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决议和紧急指示在《武汉国民政府史》中的影响

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五月决议”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时，共产国际为挽救中国革命曾做出了许多努力，做了一些决议，发了很多的指示。这些活动，对于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政策和行动，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五月决议”和“五月紧急指示”，对于武汉政府后期的事态发展，影响就更加重大了。

在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后不久，从五月十八日到三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八次全体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极其嚣张，中国的蒋介石叛变革命，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动进攻，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借题发挥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全会的议题，除“战争危险”“英共的任务”等问题以外，中国革命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为此，会议设立了“中国问题委员会”。全会期间共举行十七次全体会议，其中有五次就是专门讨论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是很激烈的，主要是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的。

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两次关于中国问题的系统发言，他还要求会议发表他的《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全会予以拒绝。他的发言和《提纲》的主要内容是：应在武汉成立像苏联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那样的政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因而应对蒋介石叛变革命负责。他甚至攻击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出卖了中国革命。针对托洛茨基的错误，斯大林在五月二十四日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讲话，指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乙）托洛茨基的路线——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28]这就从理论上划清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总结》中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新阶段。他说，由于“自由资产阶级离开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入反革命阵营，这样一来整个中国便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民族革命战线的阶级力量将在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小商贩、小知识分子）联盟的基础之上形成”。布哈林还提出要武装工农，他说：“武装力量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必须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工农武装，“不开展土地革命，绝对不可能组建起完全忠实可靠的强大武装部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有生力量来补充现有的部队，以充分保证其可靠。”

经过热烈的讨论和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错误的批评，全会于五月三十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五月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一）充分估计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及其现状。指出中国革命已“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重要的国际中心”。指出蒋介石的叛变并不是革命的全部失败，而只是部分的失败。但决议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蒋介石叛变就意味着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基于这种认识，决议指出今后中国革命斗争的策略是：“排除跟资产阶级的联合和妥协，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并成为积极的反革命力量。”^[29]

（二）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到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必须采取由农民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并由共产党站在运动的前面做领导，同时由武汉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政策，以促进土地革命的开展。但决议只是要求“没收大地主、官僚和寺院等的全部土地”，不要求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决议虽提请中国共产党务必巩固和扩大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但并未提出加强和扩大共产党在农民组织中的影响，相反，却强调“在所有这些组织中，都必须宣传参加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群众组织”^[30]。

（三）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决议认为：国民党的旗帜是国内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所以，不仅不应该退出国民党的组织，还应加强国民党，要把整个工会、农会、军队、甚至红枪会等组织均吸收入国民党。决议反对现在就在武汉地区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主张，认为武汉政府还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还是革命的政府，可以把它改造成为工农专政的政府。为此，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竭力参加政府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同时要保证政府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决议强调在国共合作中，要发挥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领导作用，“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国民党内起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也就无法在国内起领导作用”^[31]。至于如何才能在国民党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决议并没有提出切中要害的具体办法。

（四）关于军事问题。决议认为“目前迫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改编军队、建立绝对忠诚的革命部队、密切军队和工农组织的联系、配备军队干部以及把雇佣军改变为正规革命军等等”^[32]。但同时又表示“支持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即支持武汉政府的北伐，实际上是相信唐生智等国民党将领。

从“五月决议”的主要内容看，许多还是正确的。但其自身也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一面，表现在：（一）关于土地革命。一方面说要让农民自下而上地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直接取得土地，同时又强调由上面，即由武汉政府来领导土地革命。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武汉政府这时已发布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运动的禁令，要通过武汉政府去分配土地，则只能是对土地革命的否定。（二）关于军队问题。一方面要中国共产党“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绝对可靠的部队，输送共产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加入军队，清洗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并建立工人自卫军”。但是，另方面，对唐生智等国民党将领抱很大的幻想，把唐生智、冯玉祥作为依靠的对象。所以，虽然强调建立工农武装，那也是空中楼阁。（三）关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由于“五月决议”在有些问题上脱离中国的实际，所以决议在理论上讲的虽然比较好，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又自相矛盾起来了。会议期间传来了“马日事变”的消息，共产国际应如何对待呢？全会决定把这个尖锐的问题交由“中国问题委员会”讨论。布哈林在讨论时说：“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如果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而当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可不顾我们现在的同盟者。”^[33]法国的特兰不同意布哈林的意见。但斯大林则同意布哈林的论点，并坚持认为：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要转到敌对方面，而这就意味着内战。^[34]这样，理论和实际是相分离的。理论上，共产国际是坚决主张进行土地革命的，但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要限制农民的土地革命要求，害怕土地革命得罪了汪精卫等人，因而采取了退让的政策。用这种自相矛盾，摇摆不定的政策去指导中国共产党处理马日事变，就难免不犯错误。

“五月决议”是一个在异常复杂情况下产生的、内容充满着矛盾的文件，它对于紧急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影响，也是很复杂的。

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

在共产国际举行第八次执委扩大会议期间，武汉政府辖区内接二连三地发生叛乱事件，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屠杀。武汉处于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内部叛乱、上层人物动摇的危急时刻。共产国际在此紧急关头，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因为都是五月间发出的，通常就称为：“五月紧急指示”。

第一个指示的内容是：

现在国民党对内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农村中的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为口号，在各省尤其是在广东有系统地扩展土地革命。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就在于此。在中国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的基础就在于此。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

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www.xing528.com)

必须在蒋介石的后方及其部队中加强瓦解工作，援助广东省起义的农民，那里的地主统治是特别难以忍受的。^[35]

第二个指示的内容是：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36]

上述指示是直接致电在武汉的罗易与鲍罗廷的。六月一日收到电报后，次日，罗易即邀汪精卫至其寓所，问汪是否看到此电报？汪说没有。罗易说：鲍罗廷反对给你看，我则以为你不会反对该电报内容，还是先给你看吧。汪看完电报后说：这个电报违背当年的《孙文越飞宣言》。^[37]次日，罗易又把电报的抄件送汪精卫一份。汪立刻传示左右，陈友仁面色大变说：“这不是等于共产党向国民党开战吗？”

罗易为什么把电报首先交给汪精卫看呢？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是习惯做作法，即按照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协议，这类文件都应交国民党中央负责人看的，罗易只是例行公事罢了。第二种说法是：罗易为了争取汪精卫，重申莫斯科对汪精卫的保证。罗易后来申辩说：“我认为在这关键上，一定要再作一次最后努力以期赢回汪精卫的信心。我把莫斯科的来电转达给他……那只是他（指汪）在莫斯科时，当局对他个人保证的一个重复声明……”^[38]第三种说法是：当时罗易向汪精卫泄密，彼此有交换条件，即共产国际及其驻华的代表罗易均认为，“马日事变”的主角许克祥是唐生智的部下，而许克祥得到唐生智的保护，罗易把“五月指示”给汪看，是要求汪保证审判唐生智。^[39]第四种说法是：因为罗易与鲍罗廷有矛盾，罗易想直接争取汪精卫，扩大以罗易、汪精卫为中心的左派，孤立鲍罗廷。蔡和森也认为罗易“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40]还有一些说法，就不一一赘述了。看来以第二种说法较为合乎实情，但无论哪种说法，罗易泄密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罗易未经党组织许可，就把机密电报给汪精卫看，这是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样重要的文件不让党的高级干部知道，反而先给国民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看，这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据吴玉章回忆：“直到六月二十三日，在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同志要求陈独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内公布出来，……张太雷同志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41]更为严重的是，此时汪精卫已在策划“分共”，正要寻找合适的借口，得此电报后，如获至宝，就以此作为“分共”的借口。汪精卫等人认为国共合作好比是大家坐一条船，由香港到上海，但到上海后，有的要到天津，而有的要到日本去。由香港到上海这段时间，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到上海后，便发生分歧了，只有一条船，一个要把船驶往日本，一个要驶往天津，必然发生尖锐的冲突。汪精卫等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看作是船已到了上海的标志，就是说国共两党合作已到了终点，这个“终点”，就是罗易交给他的电报。汪精卫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当他看到电报后，就明确“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42]。从此，汪精卫等人就加紧策划“分共”的活动，妄图把共产党从国共合作的大船上赶下去了。可以这样说，罗易的泄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的导火线，足以说明罗易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同时，也表现出罗易是很愚笨的，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罗易在武汉的言行，表明他的确是一个“蠢货”。^[43]

对于罗易的泄密而引起的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非常愤慨的。有的责备共产国际，为什么派罗易这样不懂事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有的指责一切事都是因罗易的行为，被搞到一团糟的地步。有的认为罗易泄密，不是极端的糊涂，便是有意的叛卖。正如周恩来指出的：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一样的。^[44]共产国际也认为罗易的行动幼稚错误，授人以柄，就决定调他离开武汉回莫斯科，一切交由鲍罗廷应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电报的会议上，与会者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说，莫斯科太不懂得武汉政府的实际情况了。其时的实际情形是：许克祥正在湖南屠杀革命者，夏斗寅残部在鄂东到处杀人放火，横行无忌，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后，地主阶级正对农民疯狂报复。在湖北，即令是“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仅距汉阳县城十余里之地，亦不免发生土豪劣绅围杀农民之事实”^[45]。在大批农民遭受杀害的情势下，怎能谈得上由下面自动没收地主的土地呢？共产党人手中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武装力量，怎能谈得上消灭“不可靠的将领”与审判那些“反动军官”呢？工农没有掌握武汉政府的中央政权，怎能谈得上去改造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呢？有的说，要执行国际的指示，那就必须立即推翻武汉政府，成立苏维埃，可是国际仍要求我们留在武汉政府内，此路也走不通。有的则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得太晚了，是在“放马后炮”，为推卸自己在中国革命失败上的责任预留余地。总之，与会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此指示的确是无法执行的。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也明确表示，国际的这个指示是无法执行的。就是列席会议的樊克（斯大林的个人代表），也认为没有执行的可能^[46]。因此，会议决定：回电莫斯科，告以无法立即实行的理由。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们讨论的意见，于六月十五日致电共产国际，电文在详细叙述了中共中央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所做的努力，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反对农民运动等情况后说：“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夏斗寅的叛变和长沙的武装政变就是这种全面反感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共产党也必须实行让步的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动，缓和没收土地政策的进行。为了能够集结我们的力量对抗反动趋向，必须制止受到中小土地所有者支持的乡绅与掠夺者的共同进攻，与此同时，需要很好地制定一个计划，组织足够的力量，作为实行没收土地的准备阶段，还必须实行农村自治和建立农民武装。不这样做，将会引起同大部分反动军队的直接冲突，并同国民党发生分裂，而且我们还可能沦为反对党。现在国民党内的普遍空气是，一方面要求同蒋介石做斗争，同时也赞成镇压共产党。要在最近的将来制止国民党这种倾向，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接着，电报解释了谭平山的就职演说中对农民土地问题态度暧昧的原因是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部长，不能公开发表与武汉政府相反的意见。之后，明确表示态度说：“贵方的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即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民主的专政为目的。但是，它在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所以，通过改组，更换汪精卫是困难的。我们认为，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同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吸引这些左派领袖，找出一个共同的政纲。假如同他们分裂，要创立我们自己的军队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不是废止没收大地主与反革命派土地的政策，不是禁止由农民自己去没收土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纠正‘过火’，没收土地，揭露反动派的夸大宣传，消除军官和左派国民党员的经济恐慌，克服妨害农民运动的障碍。无业、无地的农民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原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分一切财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同佃农与自耕农的冲突。这点必须改正，必须以贫农作为运动的中心。”^[47]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回电，没有置答，对于罗易的泄密如何向外解释，也没有做任何指示。

要求在当时的危急形势下全面实行“五月指示”，的确是很困难的。但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都无法执行，那也不符合客观情况。实际上，有些指示的内容还是可以执行的。就以发展工农武装来说，两湖的军事实力派唐生智，此时已将其三分之二的兵力调到河南去了，如果“乘唐生智出兵河南之后，在两湖举行我们自己的三月二十和四月十二。纵不然，在夏、许叛变之后，我们以暴动对付暴动，以自己的势力巩固两湖作我们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这样做未有不胜利的”^[48]。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按“五月指示”的精神去大力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纵然不能组织七万工农武装，也有可能组织一部分自己掌握的军队。错过这个机会，等唐生智、张发奎等部队于六月中旬相继班师返汉后，当然就不可能发展自己的军队了。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阐明了不能执行“五月指示”的种种理由，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执行了一部分的。如周恩来、聂荣臻等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就按照指示中关于组织自己军队的精神，加紧进行争取北伐军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大革命失败后的武装起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所以说，对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在中国贯彻执行的情况，要做具体的分析。既要看到基本的一面，即无法全部立即执行，又要看到次要的方面，即中国共产党还是按指示的精神，力求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主要是在军事方面，这才符合当时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