央不但不实行而且持相反的态度。（2）“五大”前的失败完全是由于退让，大会本已指出这个错误，但会后仍照原方针进行工作，把党降为普通的政治团体。到后来，政治局的指导与国民党简直是一样的，以几个武汉政府上层领导的意见为转移。（3）党应承认过去的错误，改正过去的错误，必须换新的指导人，要打倒家长制作风，要把党的错误传达到群众中去，然后党才能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权。[48]
彭公达在发言中说：乡村农民已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完全走到不革命和反革命的路上去了，把“五次”大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决议完全抛弃了。[49]罗亦农发言说：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没有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这是党的根本错误。他还对共产国际提出了批评说：国际既认为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又派维经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维经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却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他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错误，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50]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邓中夏、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等人。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初步总结了武汉政府时期党的工作经验与教训，批评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使党前进了一大步，避免了党的分裂，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关键性的会议，这是它的主要方面。会议的缺点主要是：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时候，没有注意防“左”，这就为当时正在滋长的“左”倾错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次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这样就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这个先例一开，许多地方党组织也照例找一两个负责人当作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51]尽管有这些缺点，但八七会议的功绩还是第一位的。瞿秋白认为没有八七会议“共产党简直要亡党……这会议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52]。北方局的党员也认为：“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
为了及时贯彻八七会议的决定，迅速掀起武装反抗武汉政府的斗争，有关省委很快行动起来了。湖北省委在罗亦农的领导下，于长江中的一只小船上召开了省委会议，传达与研究了如何执行八七会议精神的问题，决定派四百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秋收起义。到八月底，湖北南边通城县的农民便暴动起来，不久发展到通山、崇阳两县。这些暴动的农民军，汇合邻县蒲圻、咸宁的农民，于九月九日袭击了从武昌到长沙的火车，攻击了咸宁县城，这对武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次暴动是由罗荣桓、王武扬等人具体负责指挥的，罗荣桓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王武扬任总指挥。[53]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截断武（昌）、长（沙）铁路达半个月之久，对于汪精卫、何键等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湖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决定在湘东赣西边界举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由原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军和安源工人武装组成。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次起义完全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彻底与武汉政府决裂，即“不是用国民党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54]。暴动的口号也是很鲜明的：“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土地！”九月九日暴动开始，当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进攻受挫后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在前委会上，毛泽东提出应放弃打长沙的计划，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建立农村根据地。历史有许多巧合，九月二十日这一天，既是武汉政府寿终正寝的日子，又是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地区进军，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光辉日子。
此外，广东的海陆丰工农起义，于九月十七日攻占了海丰县城。江西的鄱阳、星子、万安等地的暴动，也都为反抗武汉政府的反动与挽救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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