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对工农运动的压制-《武汉国民政府史》揭示

一、压制工农运动的各项禁令

汪精卫等控制下的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在为夏斗寅叛变进行开脱和纵容、庇护许克祥屠杀工农的同时，发出了一连串压制和摧残工农运动，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反动禁令。

五月十八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训令，诬蔑长江流域的工农运动“幼稚”，“忽视国民革命整个之前途”。训令要国民政府组织特种委员会，“审查”和制止工人的“过度”要求，严禁工人纠察队的活动。^[83]二十三日，又对湖北省总工会发出三项压制工人运动的训令：“（一）工人有违反纪律者，该工会得加以裁制；（二）违反纪律之工人，如情节重大时，仍应交政府机关办理；（三）除工人以外，工会不得有逮捕罚款及其他压迫之情事。”^[84]原来在五月十四日国民政府的命令中规定：“当场拿获之现行犯，凡逮捕后，必须交由政府之法定机关审讯。”而现在，工人阶级对于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也被禁止逮捕了。

在压制农民运动方面，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发出了许多训令。五月二十日，发出保护“善绅”的训令，说什么“乡里公正及丰裕之户不反对国民革命者，皆在国民政府保护之列”，“不得滥施攻击，任犯他们人身财产职业信仰之自由”，谁要违反，就是“破坏公开秩序”“无异反革命”。^[85]这时，国民党还要人公开为土豪劣绅辩护。司法部长徐谦说：“湖北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也须考虑”，人民审判只能是“一种宣传”，人民审判委员会若是永远成立，“其结果必弄到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过问，拍拍掌，举举手，就可以枪决”。他说，“而且所谓土豪劣绅，也是毫无标准”。他别有用心地说：“现在所举发的土豪劣绅，多半是寻机报复，甚至有本来是土豪劣绅，摇身一变，又可以变成好人来藉端报复。”^[86]一方面将士绅和地主看作自耕农和小资产阶级而列为国民政府保护之范围^[87]；一方面又说现在的土豪劣绅，多是别人“寻机报复”造成的，而这些言论都是在各地土豪劣绅配合军事叛乱，向农民疯狂进攻的情况下说的，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四日，当许克祥在长沙大肆屠杀工农时，武汉政府竟发出一道保护军人田产的命令，恶毒攻击农民运动说：“各处农民协会，往往有幼稚过当之举动，或对于军人家属，加以扰害，或对于军人财产土地，加以剥夺，此等举动，施之良民，已属忍心害理，为国法所不容，施之军人，则更无异骚扰后方，动摇军心，实可痛恨。”命令各级政府严禁土地革命，已经没收的，“务须清查发还”，“军人家属之已被扰害者，务须安家抚慰”。以后无论何种团体，“如再有此等举动，应即将团体解散并拘捕负责人员，依法惩治”。^[88]这些论调同夏斗寅、许克祥的反共通电如出一辙。

在压制工农运动的同时，武汉国民党中央也极力地限制部队中的革命政治工作。北伐时期，在各部队的政治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占着优势，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党中央曾赋予政治部在军队占领区域内以组织党部和任免官吏的权力。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以后，前线民众团体也划归政治部指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总政治部组织大纲》中也明确规定：“在作战时期，总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应于战地及新克服地区负责与人民联合，促进人民组织，并负暂时管理督促当地行政事务之责任，并时时与各地党部及军队高级长官联络，以便利工作之进行。”^[89]对此，汪精卫等人是极其恐惧和仇视的。他们用一切手段来限制和反对总政治部的权力。五月二十日，邓演达从河南前线致电武汉政府说：河南党务早为反动派所把持，应即停止或解散，河南省党部暂由总政治部办理。但是，武汉国民党中央不但否决了邓演达的建议，反而决定：（一）河南省党部既经中央承认，不能无端解散；（二）反动一定要有事实证明，不能因一言报告即可认定；（三）总政治部不能代替省党部；（四）河南军队复杂，党务进行要格外慎重。国民党中央还下令河南各县党部、各农民协会、各妇女协会等，均停止活动。^[90]同时又在训令中规定“政治工作范围”，限定总政治部及各军政治部在前方的工作范围是：（一）所属军队以内之政治工作；（二）疏通军队与人民之感情，促成军队与人民之合作。训令规定各军政治部，对于“各地党务，地方行政，及民众组织，如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妇女协会等”，“勿庸过问，已进行者，应即停止”。^[91]限定军队政治工作范围的训令，既是对革命政治工作的否定，也是对二届三中全会的反动。

国民党的基层党部，许多都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起主导作用，有力地支持和指导了工农运动的开展。汪精卫等人背离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用尽计谋，力图控制基层党部。五月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及政府切实执行中央决议。训令说：“各种民众运动往往与中央决议案有所出入，甚至躐等，尤甚者或至背驰”。为了“矫正”这种现象，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指导各级党部暨各级政府机关”，以“制裁”民众“越轨之行动”。^[92]二十五日组织起来的赴湘特别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个训令组成的第一个委员会。六月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又发出“对各级党部训令”，要各级党部迅速“矫正”以下“种种缺点”：（一）务须严格“党员之选择”，淘汰并杜绝“乘间而入”的“投机分子”，实际是要从国民党内清除工农积极分子；（二）要注意“党员之训练”，使其对“主义”有所认识，“政策”善于运用，并养成“服从纪律之习惯”和“系统的观念”，就是要各级党部服从汪精卫集团的纪律；（三）强调注全力于“宣传党义”，使民众“自动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意即限制各级党部做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斗争之工作；（四）对各种民众运动要加以“深切之注意”和“适当之指导”。训令攻击各处农民协会，以打倒土豪劣绅为口号，使地痞流氓“乘机混入”，“此等地痞流氓，其性质与土豪劣绅无异”；攻击工人运动是“误认无业流氓为无产阶级”，结果使工人运动蒙受“障害”。^[93]

这个训令表明，汪精卫等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极力控制基层党部，改变其革命性质，使之变为压迫工农和举行反革命政变之工具。(www.xing528.com)

二、解散黄冈县党部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在下令压制工农运动的同时，还以种种借口随意解散或改组基层党部和工农群众组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解散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

国民党黄冈县党部是由共产党人董必武、陈潭秋于一九二五年五月组织起来的。早在是年年底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它就拥有党员七百五十九人，在湖北仅次于当时的武昌市。其中农民党员三十八人，为湖北各县之冠。^[94]北伐军攻占湖北，县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以后，各革命组织发展迅速，穷乡僻壤，组织已遍，农村斗争，日形激烈。但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仇恨。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力量，联合起来攻击黄冈县党部，其中最恶毒的一个手法就是造谣中伤，寻机报复。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黄冈团风烟酒公卖分处处长罗承泽，以“黄冈农民铲挖烟苗，妨碍国家税收”为名，向烟酒公卖局报告，财政部向武汉政府呈转了烟酒公卖局提出的控告。汪精卫得此控告后，借机大肆攻击工农运动，他在武汉中央报告说：“他们简直要饿死靠烟酒吃饭的人。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他露骨地说：“他们真比蒋介石还要厉害。”孙科也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他们比蒋介石打来还要凶。”^[95]就这样，在汪精卫等人的控制下，武汉国民党中央于六月二日发出训令，令湖北省党部、省政府解散黄冈县党部、县农民协会，并逮捕负责人员，加以惩处。^[96]为执行这一训令，湖北省党部特派省农协副委员长陈荫林，前往黄冈调查处理。

六月五日，陈荫林乘轮船从武汉出发。到黄冈后，经过深入调查，认为烟酒公卖局的报告与事实不符。遂一面电呈武汉中央，指出“至于铲挖烟苗，抗纳酒税各节，根据全属子虚，乃反动派故意中伤。近日黄冈反动派到处宣传，党部农协已被解散，并出多金以谋害两方负责人，全县人心浮动，形势骤然紧张”^[97]；一面在县党部、县农协被解散后又立即主持成立了新的县党部及县农协，选出陈学渭为县党部常委，吴履松为县农协委员长，同时正式就职，以恢复黄冈县党务及农运工作。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黄冈县党部于六月八日发出了《为接受中央党部训令宣言》。宣言揭露了反动派的诬陷，着重说明了党部不可能要农民拔去烟苗之事：“查本县岁出烟叶十一万二千余担，值洋二十余万元，为全县出产之大宗，山地农民，咸以此为生活，岂有掘挖烟苗，自绝其生命之理。本党为农民利益奋斗，亦决不忍坐视农民走上死道路，更不能下令禁止，以见绝于农民。”宣言表示，“同人等于凌受中央命令之余，实深恶痛恨造谣中伤之反动派，誓愿率全县同志，猛勇奋斗，不惜牺牲，将一切阴谋反动分子，铲除净尽，以完成本党之使命，不徒使本党之委曲得以大白于天下而后快”。^[98]

罗易说，当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农民部也派了一个同志到黄冈去调查。六月八日，这个同志回来作了下述报告：“关于‘过火’的整个传说是个谎言。没有一片烟叶遭受损害。农会会员大多数是佃农，没有几个‘痞子’。没收土地的事情只有四十起，所有这些没收都是严格按国民党的决议进行的。”这个同志在弄清楚了国民党中央通过的决议是以虚假的情报为基础时，就向省政府代表建议：“不要执行国民党的指示，并电告汉口说，整个报告与实情不符，必须改变决定。”^[99]

当国民党中央开会时，董必武根据调查情况向会议提出：“黄冈县党部同农民协会铲除烟苗一事，经省部派人调查，并没有那么一回事，希望中央再派人前往查看。”^[100]但是汪精卫却不满地回答说：“那件事并不是根据个人的报告，乃是财政部派人查过，负责来说的，若是不放心，再着财政部派人去查看就是。”^[101]汪精卫等人主要是利用挖除烟苗一事借题发挥，以压制工农运动，打击中国共产党。他们当然不会去做认真的调查工作，也不会做出改正错误的决定。相反，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更肆无忌惮地镇压工农运动，改组和解散了湖北许多革命的县党部和工农群众组织。

这时，汪精卫集团虽然已经决心“分共”，但还力不从心，还需要时间等待河南前线部队的撤回和组织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汪精卫说，当时“虽明知已到了国共两党争生死存亡的时候”，“然而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问题，而只提出裁制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102]。可见，汪精卫等人反对工农运动“过火”，诬蔑工农“幼稚”，解散基层党部和工农群众组织的真实用心，是为了“分共”，最终的背叛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