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汉对立时的冯玉祥
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中，冯玉祥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实力举足轻重。所以，武汉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都很注意对冯的争取。在北伐胜利发展时期，冯玉祥与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还是很融洽的。当他在苏联的时候，他就“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130]，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武汉政府也把希望押在他的身上，冯的亲信徐谦当上了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当时激烈的反蒋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冯的政治态度。
三月二十三日，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为驻武汉政府的正副全权代表，处理有关国民军的一切事宜，加强双方的密切联系。[131]冯玉祥到西安不久，武汉政府就决定成立西安政治分会，并指定冯玉祥、于右任、于树德、郭春涛、杨明轩、薛笃弼、刘伯坚七人为委员，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党政工作，并使冯得以集中精力于军事。[132]
为了实现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的计划，冯玉祥积极进行了沿陇海线东征的准备。五月一日，冯特别选定这一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在西安红城宣誓就任武汉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冯也很注意同武汉方面的关系，在就职的前两天，他同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刘伯坚一起润色誓词，旋同刘共阅他所写的“香凝池”“中山泉”革命歌，并请刘寄赠“中央诸友及何香凝同志各一份”。接着他又同前方政治工作人员会餐，并致词慰藉。在就职誓词中，冯表达了他的革命意志，强调拥护农工利益，为国民党最重要之政纲，“吾人均为农工子弟，所以保护农工即无异保护吾人自己，拥护农工之利益，即无异拥护吾人自己之父母兄弟”，解放农工，则为“革命之本来宗旨”。[133]
但是，对于屠杀农工、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冯玉祥却不反对。他认为大敌当前，所有力量都应团结起来，集中于打倒盘踞在黄河南北的正面敌人，不可自己打起自己来。他不承认武汉政府同南京政权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不承认宁汉对立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抗衡，而把它看作是意气和权利之争。所以，在出潼关东征前，冯对宁汉双方，在政治上都持暧昧的态度。他在南京和武汉都派有代表，平行的进行联系。在军需方面，他既“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也“向南京请求帮助”。[134]在军事上的职务名称，他也是按需要运用的：在与南京联系时，他用的是南京方面任命的西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当他同武汉政府联系时，用的则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而在甘陕和河南，则还是用他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
在中原会师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冯玉祥在宁汉双方保持的等距离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从不反蒋介石，发展到联蒋，进而又同蒋一起召开了徐州会议，公开支持蒋介石；对于武汉政府，他从尊重到轻视，最后则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对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他从赞不绝口到若即若离，终于发展到分共和主张迫使“鲍罗廷离开中国”。冯玉祥政治态度的变化有个逐步的显示过程：在未出潼关时，还使人有些捉摸不定，中原会师时表现得也并不明显，郑州会议时开始显露，徐州会议时就公开地倒向蒋介石一边了。他政治上这样急剧的演变，初看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变化，还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首先，在思想理论上，冯玉祥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革命，既然是“全民性”的，就不应该损害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他反对在全国分阶级，搞斗争。他说：“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他虽然在苏联潜心研究了共产党的革命方法，并且自认为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135]。但是，他害怕“共产主义的过激手段”，他把八小时工作制，取消苛捐杂税等都作为“过左”思想而加以反对。他发表了一些同情劳动人民痛苦的言论，主张努力解除他们身上的枷锁。但是，他不主张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甚至当群众自己起来以后，稍有使其不爽意的地方，即偏离了他所拟定的戒律，他就会不满、斥责，指为目无法纪，目无长官。“四一二”事变以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大屠杀，激起了广大革命者的无比愤怒，但冯玉祥对蒋的行动反而处处庇护，甚至反对提出反蒋口号的人。所以，在当时，蒋冯合流，在思想上不是没有渊源的。
其次，在政治上，冯玉祥不承认国民党内有左中右派之分。甘肃省党部负责人宣侠父和延国符在报纸上指责投机分子时，冯非常不满，认为这是“不把力量对付敌方，偏要在自己阵内捣乱”，是一种“不能顾大体，明大义”的幼稚行为。[136]他把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斗争看作是争权的斗争，对于宁汉双方同时进行的北伐，认为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因而一再主张共同北伐，把这看作唯一的高于一切的任务，并且强调：“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137]他极力主张宁汉双方调和，正是在这一活动中，他一步步走上了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的道路。
再次，经济方面的困难，也是冯玉祥政治态度变化的一大因素。冯的国民军从撤出南口到转战甘陕，始终是在饥饿线上挣扎，部队给养非常困难。当时，国民军虽然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但也主要是在军火方面，而且军用品多储存在库伦，运费缺乏。武汉政府虽曾多次计划给予军费和军用物品的接济，但真正支出的数量甚微，运到西北则更少。随后，冯玉祥感到武汉政府内部危机四伏，经济破产，自身难保，指望它给予经济财政上的支援，除了画饼充饥之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补充的。另一方面，当时武汉北伐军用的都是“现大洋”，各地人民欢迎，而冯的国民军用的则是军用券，处处受人民的“白眼”，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冯的部下极为不满，他们问：“同时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冯本人也牢骚满腹。[138]而这时南京蒋介石方面则承认自七月份起，按月由南京接济冯军军饷二百五十万元。当时，冯玉祥驻武汉的代表就公开向人表示：我们向南京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向武汉要什么就没有什么。意思是说蒋介石能供给冯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明确了冯玉祥东出潼关，会师中原时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情况，就可以预测到他在即将召开的郑州会议上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必然的演变方向。可是，在那时，在革命发展的危急时刻，人们都看不清冯玉祥的真正倾向，“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的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结果呢？“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139]武汉北伐军把冯的第二集团军迎出潼关，武汉政府的危机反而加深了。
二、郑州会议
马日事变后，汪精卫集团叛变的阴谋已经逐渐明显，至六月上旬，武汉辖区到处都泛起了反共逆流。六月十日，为反革命逆流所动摇的国民军领袖冯玉祥和武汉国民党首领汪精卫等在郑州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对武汉政府后期的政局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关于郑州会议的发起者，有的说是冯玉祥，有的说是武汉政府，其实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双方商定的结果。名义上则是唐生智以第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电请武汉党政负责人赴前方指导军事政治。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接到电请后当即决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赴前方指导，国民政府事宜由程潜就近指导，日常事务由秘书长负责处理。主席团在汉的共有六人，即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和谭平山，谭平山则以其是湖南特别委员会委员，需要留汉处理湖南问题为名，被排除在外，其余五人则准备到郑州去出席会议。当时，宋庆龄决然反对，她严肃地指出：武汉是中央所在地，冯玉祥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到武汉来开会，哪有中央领导到郑州移樽就教之理。[140]但是，汪精卫等拒绝了宋庆龄的正确意见，还是以慰问前方将士为名于六月六日由汉出发。由于新郑铁桥被破坏，他们至八日下午才到达郑州。抵郑后，即派刘菊村和熊哲民两人到潼关约冯玉祥到郑州会晤。接着，又派邓演达到潼关迎冯。九日下午六时，冯由洛阳抵达郑州，到后即与汪精卫等人晤谈。
郑州会议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召开的。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郑州会师以后，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却急剧地发展着。宁汉之间；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之间的关系以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各方面政治势力的组合与分解，都处在旦夕万变之中而逐渐显现出来。当时，汪精卫等为了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正统权力的斗争中获得冯的支持，极力对他进行拉拢。六月一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任命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当汪精卫等一行前往郑州开会时就已决定，把河南的军政大权交给冯玉祥处理。汪精卫等高唱东征讨蒋的调子，力图影响冯玉祥。但这一切除大为增加了冯的政治身价外，并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急于要把冯玉祥拉到南京方面去。据汪精卫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称，郑州会议时，冯玉祥当面告诉他说：“他（冯）将出兵的时候，蒋介石打了几次电报给他，劝他不要发动，等第四方面军在河南被奉军歼灭之后，然后再会师中原，冯同志并说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141]实际上，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冯玉祥关于“宁汉合作”，共同反共的主张这时已经定下了。
对于冯玉祥的政治动向和汪精卫等即将与冯举行的会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都极为重视。这时，中共中央曾多次召开重要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随后，又派张国焘到郑州去进一步了解冯玉祥的动向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情形。[142]张国焘于八日从武汉动身，在郑州会议前一天到郑州，很快就从中共河南区委处得到冯玉祥国民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转来的口信：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刘伯坚等人）对外做任何单独活动。张国焘还从邓演达亲信秘书口中得知：“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的地位。”[143]张国焘在十一日离开郑州返回武汉后，向党中央报告了郑州的情况。六月十日，罗易发表了致冯玉祥的公开信，强调占领北京、驱逐张作霖出关的工作，不要妨碍肃清南京蒋介石派的迫切任务。指出：“破坏南京反革命大本营，克复广东，铲除国民革命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目前迫切的工作”，否则“武汉难保不变成他们的第二个禽猎品。”信中表示，希望“在前线聚会的革命领导人妥筹办法，全面协调上述任务和攻占北京的任务”。罗易写道：“共产国际授命我对您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祝贺，并表示相信您今后还将不断取得新的胜利。”[144]当时，遍传“宁汉将要和解，蒋冯密谋合作”，共产国际还为冯玉祥辩护，说这是帝国主义散布的谣言。[145]罗易的公开信，也表明他对冯玉祥的仰望和幻想。
六月十日，郑州会议在陇海铁路附近的陇海花园里正式举行，参加的人除主席团成员汪精卫一行之外，还有冯玉祥、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鹿钟麟、唐生智、于右任、刘骥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等。会议一开始，冯玉祥就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六月十一日，冯公开地表示了三项政见：（一）本军完全为国民党化的军队；（二）本军绝对拥护及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之一切决议案与命令；（三）本军敬谨遵奉中央命令，讨伐祸国殃民之奉鲁军阀。[146]这三条政见，看起来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调和宁汉分裂、共同北伐。[147]这正是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的主张。
在郑州会议上，首先由谭延闿对冯玉祥及其率领的第二集团军恭维了一番。接着，由汪精卫发言，他一方面谴责蒋介石独裁专行，目无国府，“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另一方面，对共产党也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他说：“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这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会议期间，孙科、徐谦还对冯玉祥谈了武汉的情形，指出他们所认为不满意的一些所谓事实：“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泄沓的恶习。”[148]何键也对冯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诬蔑湖南的农民运动“糟成一团”。他说：“兵们带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私人不当随意受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都被农民协会拘捕，当土豪劣绅惩办。”[149]汪精卫的反共理论和何键等人的反共言论与冯玉祥的反共意向，在会上汇成了一股潮流，国共合作面临最后的决裂。宁汉合流的趋势，在反共的基础上，已开始显现出来了。
据罗易记述：会谈不久，冯玉祥即提出了下列条件：“新取得的河南省应由他统治；武汉政府必须付给一大笔津贴作为他的部队正式参加国民革命军的犒酬；征伐北京的指挥权必须交给他；武汉集团必须立即同南京集团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150]
邓演达在郑州会议上发言很少。他知道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态度，争取也是无益的。他不满意汪精卫当时一系列的言行，认为汪精卫攻击共产党、诋毁工农运动，在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电令问题上大做文章，是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精神的。他看到郑州会议的情势，深感失望。唐生智在会上也发言不多，他了解在反蒋问题上冯的打算与他完全相左，所以除了对冯表示口头好感以外，也不愿意发表意见。[151]
本来武汉方面是要争取冯玉祥反蒋的，可是在冯表露了他的意向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收起原来的打算了。所以，在郑州会议中，对于制裁蒋介石的叛变罪行，谁也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相反，冯玉祥在会议上则竭力劝武汉政府以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而对于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则闭口不谈。
在郑州，两日内接连开了六次会议，作出了如下主要决定：
在党务方面，决定将北京及西安两政治分会裁撤，设立开封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刘伯坚、郭春涛、杨明轩十一人为委员，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的党务和政务。
在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河南省政府委员由谭延闿、冯玉祥、徐谦三人会商推荐出冯玉祥、孙岳、鹿钟麟、薛笃弼、靳云鹗、方振武、凌勉之、刘治州、戴修瓒、梁寿恺、刘镇华十一人，以冯玉祥为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委员为于右任、邓宝珊、茹歆立、李元鼎、石敬亭、井岳秀、过之翰、惠有光、杨荃骏、段韶九、王授金、邓长耀、严庄十三人，以于右任为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委员为刘郁芬、宋哲元、杨慕时、胡毓威、马鹤天、赵元桢、韩骏杰、马麒等，以刘郁芬为省政府主席。并决定了三省的民政、建设、财政、教育、司法各厅的厅长人选。
在军事方面，决定在豫各军统由冯玉祥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归由冯重新编组；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玉祥负责肃清；所有在河南的武汉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唐生智、张发奎的部队，一律撤回武汉整理，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152]同时，军委主席团按集团军下应有方面军之设置，决定将冯玉祥之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一至七方面军的总指挥依次为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153]
上述决定，是以主席团的名义在前方办理，然后由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的。它表明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胜利果实都为冯玉祥所得，陕西、甘肃、河南三省被肯定为冯玉祥国民军的地盘。会后，唐生智、张发奎的北上部队立即开拔，回师武汉。
郑州会议虽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并在反共反对工农方面，表明了双方立场的一致，但冯玉祥与武汉要人们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的密切。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双方还很对立，气氛也很紧张。会议只进行了两天，汪精卫、谭延闿等突然要回武汉，冯玉祥挽留也无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据刘骥回忆说，他当时从汪精卫那里“才知道他们得到密报，说是冯已与蒋介石秘密勾结，要把他们扣留在郑州，故而他们匆匆离去”[154]。冯玉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我心真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先生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155]但是，汪精卫则强调另一种原因，他说：当时“主席团接到朱培德同志的电报，说蒋介石要窥取江西，所以主席团将重要的事件议决之后，马上就回来了”[156]。其实，蒋介石当时在北伐中虽攻占了徐州，但军事形势还是很紧张的，而且大军集结徐蚌一带，不大可能出兵江西，即使他企图“窥取”江西，也不致于紧张得会议中途就急忙回汉。看来，刘骥、冯玉祥的说法比较合乎实际。
郑州会议为什么不决定继续北伐，反而要武汉北伐军回师呢？表面上的理由是说由于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受蒋介石的意旨“爽了约”，没有从娘子关截断石家庄奉军的归路，同时第四方面军也需要整顿补充和担任巩固武汉根据地的任务[157]，实际是由于当时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决定的。
奉军溃逃黄河北岸以后，还控制着直隶和山东，在冯玉祥高唱共同北伐和阎锡山已倒向蒋介石的情况下，如果由河南继续北上，就会有孤军深入的危险，万一山东方面有一支敌军侧击，或阎锡山、冯玉祥任何一方的公开敌对，则武汉北伐军非全军大败不可。冯玉祥在西出潼关以后，口里虽间或仍喊着“共产国际万岁”的动听口号，但实际上已倾向于联蒋反共了，对汪精卫唱的既反共、又反蒋的“夹攻中的奋斗”不感兴趣，汪精卫等人也已知道蒋冯的秘密关系，以致郑州会议只开了两天就突然返回武汉，害怕被冯扣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同冯一起前进呢？在与奉军作战中，第二方面军努力奋战，迭破强敌，伤亡总数竟达一万四千多人，而冯的国民军死伤只四百余人[158]，反而轻取郑州，毫不客气地独吞胜利果实。对此，唐生智等人是很不满意的，但又没有什么办法。唐生智认为自己的主力部队远离两湖，是造成处处吃亏的根源，弄得不好，不仅前不可进攻，后也无地可以退守，所以唐生智等人也不愿意继续北伐。在武汉政府北伐期间，蒋介石利用武汉后方空虚之机，策动了两湖反动军人接二连三的叛乱，并不断指使粤桂川黔四省军阀出兵进攻两湖，在占领徐州以后，蒋介石又停止北进，而且扬言要二十天之内包围武汉。[159]另外，特别重要的是，汪精卫等国民党首领们在由动摇而走上叛变道路的时候，为镇压正在深入发展的工农运动，也急需武装部队在自己的身边。这些情况，决定了武汉北伐军不得不停止渡河追击而班师回汉。
三、徐州会议
郑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决定进一步贯彻其调停宁汉和与蒋介石合作的主张。六月十四日，他令其驻南京的代表李鸣钟向蒋介石报告郑州会议经过情形，并就双方会晤进行接洽。十七日，蒋介石以同前线将领李宗仁等开军事会议为名到达徐州。当日蒋即电邀冯玉祥到徐州商讨军事事宜。十九日晨，冯到达徐州，同蒋介石等连续举行了三天会议。
谁先发起徐州会议？冯玉祥回忆是蒋介石：当蒋介石等人陆续到达徐州后，“约我前去会晤，我极欲藉此机会能对宁汉之间的纷争，尽一番调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160]。但蒋介石在六月十七日致电南京时则称：“倾接冯焕章自开封来电称，渠已到开封，函盼来与中等相晤。”[161]当时，冯玉祥的势力在北京、武汉、南京三方面，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蒋介石把他的成败寄托在对冯的拉拢上。四月十九日，还在南京政权刚刚成立时，南京方面就致函冯玉祥，表示在经济方面，愿“竭力协济”。蒋介石还通过冯的代表毛以亨，带着他的亲笔函和密电本以及吴稚晖等人的反共信件回西北，活动冯投向南京。这次，当冯的专车离徐州还有一站时，蒋介石就“率在徐各将领，专车西上，到郝寨车站欢迎”[162]。蒋介石以总司令的高位，而犹如此谦下，使冯一见如故，并“大有相见恨晚之情”。他们“同坐一车，且走且谈”，甚为融洽。[163]二十日，南京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等二十余人，也由浦口赶来参加会议。
徐州会议于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举行，参加会议的人有蒋介石、冯玉祥、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李石曾、李鸣钟、何其巩、黄郛、钮永建、李烈钧、贺耀祖、方本仁、陈立夫、何成濬、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会议由吴稚晖任主席，原拟讨论的议题有党务、政治建设、对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政治部改良、国民会议筹备、军事八项。但由于时间紧迫，会议仅集中讨论了继续北伐、清党和对付武汉政府等大事。冯玉祥的主张是：“消除内部隔阂，目下军事胜利，宁汉两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164]十九日晚，蒋介石曾要求冯玉祥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为冯所婉言拒绝。[165]但是，当“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166]。会议在反共的基础上，经过双方密商，获得如下结果：
关于继续北伐问题，议决由蒋冯联衔发表通电。六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声称他们两人“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通电掩盖了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北伐的性质，将它也誉之为“继总理之遗志，应民众之要求”，并且把整个封建军阀的“次第崩摧”，归之于他们两人的“转战数万里”[167]。这就实质上承认了蒋介石国民党和南京政权的正统地位。
据冯玉祥记述：当他修改吴稚晖草拟的这个通电时，所持态度是“立场应该站在当中，说话无偏无倚”。在会上冯做了题为“南赤北赤交流”的讲演，他说，“南赤就是蒋介石，北赤就是冯玉祥，……哪里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同时吴稚晖也“以‘紫气东来’为题，说了一回欢喜高兴的话，当即与蒋先生联名，共发一个坚持北伐的通电”[168]。当时冯对蒋非常“敬慕”，蒋则称冯为“民众救星”，并高呼“冯总司令万岁！”[169]互相吹捧之声，不绝于耳，所谓“欢喜高兴话”，指的就是这些。
关于清党和武汉政府问题，议决由冯玉祥发电警告武汉。二十一日，冯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所谓“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诬蔑说，“彼等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掺入地方党部，擅行威权，杀人越货”。通电要武汉政府使鲍罗廷离开中国：“鲍顾问已经解职，亟宜设法使鲍回国”；劝武汉政府自动取消：“在武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孟潇同志努力革命，祈即调集所部于郑州，以与冯玉祥所部将士协力北伐，先定幽燕，实为至幸。”[170]这个通电，是冯玉祥反对武汉政府，主张宁汉合作的明显表示，它对于处境非常恶劣的武汉政府，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罗易说：“冯的要求以含蓄的恐吓为后盾，意思是，如果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将从北面进攻武汉。”[171]当时，武阳夏三镇谣传很多，“甚至有的传说冯玉祥的军队已经进了武胜关，快到武汉来了”[172]。徐州会议进一步促使武汉国民党领袖们走上叛变的道路。
会后，冯玉祥在其控制的豫、甘、陕等省进行了“清党”。据武汉政府派往山西的代表孔庚报告，在徐州会议刚刚结束时，他在河南开封见到冯玉祥，冯对孔表示，他已下令分共：“第一步，要政治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出党；第二步，出党之后，请他们当顾问；第三步，如果不愿当顾问的就资遣出境。”[173]
关于冯玉祥开始清党的具体情况，据李世军回忆：在徐州会议以后，“冯玉祥叫我们写标语、传单骂共产党，又随即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二百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四十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据军需人员告诉我，冯玉祥送给刘伯坚一千元，科长以上的每人一百元，其余每人五十元，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这二百四十余人一下子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后来，这些人大多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174]。
通过武汉政府辖区接二连三的叛乱和郑州会议、徐州会议的召开，武汉国民党首领汪精卫等的反动面目日益公开暴露。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革命濒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了。
【注释】
[1]天津《益世报》1927年5月25日。
[2]蒋介石曾向东方社记者供认，夏斗寅之反共是受他的命令。在此之前，蒋介石即通过蒋作宾策动夏反共，夏叛变后，立即派部下钟鼎、沈毅夫去南京向蒋介石报告。
[3]天津《益世报》1927年5月14日。
[4]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0日。
[5]《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
[6]《新闻报》1927年5月24日。
[7]《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95次会议》1927年5月21日。
[8]参见国民党党史材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5辑。
[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0日。
[10]《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11]《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1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8日。
[1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0日。
[1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2日。
[15]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1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18]《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九八号通告》1927年5月19日。
[1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3日。
[2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2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苏联顾问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23]《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2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2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3日。
[26]《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6～147页。
[27]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28]《向导》第198期，第2170页。
[29]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3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日。
[3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6日。
[3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33]《林伯渠日记》（二），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3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0日。
[3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
[36]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参见《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11次会议记录》1927年7月4日。
[37]〔苏〕萨坡什尼柯夫：《1924—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略）》，齐志新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8]参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3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
[4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
[4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3日。
[42]《向导》第199期，第2185页。
[43]《向导》第199期，第2185～2186页。
[44]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45]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46]参见何键：《湖南铲共汇编》，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27页。
[47]《向导》第199期，第2187～2188页。
[4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49]《向导》第199期，第2187页。
[50]《国闻周报》第4卷，第23期。
[51]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5月29日，白崇禧在泗县领衔通电唐生智，攻击湖南工农运动造成“三湘七泽，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入鸡犬不宁之境”。一般把此电看作为唐生智所发的“艳电”，实属误传。参见北京《晨报》1927年6月8日。
[5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53]《国闻周报》第4卷，第23期。
[5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55]《国闻周报》第4卷，第23期。
[5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日。
[5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3日。
[58]《国闻周报》第4卷，第23期。
[5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8日。
[6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6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6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27日。
[6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22日。
[64]《黄瑎然同志回忆》1978年10月30日，见《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7期。
[65]《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载〔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6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67]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68]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www.xing528.com)
[69]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70]《向导》第197期，第2152页。
[71]〔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72]《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1927年6月13日。
[73]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74]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75]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76]〔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77]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7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日。
[79]《向导》第199期，第2185页。
[80]李维汉同志回忆，转引自《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7期。
[81]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1928年5月21日，见《布尔什维克》第20期。
[82]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马日事变资料》，《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6页。
[8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8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8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1日。
[8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30日。
[87]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8日。
[8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3日。
[8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9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
[9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9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1日。
[9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94]《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3号。
[9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日。
[9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9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
[9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99]〔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14页。
[10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0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02]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载《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29年版。
[10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104]《南昌大事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10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2日。
[10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2日。
[107]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于1927年1月1日召开过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但由于蒋介石的破坏和非法圈定执行委员，后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无效。
[108]刘九峰：《回忆一九二七年粉碎“AB”团及其省党部的“四二”斗争》，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0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3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110]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111]缪敏：《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
[112]缪敏：《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
[11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笫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14]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11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笫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1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笫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17]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94页。
[118]〔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11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笫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20]刘九峰：《回忆一九二七年粉碎“AB”团及其省党部的“四二”斗争》，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2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22]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12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2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12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30日。
[1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30日。
[12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28]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29]《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
[13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13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7日。
[13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8日。
[133]《冯玉祥日记》卷8，民国史料编辑社1930年版，第47页。
[134]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35]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5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36]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6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37]《冯玉祥日记》卷8，民国史料编辑社1930年版，第64页。
[138]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另见冯玉祥：《令各将领坚忍苦撑令》，1927年6月3日。
[13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页。
[140]季方：《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见《光明日报》1981年6月1日。
[14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42]关于派张国焘去郑州的问题，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中都曾谈到。
[143]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57页。
[14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另见〔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文件）三十，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145]共产国际：《国际通讯》1927年6月8日。
[14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
[147]参见《冯玉祥日记》卷8，民国史料编辑社1930年版，第57页。
[148]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49]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50]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转引自〔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页。
[151]参见刘骥：《南行使命》，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390页。
[15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另见刘骥：《南行使命》，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391页。
[153]冯玉祥：《令孙良诚等组织七个方面军电》1927年6月12日。
[154]刘骥：《南行使命》，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391页。
[155]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5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5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5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5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60]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61]蒋介石致南京筱电（1927年6月17日）。
[16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4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页。
[163]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64]《冯玉祥日记》卷8，民国史料编辑社1930年版，第54页。
[16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4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
[166]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167]《国闻周报》第4卷，第25期。
[168]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69]《时事新报》，徐州通讯《徐州会议之追记》1927年6月21日；另见《我的生活》第37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170]《国闻周报》第4卷，第25期。
[171]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转引自〔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27页。
[172]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258页。
[17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29日。
[174]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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