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亮眼成果

一、大会的经过

当宁汉尖锐对立、武汉国民党首领汪精卫等逐步动摇与反动时，武汉政府就进入到它的后期了。在此期间内，形势瞬息万变，革命处于紧急关头。正是在这形势危急，党内意见分歧之际，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时，党内的状况可以说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党的“四大”以来，仅只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党员就由九百多人猛增到将近六万人。党已经由“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1]。而党在政治上的影响比它在数量上的发展还要大得多。二百八十万工人和近一千万农民都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着各方面的斗争。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从两年前的两千三百多人增加到三万五千人，成为党的有力的后备。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的发行量由七千份增加到五万多份，仍是供不应求。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和影响大大提高了。这些都说明党“已经得到许多不可否认的成功了……我们的党已成了全国工农唯一的领袖”^[2]。但另一方面，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又加上陈独秀领导的错误，党还不善于处理一系列变化多端的复杂问题，因而在敌人的袭击下，遭到了接二连三的失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从党组织本身看，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但仍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如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就不健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中央委员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而中央各部门就更差了，“组委是不存在的”，“妇委只是发通告”，“职工委、农委却连通告也没曾发过”^[3]。为了挽救革命，加强党的建设，大部分中央委员提出，应按照党中央原已做出的在一九二七年春召开党的“五大”的决定，早日召开大会。而陈独秀、彭述之等感到此时重要的中央委员和各地方组织，对于他们领导的错误非常不满，如及时召开“五大”，则对他们不利。因而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拒绝迅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把会期推迟到一九二八年。^[4]但是，由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坚持要立即召开“五大”，大部分中央委员也强烈要求立即举行大会，以研究与决定挽救革命危急的方针和政策，所以，陈独秀、彭述之拖延大会召开的意图才没有实现。党决定立即召开“五大”。接着，就进行各项筹备工作。

四月二日，国际代表罗易到汉，谭平山、蔡和森也同时到达。彭述之也于这时到汉。从四月四日起到二十日止，曾连续召开了国际代表、中央委员、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讨论大会的筹备工作问题。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苏兆征、李立三、贺昌、项英、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四月二十日召开中央全会，二十五日召开五次大会；在十天内撤销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另成立中央委员、湖北区委、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常务委员会，并由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致电上海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党中央迁汉；以中央名义发电报给各地代表来武汉开会；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次大会准备材料。三个委员会主持人为：土地问题委员会是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是李立三，组织委员会是张国焘。陈独秀于十六日（有说十七日）到汉后，主持了十八日和二十日的联席会议。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举行了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了五次大会的日程、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以及大会各委员会名单和秘书处名单。至此，五次大会的准备工作即告完成。^[5]

大会开幕式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四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有：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李维汉、项英、彭述之、王荷波、张太雷、朱锦棠、罗章龙。此外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苏兆征、陈乔年、陈延年、彭湃、李立三、陆沉、郭亮、易礼容、陈佑魁、邓中夏、黄锦辉、刘少奇、陈潭秋、恽代英、王若飞、李震瀛、罗亦农、张佐臣、庄文恭、杨培森、王根英、郑复他、林钧、顾顺章、黄平等。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各群众组织的代表，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代表团，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英、美、法、苏等国的共产党代表。陈独秀首先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国际代表罗易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英、美、法、苏共产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祝词。

大会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由陈独秀等十三人任委员，瞿秋白为秘书；土地问题委员会由谭平山等十人组成，毛泽东为秘书；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等九人组成，邓中夏为秘书，大会秘书处由蔡和森、张太雷、黄平等五人组成。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计八十二人。

四月二十九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政治报告共分十一部分。第一部分把“四大”以来两年多时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四大”到“五卅”运动与郭松龄倒戈，为之革命高涨时期，这一时期“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南口失陷，为之革命运动低落和反革命高涨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内发生的“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在报告中说：“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6]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攻克上海，为之革命运动又走向高涨。他承认自己“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7]。但他说这是共产国际的主张，他本人还是主张北伐的，只是因为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后来虽支持北伐，但行动上也不积极。第四个时期是从攻占上海到蒋介石叛变止。报告认为蒋介石叛变就是大部分资产阶级的叛变，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阵线，而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却得到极大的巩固。报告的第二部分是讲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他不区别中国资产阶级和欧美资产阶级的不同，认为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就已叛变了革命。第三部分是关于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比俄国的要强得多，也很重要，“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实际上就是认为汪精卫代表小资产阶级，所以应该重视汪精卫的作用。第四部分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报告为当时党的土地政策定了调子，即“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第五部分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只是提出问题，并未解决问题。第六部分和第九部分都是谈的军事问题，主要讲了如何改造旧军队的问题，改造的方法是让工农参加军队就行了，对于建立无产阶级自己领导的军队问题却只字未提。第七部分是关于鲍罗廷的西北理论。报告说：“这个理论是鲍罗廷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东南部是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论证了他的理论”^[8]，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向西北方向发展。第八部分是关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报告认为国民党既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但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其他则有工人、农民、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和军阀。只有把资产阶级清除出去，这个联盟才能巩固。第十部分是关于建立革命民主政权问题。陈独秀认为：“只有汪精卫回国以后，政府才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9]它虽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的政权，但可通过武汉政府向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过渡。第十一部分是关于经济问题。虽然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10]，但却没有提出切实的办法。

陈独秀的报告历时五小时，对于如此冗长的报告，全场代表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因为它没有回答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叶挺边听边问身旁的羊牧之：“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罗亦农对报告的评价是：“糟糕。”^[11]在讨论报告时，有三十八人报名在大会上发言。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五日，先后发言的有谭平山、彭述之、蔡和森、林钧、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李立三等，许多代表对报告提出了意见。

汪精卫出席了五月四日的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词。随后，罗易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内容是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汪精卫听了罗易的报告后，第一个起来发言，虚伪地说：国民党是接受共产国际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谁也不敢骂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接着他要大会回答：共产党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否赞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罗易又做了《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第二次讲话，作为对汪精卫提问的回答。讲话指出：“共产国际并未指示中共为社会主义之立即实现而斗争。中国革命的进展远景是走向社会主义，不需经过资本主义的时期，但在经济发展时期，是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此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私有财产的完全废除，将不包含在现行政纲之内。……假如无产阶级企图勉强制订一项政纲以直接废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则联合战线即陷于分裂。共产党不拟领导无产阶级走此路线。”^[12]陈独秀做回答时，只是说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应联合起来，也未能对此问题给以正确的说明。无论罗易还是陈独秀，都没有明确回答：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帮助下，才能脱离外资剧烈的竞争而免于破产；他们只有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汪精卫于同日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时，就他参加中共“五大”向会议报告说：“开会之初，由罗易同志解释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革命之观察的决议案，……本席觉得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国民党的政纲可以互相帮助，并无冲突。据他们所说：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是农工革命，中国革命是农工商革命。自然，所谓商里面，并不包括买办阶级的大资本家。从这一点看，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13]

五月五日，罗易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发表了讲话，实际上是对于陈独秀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

五月七日和八日，大会讨论了组织、修改党的章程、农民土地、职工运动等问题。

五月九日，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在会议过程中，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同日，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陈乔年、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三十一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十四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大会决定建立党的中央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并选举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七人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三人为候补委员。

五月十日，大会闭幕。在接着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推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周恩来、张太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以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政治局根据大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的决定，六月一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新党章与以前三个党章比较，无论从内容到结构，都更加充实和完备。(www.xing528.com)

二、大会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

正确的方面表现在两个主要问题上：

首先，大会总结了“四大”以来的工作，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为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大会在总结两年来党的工作时，充分肯定党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指出：“从上次本党大会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14]并列举了大量的数字，说明党在过去两年的复杂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于肯定成绩的同时，大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检讨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上来。尽管党还处于幼年时期，马列主义水平也不高，还不可能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彻底的清算，但大会对于错误的批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很尖锐的。“所有说话的同志底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指出中央底政治路线和共产国际底决议和指示完全不符的。所有说话的同志，都同声一气地指出，中央在革命性质和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都采取了完全错误的路线”。^[15]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大会着重批评了陈独秀等人两方面的错误。一是批评他们在联合战线中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尤其是在“中山舰事件”上的退让。陈独秀在会上坚持错误，代表们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对这个错误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16]大会吸取了这个教训后，强调指出：“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17]而无产阶级要取得领导权，就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争夺才行。但彭述之却说什么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必争，用不着争，领导权就很自然地落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了。彭述之天然领导权的所谓理论根据之一，就是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若有若无的鬼。他在大会“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18]，就是说，既然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当然就没有谁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了，那么领导权就天然地落在无产阶级手中了。瞿秋白对此做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19]瞿秋白还把他写的专门批评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右倾错误的长篇著作《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发给每个代表阅读，使大家认识到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的说法，实质上是放弃领导权。

另外，对鲍罗廷、陈独秀等人的“西北学说”的批评，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为鲍罗廷提出，得到陈独秀赞同的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在中国东南部的势力太大，谁到东南不是失败，便是投降。远的如太平天国的失败，近的如蒋介石之投降。而西北地区，敌人力量薄弱，又接近苏联，便于得到援助，又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可以做革命的根据地，故应离开东南到西北去发展革命力量。陈独秀说：“太平天国的人到了上海之后，不得不退出上海，因为在上海布满了外资的枪炮，太平天国的人却又无力向他们抵抗。”还说：“我们现在也没有力量推翻上海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任何军队到了上海之后，就要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右倾。”据此，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工农专政。然而实现这一任务，在东南以外，是比较在东南以内容易些；因为在东南方面，目前还只能发展群众组织和经济斗争的工作。”^[20]大会对于这种右倾失败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指出：“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21]大会提醒全党，如果按照“西北理论”行事，其结果是“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22]。为了不使这种局面出现，使革命有一个根据地，大会决定要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地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23]。党的“五大”对西北学说的批评，对于党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有着积极的作用。

从上述情况来看，大会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批评虽然是不彻底的，但仍有一定的深度，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大会规定的党在近期的任务，大体上也是适当的。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委员会经过日夜紧张的研究和讨论，向大会提出了较详细的材料和决议草案，再经过大会热烈的辩论，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此决议揭示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状况：“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24]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地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25]。也就是说只有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从而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以完成国民革命。那么，当时是否发展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阶段呢？决议案认为农民运动的趋势，已向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向发展，有的地区已经发展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大会根据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实际情况，制订的农民政纲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如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没收；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自治政府；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性文献，虽然没有来得及实行，但它却为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土地革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说，“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仍有其重要意义。

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加紧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的武装来抵抗法西斯蒂，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权”。为此，要发展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同时，加强经济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生活。

关于对国民党的关系。大会指出：共产党加入武汉政府及省政府，用联席会议讨论决定问题等方法，表明国共两党关系密切了，在此情况下，党团工作非常重要。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防止发生取消派的倾向。

“五大”的错误方面也是很突出的。主要是对于如何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没有提出切实的办法。正如周恩来总结“五大”的教训时指出那样：“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26]大会虽然在土地问题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等问题上前进了一步，但对于领导权的根本性的问题，即建立自己的军队问题，则没有认真讨论并加以解决。大会虽然也决定要“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还号召工人打破不愿当兵的观念，到军队中去。但这并不能变国民革命军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即令是这样空洞的决议，也只是纸上谈兵，既没有提出切实贯彻的有力措施，更没有决心去真正地抓军事工作。这个领导权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就是做出再好的决议，也是没有用处的。正如王若飞指出的：“五大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军队政权。三月不搞四月还行，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27]这就揭示出党的“五大”错误的要害之处。

“五大”之所以没有解决发展自己的武装这个根本问题，主要原因是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特别是因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大会既没有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批判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仍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这就无法根本转变党的路线。这样，大会实际上就没有解决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没有能够直接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大会闭幕后两个多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遭到惨痛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