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汉对立时的江西政局
江西的革命力量因蒋介石制造“三六”和“三一六”事件，曾一度遭到镇压。四月二日，共产党领导南昌革命人民夺权成功以后，江西的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各方面的矛盾和斗争还是极其复杂和激烈的。
“四二”斗争胜利后，朱培德在武汉政府支持下，出任江西省主席。朱的第三军扩编为第五方面军，由朱任总指挥。他的亲信人物、原第七师师长王均，代替朱任第三军军长兼管南昌卫戍事宜。江西军政大权逐渐为朱所掌握。
朱培德原属驻粤滇军张开儒旧部，经滇军内部几度争夺战后，他投向孙中山，先后受编为大本营拱卫军、直辖第一军、建国第一军。国共合作后，他表示靠拢革命，并一再向苏联顾问表白他忠于国民革命的决心。他要求派政治工作人员到他的部队里。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尖锐发展的时候，朱培德惯于采取看风使舵、静观变化的态度。还在广州时期，他就“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103]。在武汉时期，他也采骑墙态度。宁汉对立时，他在政治上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于蒋介石的专横。朱培德在打下南昌、九江时出了力。但蒋介石却将江西大权交给李烈钧，这加深了他同蒋的矛盾。他支持武汉政府，打击蒋介石在江西的势力，但同南京方面还是保持着相当的联系。对于工农运动，他始终是害怕和抵触的，当群众斗争还没有直接侵害他本身利益时，他没有公开反对，有时甚至还说些赞扬的话；而当群众充分行动起来时，他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出来了。
四月上旬，江西的群众运动又高涨起来。三日，南昌各界三万余人举行“欢迎朱培德改组江西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大会”。会上斗争了国民党右派和AB团分子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黄伯稚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心大快。猖獗一时的各色各样的反革命分子纷纷逃跑。AB团头目段锡朋于四日夜间化装潜逃，经龙口前往南京，原江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钧则逃往上饶。六日，南昌市民举行军民联欢会，会上提出提案，要求武汉政府质问蒋介石最近摧残民众运动之反动行为；立即下令通缉反革命分子段锡朋、周利生、倪弼等二十二人。这时，江西省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大队，由朱德从公安局内拨给一百支枪，武装自卫军骨干队伍。同时，朱德又奉命率领军官教育团学兵及一部分警察去赣东剿匪，迫使李烈钧等在上饶将伪江西省政府宣布解散。[104]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震撼了反动阶级在江西的统治，也使朱培德产生了恐惧不安的心理。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后，江西地处宁汉对立的前沿，革命同反革命斗争形势也日趋紧张了。
五月四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候补中央执委、商民部长陈其瑗到南昌，贯彻四月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确定的“战略退却”方针，在江西实行和缓政策。六日，召开南昌各界联合会。省党部、各团体在“以统一宣传，统一革命为原则”的口号下，一致同意朱培德提出的和缓方法，并议决了七项具体政策，其内容，据陈其瑗报告：（一）总商会被捕的三人，放两人，扣一人；至于总商会的会址仍然发还，另外为商民协会找地方。（二）所拿获的反革命之中，程天放本定于七日枪毙的，暂缓执行；张天师和为李济深传递消息的熊育锡都好好地看待；此外应释放者释放，应审判者赶快审判。（三）组织工商联欢会。（四）靠近赣西的地方农民，多半自己起来解决了土地问题，于是提出了一个“打倒劣绅，保护正绅”的口号，以安一般人的心。（五）农民运动仍然进行，但以不妨害小地主为原则。（六）朱培德口头应允给南浔路三万多农民一千条枪。（七）对于反革命分子，民众团体只能侦察，不能逮捕。[105]这种战略和缓政策，不仅没有使革命深入发展，稳定江西政局，反而使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猖獗起来。
当时，江西各地的反革命分子大肆活动。在南昌，他们随意鸣枪，进行恐吓，破坏社会秩序。并且造谣说：“蒋介石四路进攻南昌”，“赖世璜部队已从抚州逼近南昌”，扰乱人心。在其他地方，反动势力更为猖獗。如“在万年县烧死了两个党务特派员，弋阳的党部、工会、农会也被焚毁，宜丰的县长更被土豪劣绅拿住，不许到任”[106]。而且许多基层党部和群众团体，被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控制，他们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疯狂进行阶级报复。
五月二十日，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重新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107]，参加大会的还是原来的代表，但因代表中许多投机分子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所以左派势力在会上占了优势。大会由中央特派员李松风主持，中共江西省执行委员会代表刘九峰、共青团代表丁健亚、省农协代表方志敏等参加了大会，并相继讲了话。大会开了九天，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请武汉中央开除李烈钧的党籍，并函省政府“速即派兵往剿，以靖妖气”；以代表大会名义通电声讨屠杀革命民众的蒋介石；由省市两党部和各人民团体组织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AB团反革命案件。大会正式选出方志敏、黄道、罗石冰、刘一峰、朱克靖、李桂生、姜济寰、王钧、黄实、邓鹤鸣、王枕心、李小青、李松风十三人为执行委员，邵式平、肖炳章、李尚庸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刘一峰为组织部长，黄道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农民部长，李桂生为妇女部长，曾振五为商民部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势力在这次大会上取得了明显优势。但是，革命形势正在逆转，省党部负责人虽多属左派，有理想，有干劲，但由于受到朱培德的限制，已不能有多大作为了。
这时，朱培德的反动倾向迅速增长。他公开说工农运动“太过火”，现在要“开一开倒车”，请政治部不要再宣传三大政策了；他同情早被江西政务委员会下令取缔的第六十三代张天师，同情程天放等反动分子；他干预省党部的工作，对武汉中央党部委派的“江西党务整理委员会”说，今后遇有比较重要的事情，须先征得他的同意才办，这实际是把各执委的手脚束缚起来了。[108]五月十二日，朱培德与南京方面代表李宗仁在停泊于湖口的兵舰上举行密谋会议，达成“宁汉暂缓冲突，分途北进”的协议。[109]当时，这一密谋已经成为街谈巷议之事，但朱培德反而指责第三军军政治部的人员说：他并没有在九江兵舰上与任何人开会，为什么政治工作人员要造谣？现在兵心已经动摇了，朱克靖主任要负责任。[110]
在时局发展的紧急时刻，中共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汪泽楷，受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影响，幻想用让步和妥协的方针来稳定朱培德，使江西省委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当朱培德公开攻击工农运动时，方志敏提出抗议，但是得不到省委的支持。“省委只是叫对朱培德‘拉拢拉拢’，‘影响影响’，丝毫不想一点积极的办法”[111]。省委请示中央，得到的回答也是：“你们还是尽力去拉拢影响他们。”[112]此时，朱培德决定下手了。
二、朱培德的“分共”
马日事变后，当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在酝酿“分共”的时候，朱培德已先在江西动手了。他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将第三军中的全部政治工作人员一百四十二人强迫遣送出境。五月二十九日，第三军以朱培德的名义召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谈话，但朱不出面，而派其亲信黄实出来接见。黄也不出来，却由第三军参谋长代表朱讲话，“大意不外说是现在在江西军队中的武装同志，和做政治工作中的几位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请那几位暂时离开江西，以免引出不好的结果”。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陈其瑗说：“于是乎弄成僵局，只好请他们大家走了。”[113]
朱培德采取的这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的头一天，他召开了全军营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主要是由王均宣布他的政治立场，然后把驱逐政治工作人员的具体安排通知军官们，要他们对各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严密防范，停止外出，停止上操。[114]二十九日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部开会时，就已被埋伏着的警卫部队包围。当宣布“请到武汉休息”后，一百多位政治工作人员，在一个团的武装包围下被送往牛行车站。同时，南昌街头贴满反动标语：“欢送共产党员出境！”“共产党员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地对付！”“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标语上的署名，都是朱培德军队的一些基层单位。(www.xing528.com)
紧接着，六月四日，朱培德又提出将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刘一峰、方志敏、李松风、王枕心等二十二人“礼送出境”，其理由是所谓农运“过火”，使得许多军官的家“被抄”，士兵寄回的钱“为农民协会所扣”，结果“弄得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同时，朱培德又声称他“只反对激烈分子”，“仍然要打倒蒋介石，仍然是拥护武汉国民政府”。[115]
朱培德的“分共”，表现得很奇特：他假惺惺地给被“礼送出境”的共产党员摆酒饯行、送旅费和安家费，并派“花车”将这些人“护送”至九江，由专轮送至汉口。与此同时，他又出布告说：“（一）这次处置政治工作人员是为适应环境，并无其他的意义；（二）始终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打倒蒋介石；（三）不许有人以共产党为名来告发，或以反共产党相危害。”[116]朱培德采取这种方法，是与当时政治环境有关的：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还未分裂，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还未明朗，使他还不敢公开反共；共产党领导了工会、农会，工农运动显示了斗争的力量，“他们会不会暴动？这是益之（即朱培德）所最耽心的”[117]；他“常常在南京和武汉之间持调解态度”[118]，以便见风使舵，寻取更大的权益。
这次被“礼送”的名单是二十二人，但实际去武汉的只十余人。其中有两位女干部，经陈其瑗要求，因其“留在江西也无碍”，而由朱培德从名单上“取消了”[119]；有的（主要是共产党员）由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留在江西，从事工农运动，如方志敏就在省委机关秘密的住了几天，被派往赣南搞农民运动。去武汉的人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李桂生、王枕心，南昌市党部执行委员周继晖，南昌市党部机关报《贯彻日报》主编胡辣生以及省总工会委员长肖弩锋等。这时，朱德在赣东剿匪结束后回到南昌，也被朱培德以其“同省党部及各民众团体来往很密”为由，迫使“辞职”。朱德离开南昌后，即秘密赴武汉。“礼送出境”的结果，“省、市党部和各民众团体主要负责人被驱逐去武汉后，群众无首，整个工作不免陷于停顿状态”。[120]同时，政治工作人员、党政群众团体负责人刚被“送走”，朱培德就把龙虎山上的“张天师”护送回了上清宫，并对程天放、罗实时等二十多名反革命分子，举行了释放出狱的欢送欢迎会。
朱培德“遣送政治工作人员”，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据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员陈其瑗的分析：这一事件有远因和近因之分。远因“就是第三军开到下游之后，据政治工作人员报告，第九师师长曾万钟有受蒋介石运动的嫌疑，朱培德同志就将曾万钟换了，另补杨池生为第九师师长，朱同志因此觉得军队中起了分化，心里很是不安，同时，军队中的武装同志和政治工作人员，也就起了彼此不相容的隔膜”[121]。在“遣送”前，朱培德就对第七师政治部主任吴少默说：“最近全军的团长在九江开了会，全体向我提出辞职。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都说，朱主任（克靖）做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就无法带兵。”朱培德还策动吴出任军政治部主任，结果遭到拒绝。[122]
经过北伐战争扩充起来的朱培德军，其封建性和军阀作风依然非常浓厚。驻进南昌以后，他们成了江西豪绅大贾的座上客，不仅军长师长住进了大公馆，就是团长营长也备受奉承。他们不满于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同情土豪劣绅，军阀余孽，以及张天师、程天放等反动分子。朱培德曾经也对政治工作表现过“积极”，但那只是利用它作为获取苏联军事援助、巩固军队、装饰门面的工具而已。在阶级斗争激烈发展的政治环境中，作为封建性非常突出的一个军事集团，其本性日益暴露出来，“遣送政治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反对工农，反对三大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
陈其瑗说：“至于近因，则是受了长沙事变的影响。”[123]许克祥在湖南的叛变以及武汉政府对这一叛变的态度，加速了朱培德在江西的反共行动。
六月五日，朱培德下令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暂停活动”。这天，他正式宣布南昌戒严，派出兵警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派兵驻会监守；取缔工农运动，并围缴省农协农民自卫军的一切武器，将自卫军“资遣回籍”，强迫解散。同时，各县农工运动亦被专电通令停止进行。各县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乘机而起，纷纷捣毁农工团体，疯狂进行反扑。
武汉北伐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河南后，武汉政府正酝酿着东征讨蒋。在形势急剧发展的情况下，朱培德的态度也变得很快。六月十三日，他撤退进驻南昌工会、农协的军队，农工运动也由江西特别委员会明令恢复。接着朱培德在江西省农协扩大会议上，表示“本人誓与武汉中央政府同生死，共存亡”，他说原来暂时停止农工运动，“系欲于方法上有所改善”，而不是反对工农运动。他煞有介事地说：“农工运动为本党重要政策”，“蒋逆摧残农工运动，非打倒不可。”[124]十七日，朱培德又电请武汉政府速派党务、农工下层工作人员四十名，赴赣指导工作。十八日，黄实专程赶到汉口，会见被“礼送”的第七、八、九师的政治部主任，装作沉痛的样子，代表“朱总指挥”表示“道歉”，希望他们再回江西帮忙。这时，江西南昌的群众运动逐步地有所恢复，但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现象，整个形势却继续恶化。
朱培德在江西所采取的行动，武汉国民党中央汪精卫等人，实际上是支持的。五月二十九日，朱培德在“遣送”政治工作人员出境的同时，致电武汉政府，报告说江西政局“不稳”。第二天，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宣读了朱的电报后，对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许多县党部公开表示不满，他说；“又是省党部压服不住下级党部，照他们这样闹，中央只好自己吊颈了！”他拟定三条训令：“（一）各县党部对于地方行政，只宜留心考察，持正批评，遇有兴革诸端，随时发表意见，或建议于省党部，不得直接干涉地方行政；（二）从前各县党部有自由逮捕惩罚人民情事，既经中央明令一律禁止，如有违犯，定将该县党部解散，并对于负责人加以惩治……；（三）县党部以下各级党部，及各种民众团体均照此规定。”严格限制各县党部和民众团体的革命活动。他恶狠狠地说：“这个训令公布之后，再有不听的，就是我的老子，也要杀他。”[125]这次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报告决定，指派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为中央特派员，在江西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该会主席，给予特别权力，执行武汉中央的“各项训令”。[126]六月十二日，郑州会议结束时，湖北省总工会呈文武汉政府，要求“立刻严令朱军长立即回复被驱逐革命民众团体领袖，保护工农运动”，对朱培德的行为加以“镇压”和“申斥”。第二天，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为朱辩护说：“我们知道朱同志之为人，如果中央不能体谅他，他马上可以走，他一走之后，江西的局面马上就可以起变化。……我们今天免这个的职，明天讨伐那个，只为南京政府增加了反动的势力。”谭延闿也说：“朱同志之苦心孤诣确是不可埋没，总工会将有对于江西的表示须设法制止。”[127]这都充分表明武汉国民党首领们对朱培德行动的纵容和袒护。
当时，武汉北伐军才开始从河南回撤，武汉国民党首领汪精卫等的反共虽已迫在眉睫，但还在争取时机，加紧部署。因之，对于朱培德在江西的所作所为，虽然处处表示支持，但对于工农方面，则还是以东征讨蒋为由，采取欺骗手法，进行麻痹，准备着更大规模的背叛。
对于朱培德的反动，中共中央开始总的说来是持等待犹豫的态度。但六月初，政治局也曾一度决定以“进攻”来挽救危局，在拟定两湖反击计划的同时，决定派五十名军事人员赴江西，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蔡和森据此精神用常委名义给中共江西省委发出《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的训令》。[128]但是，由于陈独秀、鲍罗廷等人坚持投降主义错误，害怕国共联合战线的破裂，主张“中立”朱培德，即在反对江西之变动时，不要提朱培德的姓名。他们认为：如果朱培德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129]结果，政治局终于否决了要求撤销朱培德职务的建议，共产党在江西的工作，更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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