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危害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政策，客观上为汪精卫的反共活动提供了条件，这就使革命形势更加危机。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陈独秀不仅不改变其错误的方针，反而更加发展了他的投降主义。到六月下旬，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其结果是使党和人民在强大的敌人袭击下，处于被动的境地，丧失了反抗的力量，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最根本的内容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在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表现在：
（1）军事上，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这是投降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指出的：“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129]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中国来说，就更加显得突出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而无议会可以利用，反动统治阶级武装到牙齿，人民不可能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主要靠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当时的国民党是很懂得军事的重要性的。蒋介石在北伐过程中，拼命抓军队，由开始时只掌握两万左右的嫡系部队发展到南京政府成立时的十余万部队。唐生智在北伐开始时只有万余军队，不到半年，就发展到十万多人。而“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130]。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政府时期，对这个科学理论和中国社会的特点认识是不足的，所以不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注意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叶挺独立团打到武昌时，伤亡过半，也不抓紧补充和扩大。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是，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垮台了。“五大”后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武汉政府的军事实力派是唐生智，此时他的主力在河南前线，湖南只留四个团，湖北只留李品仙部。在这个形势下，猛烈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是可能的。在平定夏斗寅的叛变时，许多工人、农民、武汉军校学员均参加了叶挺指挥下的部队，曾使叶挺指挥的武装力量达到近两万人。这时，如把叶挺的一个师扩充为一个军，并且乘胜进兵长沙，与湖南农民自卫军联合作战，消灭许克祥也是可能的。但是，陈独秀却拒绝了蔡和森等人的正确意见，使党失去了发展自己军队的一个大好时机。陈独秀甚至认为共产党员掌握军队就会变成军阀，所以，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参加镇压夏斗寅叛变时，曾“要求国民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二千支枪，并几千元月费，汪精卫等在口头上答应了”，“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我们也不去积极要求。政治局中常有人替汪等如此原谅：‘也难怪他们，武器不是好玩的。’”[131]把快要到手的武器白白丢掉不要。虽然党的手中有叶挺的部队。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争取到贺龙的部队，但这些军队“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132]。总之，武汉政府后期的中共中央“甚至避免讨论军事问题；而当着讨论此问题的时候，又没有通过任何的决议。中央甚至于没有想到扩充叶挺底共产主义师，没有企图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组成特别军队；完全没曾坚决地实行武装工农和使劳动群众军事化，没有想到动员共产党员，没有设法真正地把军官学校和军事政治学校学生抓到自己影响之下；同样也没有企图把零散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统一起来，没有设法领导农民群众底武装斗争”[133]。这样，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无产阶级手中没有武装，就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战败了。
（2）政治上，向国民党首领汪精卫等妥协退让投降。陈独秀等既然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就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等人身上。“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134]到武汉政府后期，陈独秀等把团结汪精卫、唐生智更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要全党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转，谁也不能违背这个中心。在鲍罗廷看来，拉住唐生智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政府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致跑掉。”[135]为了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什么原则都可以丢掉。汪、唐等说要先北伐奉军后再东征讨蒋，陈独秀就无视周恩来等向党中央提出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在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上，同意汪精卫的北伐决策。六月中旬，汪精卫等又要东征讨蒋，陈独秀也不管蔡和森等提出的在两湖深入土地革命的意见，又同意东征。其实，这时的东征已没有革命的内容，唐生智东征是想取蒋介石而代之，汪精卫也想借唐的兵力搞掉蒋介石，自己可以独揽党政大权。所以，东征只是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已。这时，汪精卫一伙的反动面目已暴露得比较明显了，但陈独秀等却对上述的严酷事实，则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一味的要拉汪、唐去东征。在陈独秀看来，只有与汪、唐共同东征才有出路。所以，为了东征，可以不去武装工农，可以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甚至退让到这样的地步，即只要在南京未打下以前，暂不驱逐或屠杀C.P.，等南京打下后再“分共”也行。完全拜倒在汪精卫一伙的脚下，“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136]。
陈独秀、鲍罗廷的妥协退让政策，不仅不能拉住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走向反动，相反，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冯玉祥多次从河南致电武汉政府，要求速行“驱鲍分共”。何键把他的三十五军移驻汉口，要共产党立即退出武汉政府，立即解散一切工会、农会和工农武装，气势汹汹，要向人民开刀了。六月二十九日，何键发出《告官兵书》的反共通电，诬蔑共产党是：“阳奉三民主义，暗行屠杀掳掠之实”，还说什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变相充作国民党，混入军队中，冀图将来之大暴动。此而不去，祸将不堪！”并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137]，为举行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叶琪和周斓名为回湘查办许克祥，实际是更加疯狂地屠杀湖南人民。唐生智由河南前线回湘后，把马日事变责任完全推到我党身上，并公开枪杀我两名党员。武汉政府不仅不惩办许克祥，还提升他为师长，马日事变时的湘省主席张翼鹏也只准其“辞职”。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还直接发电拉拢夏斗寅。[138]这一切都表明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计划已在积极推行了，而陈独秀仍是一味拉汪、唐东征。“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139]，因而继续对汪、唐等人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结果是形势更加逆转。
（3）工作上的极端混乱。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反映在党的工作上也必然是混乱的。“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140]。此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是这种状况。今天派毛泽东到湖南去组织对反动派的反击，明天又怕反击破裂统一战线而把毛泽东调出湖南。六月二十三日，政治局常委要中央秘书厅写给上海区委的信中说，只要掀起反帝浪潮，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就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取消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恢复和加强我们的领导权”[141]。过了几天，中央政治局又认为这封信是错误的，决定收回这封信。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迁移武昌办公，但因干部和党员的反对，次日又搬回汉口。党中央一天搬一次家，可见混乱到何等地步。为反击许克祥而组织的特别委员会随便就予解散，等等，形成了今天推翻昨天的决议，明天又推翻今天的决议，朝令夕改，干部无所适从的局面。总之，党的工作的确“处于混乱状态”[142]。这样的领导，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4）组织上涣散软弱无力。这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五大”后，无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从党中央来说。“五大”选举出陈独秀为总书记，但因错误领导，屡遭失败，党内的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猬集于他一身，所以威信更加下降，他本人也是苦闷的，终日在那里苦思焦虑，这不能不严重影响中央的领导。张国焘因为与陈独秀争吵而消极，后又到河南去了一段时间。瞿秋白因病不能坚持日常工作，常常是在发烧、咳嗽、吐血中参加会议，起草文件。李维汉在“五大”后即回湖南工作。李立三、苏兆征把主要力量放在主持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太平洋劳动会议上去了，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由于意见分歧，也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常常是把政治局会议变成了辩论会或谈话会。罗易在会上，“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143]。往往是会议开始时，先由罗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就是鲍罗廷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维经斯基等也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无休止的争论，搞得与会者倦态毕露之后，才对实际问题草草做出决定，这当然难免造成失误。以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看，此时为郑州会议前夕，本应冷静分析形势，作出正确决策。但一开始罗易就发表了题为：《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的长达一万多字的讲话。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退让吗？能采取防御政策吗？防御政策意味着投降国民党，任其摆布，意味着我们不是共产党人，充其量不过是挂名而已。”[144]如何进攻呢？他提出了七条不着边际的办法，如第六条是“立即派遣五十名同志到江西去担任被驱逐的共产党人的职务，他们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鼓励和组织农民暴动。……应对朱培德军队中的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145]。这是十足的空话。试问：朱培德实际上已在他的军队中清共了，怎能到他的军队中去对士兵进行革命宣传呢？当多数委员反对他的提议时，罗易又是洋洋万言的答辩。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把中央的决策会议开成马拉松式的谈话会，怎能使中央政治局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指挥部呢？再以党中央秘书长这个重要职务的人选来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几度易人，原确定李维汉为秘书长，但他一直在湖南工作，又决定暂由陈乔年代理；陈不久辞职后，便由蔡和森兼任；蔡因病休养后，又由张国焘来兼；至六月三十日，中央常委又决定由邓中夏担任。党中央关键领导职务的频繁换人，不能不削弱中央的领导。
再从省委一级看，“五大”后，党中央采取了加强省委建设的措施，把区委改为省委，任命了一批省委领导干部，如耿炳光为陕西省委书记，彭述之为河北省委书记，刘伯庄为北京市委书记，颜昌杰为山西省委书记，张太雷为湖北省委书记，吴芳为山东省委书记，傅烈为四川临时省委书记。还决定调汪泽楷主持河南省委，与罗亦农对调；调夏曦去江西省委工作等。这些措施虽然对于省委一级的建设，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省委书记都是新任命的，尚不能很好开展工作；有的任命后，由于种种原因，却不能到职；有的则是一换再换，领导成员不能稳定。更主要的是陈独秀投降主义统治了党中央，自然影响到省委的领导也是涣散无力的，湖南省委就表现得很突出，当省委确知许克祥要叛变了，不是组织反击或有秩序的退却，而是“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发二百元，次要一百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146]。结果工农群众失去党的领导，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使许克祥很容易就获得了成功。
在中央和省委的影响下，基层组织当然也不会是坚强的。夏斗寅攻打到武昌纸坊的消息一传开，武汉工人纠察队就有逃亡的，“各工会负责人亦有因此大惊小怪而迁避者”[147]。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共同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湖北省委和省总工会执行这一决定时，因未向党员和负责人做详细说明，未做好思想工作，“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队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148]。发生这些问题是不能责怪工人和普通干部的，主要是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涣散无力，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这些归根结底还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带来的恶果。
当时，虽然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各地做实际工作的党员和干部不畏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土地革命打下了基础，但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加上投降主义的统治，造成了：“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149]党组织的这种状况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
陈独秀的上述错误，发展到六月底达到了高峰，这集中表现在六月三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上。此时的形势是急转直下地向恶化方面发展，经过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已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汪精卫等的反动面目更加公开暴露。六月二十八日，何键等反动军官乘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之机，已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武装进攻，他们强占工会会所，派兵在街头拘捕共产党人。“汉口李品仙军亦有反共运动，将总工会纠察队缴械遣散，总工会干部人物均避匿”[150]。何键等公然喊出“铲除”共产党的反革命口号，大有在武汉重演“马日事变”的形势。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不是组织反抗或应变，而仍然是一味地要拉住汪精卫、唐生智去东征，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坚持到底。就是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中共中央通过了投降主义的文件：《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
关于这个决议案，据蔡和森记述，在六月二十九日的武昌中央会议上“秋白有甚长之书面提议……中心问题仍是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151]。蔡和森认为此议案并不是瞿秋白或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两月以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152]。这个决议案共十一条，当时未正式发表，党的“八七会议”批评此决议时指出：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六月三十号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现在指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党义，须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组织，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153]
这个把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纲领，不但没有拉住汪精卫，恰恰相反，却助长了他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但陈独秀仍执迷不悟，在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他还主张：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以壮大东征的军事力量。毛泽东不同意此主张，提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54]，但却为陈独秀所拒绝。至此，大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这是陈独秀投降主义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改组
事物发展到它的极端，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十一条政纲既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发展的顶点，同时，也是它的最终结束。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从而结束了陈独秀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在大革命就要失败的严重历史关头，为挽救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因为是七月间作出的，也称为“七月决定”。它明确指出：“武汉政府底革命作用已经完结了，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155]因此要求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是不退出国民党，以便留在该党内，与下层党员密切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这个“决定”在指出中共中央的错误后，要求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指示中共中央“选举新的领导人”[156]。鲍罗廷接到上述指示后，向中共中央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157]这时陈独秀也感到无法再工作下去，遂向党中央提出辞职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但他也拒绝去莫斯科。经过酝酿，七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时中央），并移武昌办公。
临时中央是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它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肩负着艰巨的任务。但它没有辜负全党的重托，力挽狂澜，毅然担负起为挽救革命而斗争的光荣使命，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开始转变。针对汪精卫等策动的“分共”阴谋，中共中央于七月十三日写成，于十六日发表了《对政局宣言》，严厉谴责了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反动罪行，指出他们“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这种做法“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158]。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国民党，决心与一切革命分子结合，只要他们能诚实的执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宣言最后重申：孙中山这面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民众始终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159]这个宣言虽然对国民党还存在某些幻想，还没有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但已表明妥协投降政策的结束，因而得到了党员和群众的拥护。王荷波说：“我们工人看了这宣言，虽然还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宣言申明不退出国民党，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的诚意，为争取国民党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这一点连国民党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国共的分裂，在中共直到最后五分钟还想设法补救，可知对此点的重视。”[160]说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完全是由国民党主动造成的。无论是中共中央对政局的宣言的发表，还是苏兆征、谭平山的辞职，都是在汪精卫等人的逼迫下作出的。
（2）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临时中央向党内外发布了许多重要的文件和通告。如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指出：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它已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党对武汉政府的政策是：揭露其反动性和虚伪性，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领导农民的减租和抗租运动，鼓励农民起来夺取乡村政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领导武汉等城市的失业工人向武汉政府作斗争；准备全国的秘密工作[161]。这个通告对于指导全党实行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临时中央提出的《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乃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国一切革命分子提出的共同商榷并力图实行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收回租界和海关，撤退一切驻华的外国军队；统一财政，取消苛捐杂税，商品自由流通，恢复交通；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促进中国的统一，澄清吏治，建立廉洁政府，使人民安居乐业；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工资，有罢工及组织工会的自由；农民有组织农会及武装自卫之权，实行二五减租；改善士兵生活，优恤残废军人；确定教育经费，提倡平民教育等。[162]这个纲领草案，既坚持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又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于争取党外的革命人士共同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临时中央初步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3）疏散了大批干部，保存了党和民族的精华。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形势下，必须迅速把从各省撤到武汉来集中的干部、党中央和湖北省的干部疏散到外地，以保存革命的骨干力量。为此，临时中央决定：“凡是能回本省工作的，仍是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一批人去莫斯科学习。”[163]湖北省委根据上述决定，采取的措施是：“（一）已经公开的党的重要干部出国或到外地，并指名像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到苏联。（二）有的干部赶到九江、到贺（龙）叶（挺）部队去。（三）有的同志如没有暴露的，可以隐蔽下来。”[164]临时中央采取了紧急的步骤进行这一工作。谭平山等以“农政调查团”的公开身份提前去九江；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李立三、刘少奇、彭湃、邓中夏等奉中央之命先后去九江、南昌；李维汉、罗章龙等去湖南；项英、向忠发等去苏联学习。党中央考虑到毛泽东在湖南的目标太大，四川工作又需要，决定派他到四川工作。但毛泽东不避艰险，要求回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临时中央也认为他的要求合理，最后决定毛泽东去湖南。在转移干部的过程中，周恩来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所有干部的转移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从转移到何处，接头的办法，路途的旅费，到今后的工作等，他都作出了精细的安排，从而获得了党员和干部的敬重。临时中央还对转移的干部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更加坚定了他们必胜的信心。这样，就把革命的火种撒向了全国各重要地区，为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做了必要的干部准备。
（4）为武装反抗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蔡和森在病中连写七封信给党中央，提出许多挽救革命的建议，其中有一条主张是：“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做反汪派之鼓动”[165]，这正合周恩来的意见。在“五大”开过后不久，周恩来就有一个建立以邓演达、张发奎为中心的新左派计划。因为张发奎与蒋、唐等人都有矛盾，而他的部队中共产党员较多，他还想利用共产党员为他干事，所以他虽同意汪精卫的许多主张，但还不敢贸然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分共。这样，就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者，仍在他的部队中任职。如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部秘书长，恽代英为参谋长（恽走后，由叶剑英升任），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第四军的参谋长为叶剑英，政治部主任为廖乾吾；第二十军军长为贺龙；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等。同时，在汪精卫分共时，张发奎仍有“保护中共党员不受侵害”的指示。所以，临时中央认为应继续争取张发奎。据此精神，李立三、邓中夏等去九江了解情况，观察动向。
为武装反抗武汉政府，临时中央还制订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66]大纲指出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要以农会为中心，暴动后即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在条件许可时应夺取县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农民夺取政权后，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对五十亩以上的地主，一律抗租不交，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一律实行减租，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拒绝向武汉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级政府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经济封锁；组织土地委员会，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大纲还规定了各省暴动的大致计划和目的要求，如湖北农民暴动就是要给武汉政府以扰乱，以使其不能稳定。有关省委根据此大纲，制订了详细的计划，随即在各地连绵不断地发动了武装起义，给武汉政府以反击。
（5）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临时中央虽然在短时间内做了上述大量的工作，但都是一些具体的工作，对于党的战略决策和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尤其是党面临着两个极大的危险，即党被分裂和被打散的极大危险。怎么办？要解决这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性问题，非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不可。
从党有被打散的危险看，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干部的大批转移，使党员觉得共产党要“散伙”了。实际情况也造成了这种印象，临时中央五名常委中，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先后去江西了，一些中央领导人按疏散计划离开了武汉，这些都增加党员的惶惑。因而大批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发表声明退党，有时报纸上出现了一大排退党声明；有的甚至投敌叛变，出卖组织。另外，还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被屠杀。近六万名党员此时只剩下一万名左右，他们虽然要坚持革命，但如果没有坚强的中央领导，群龙无首，那也是会散的。所以，党被打散的危险是严重存在着的。
从党有被分裂的危险看，由于党中央领导的错误，革命失败了，有的干部不再相信党中央的领导了。陈独秀等原来的老的领导人不行了，新的中央领导人威信还未形成，党的临时中央虽然起很大作用，但毕竟是过渡性的领导机构。于是“党在组织方面无出路”的悲观论调盛行起来，有的“一心想开另一新局面，连中央及国际等名词都不愿听”[167]；有的甚至要“单独的行动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宣传要组织新党”[168]。如果让这些错误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就会出现分裂的局面，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169]，临时中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立即进行筹备工作。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七月十二日成立，到“八七”会议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仅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它在这革命转折的关头，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挽救革命，挽救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在党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1926年10月17日。
[2]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6页。
[3]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6页。
[4]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
[5]《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六），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
[6]《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
[7]《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
[8]《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
[9]《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
[10]《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
[11]《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12]罗易：《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1927年5月。
[1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4日。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1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17]同上书，第45页。
[18]《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19]《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20]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53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3页。
[22]同上书，第47页。
[23]同上书，第47页。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25]同上书，第50页。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27]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43年12月。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
[29]〔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46页。
[30]〔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49页。
[31]同上书，第450页。
[32]同上书，第455页。
[33]〔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34]同上书，第95页。
[35]《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31页。
[36]《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32页。
[37]《孙文越飞宣言》是指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经过反复谈判后，联合发表的宣言。主要内容是：孙中山联合苏俄，苏俄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38]罗勃·C.诺斯：《莫斯科与中共》。
[39]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
[40]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41]《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8～149页。
[42]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载《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29年版。
[4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9页。
[44]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选出领导起义的党总部。但中央委员加米涅夫等反对起义。他们的意见遭到否决后，竟发表声明，反对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公开向敌人泄露了党中央关于近期起义的决定。
[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46]参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
[47]关于陈独秀的这个电报，有许多不同的文本，这里基本上是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党史研究资料》（2）何理译的文本，并参考其他文本。
[48]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49]林祖涵：《湖南的土地问题》，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50]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资料》1934年版。
[51]陈克文：《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52]邓演达：《土地问题的各方面》，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53]《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54]《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55]《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56]《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57]《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向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1927年5月9日。
[58]《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59]《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记录》。
[60]《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61]《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62]《土地问题之研究》，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63]《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64]《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65]《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66]《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67]《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www.xing528.com)
[68]《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69]《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70]《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记录》。
[71]《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记录》。
[72]《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73]《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74]《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记录》。
[75]《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6]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4页。
[77]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4页。
[78]《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记录》。
[79]《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80]《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81]《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82]《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1927年5月9日。
[83]《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8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9日。
[8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2日。
[8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2日。
[8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9日。
[88]《向导》第199期，第2194页。
[89]转引自《学习》杂志第4卷，第9期，1951年8月16日出版。
[90]《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专号。
[9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153页。
[9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153页。
[9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
[94]王树声：《麻城的火焰》，载《星火燎原》第1卷第1集，第740页。
[95]刘德荣：《调查麻城事件报告》，载《农民运动》第27期，1927年6月11日。
[96]刘德荣：《调查麻城事件报告》，载《农民运动》第27期，1927年6月11日。
[9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98]方志敏：《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上的报告》。
[99]《向导》第199期，第2193～2194页。
[10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101]湖南《战士周报》，第35、36合刊。
[102]《向导》第199期，第2194页。
[103]《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04]刘德荣：《调查麻城事件报告》，载《农民运动》第27期，1927年6月11日。
[105]《农民运动》第26期，1927年6月4日。
[10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0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108]同上书，第146页。
[10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11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11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12]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第3章，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394页。
[113]《太平洋劳动会议特载》（一），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
[114]《太平洋劳动会议特载》（一），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
[115]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第3章，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395～396页。
[116]《太平洋劳动会议特载》（二），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8日。
[11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3日。
[11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
[11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12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9日。
[121]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7—1927.7），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390页。
[122]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04～205页。
[123]同上书，第206～210。
[124]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11～212页。
[125]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第3章，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375页。
[12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
[127]《向导》第200期，第2211页。
[12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9日。
[12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57页。
[13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4页。
[131]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3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2页。
[133]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3页。
[1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页。
[135]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36]《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6页。
[137]《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
[138]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3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1页。
[140]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41]〔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142]《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14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9页。
[144]〔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145]同上书，第320页。
[14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47]《湖北总工会通告》1927年5月19日。
[148]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4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1页。
[150]《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
[151]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52]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5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56页。
[154]《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15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156]〔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538页。
[157]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5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159]同上书，第183页。
[160]张其昀：《党史概要》。
[161]《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1927年7月24日。
[16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197页。
[163]转引自《人民日报》1980年3月17日。
[164]转引自《人民日报》1980年3月17日。
[165]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6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167]《张国焘致党中央扩大会议函》。
[168]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
[169]《“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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