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等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领导核心严重动摇并由动摇而走向反动，到五月上旬就开始表面化起来。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一些反动军官，极其仇视农民运动，相继在湖北、湖南发动叛乱，首先发难的是反动军官夏斗寅。
夏斗寅，湖北麻城人，原是李书城的旧部，一九二五年在军阀肖耀南手下当过旅长，驻扎长沙。北伐军攻占湖南时，他被迫投诚，随军北伐，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受唐生智节制。同时，夏还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等。夏师下辖三团，分别由万耀煌、张森、晏勋甫任团长。该师开始驻应山县城，随后移驻荆门，一九二七年初又移防宜昌，并改番号为独立第十四师，全师扩编为四团一营，共一万三千余人。五月中旬，中原战争吃紧，武汉政府统率下的军队主力都在河南与奉军作战，夏斗寅乘机率部叛变，向武汉进攻。
夏斗寅的叛变不是偶然的。他虽然投靠武汉政府，但毫无诚意。和当时其他一些投机革命的旧军阀一样，混入革命是为了找出路，伺机扩充自己势力。他的队伍一点也没有得到改造，军官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军队成为当时湘鄂一带受农民运动打击的土豪劣绅的避难所。夏斗寅和地主阶级、军阀及蒋介石集团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公开叛变，既是豪绅地主对工农运动仇恨的突出表现，也是他们积极策动的结果。湖北地区逃亡京沪一带的大土豪劣绅，在吹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时说：“此次夏斗寅举兵反共，非由其个人单纯意思，乃多方积酿而成，尤以旅京旅沪鄂籍绅商为最大主力，曾几度派人，几番凑款，促夏举办此事，夏初以力微，犹涉游移，继以助之者众，且得有多数之助款，乃决然行。”[1]同时，武汉内部的反动派也纷纷蠢动，乘机进行破坏。
独立十四师本是武汉政府用以戒备四川军阀侵犯首都的部队，但夏斗寅这时却在蒋介石的策动下[2]，与四川军阀杨森暗地勾结起来。五月初，四川军阀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在重庆召开反共会议，决定“讨伐武汉之用兵步骤，公推杨森任各路川军总指挥”[3]，开始了大规模的进犯活动。杨森领兵三万余人，由川东出发，侵入鄂西，并向宜昌进兵。杨森的土匪军侵入鄂西后，和从辛亥革命后一直扰乱鄂北的张联升，以及豫南的于学忠等吴佩孚残部勾结起来，协同采取攻势；同时又与夏斗寅密定欺骗武汉政府的诡计。五月七日，驻鄂西的夏斗寅一方面召集团营长会议，准备船舶，秘密行动，响应杨森，还派船二十艘，协助杨森运输军队；一方面又向武汉政府捏造战报，说杨森有七师之众，自己的兵力不足，无力抵抗，因而后撤[4]，将宜昌让给杨森军，而将所部擅自向武汉方面移动。九日，杨军进占宜昌，派兵强令解散了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并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夏斗寅军则乘船东下，经沙市、石首、监利，十三日在嘉鱼登陆，随即发出反共通电（即元电）。通电污蔑湖北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使得“商叹于市，农怨于野，百业萧条，游民日众，四境骚动，惶惶然不可终日”。攻击共产党“盘踞要津，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民政治扰乱我两湖。”诋毁共产党人董必武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詹大悲、李汉俊等人，“把持政柄”，滥用“威权”。夏斗寅在通电中狂妄声称他要率领将士“为民请命”，要推翻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重建新政”[5]。这个反共通电是由南京蒋介石政权宣布的。叛军在嘉鱼登岸后，经蒲圻，占领了咸宁的汀泗桥，将铁路破坏，并直趋武昌。这时，武汉异常空虚，夏军既恃有蒋介石为后盾，又恃有杨森军相配合，并约有何键、刘佐龙等部为内应，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十七日，叛军迫近离武昌仅四十里的纸坊镇。同时，杨森率部沿襄河两岸协同东进。于学忠、张联升部在鄂西北配合行动。武汉政府处于敌人三面围攻的危急之中。
围绕着夏斗寅的叛变事件，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表现出了各自的真实本性、不同特点和态度。
叛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对武汉政府的颠覆活动已经得逞。他一面宣称“夏斗寅之起而宣言反对共产，与杨森、刘湘同受余之命令。其他当有响应者，武汉派之将来，可知矣”[6]；一面召开南京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夏斗寅叛变经过，并煞有介事地提议：“杨军长森、夏师长斗寅等现正围攻武汉，不日可下，请中央迅于明令通缉共产党首要各逆，以便严拿惩办。至本党忠实同志，虽在共产党跋扈地域，并未附逆者，应请于明令中与以保护。”[7]这说明，宁汉双方虽有分途北伐，各不相犯的“君子”协议，但蒋介石对武汉政府的颠覆活动，却一直在加紧进行。以后，蒋介石国民党也承认：“当武汉事变发生之初，蒋总司令恐后方空虚，影响大局，曾令长江上游之夏斗寅军会同杨森之川军及李燊之黔军向武汉方面进迫，以资牵制。”[8]
当叛变部队向武汉方面移动的时候，夏斗寅一再致电武汉军事委员会。起初是告急，接着又电称在荆沙战退杨森，随后就根本不通电讯。[9]武汉政府对杨森同夏斗寅的勾结，起初并不知道，等到弄明实情时，叛军已经逼近武昌城了。当时，邓演达的警觉是比较高的。他对在汉的独立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包惠僧说：“这件事我早在意料之中”，“夏斗寅未经请示，擅自移防沙市，你想他们想干甚么？”[10]但是，由于河南的队伍一时撤不回来，武汉是座空城，邓演达也只好一面调兵准备作战，一面要包惠僧去对夏斗寅做“说服”工作，并以“他这个队伍将来可以扩充成军”相许诺，劝其“暂住荆沙，效忠党国”[11]，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叛军兵临城下，武汉国民党军政要员惊慌失措，拿不出任何坚定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来。他们有的求助于共产党；有的躲藏起来，不知去向；有的忙于把家属迁入租界。刚刚受任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本来任务是警卫汉口的，但他在紧急关头不去抵御敌人，却下令封锁长江，断绝武汉三镇的往来，并乘机要工人纠察队由他来指挥。他企图限制后方对武昌前线叶挺军的支援，束缚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活动。这时，汪精卫的态度则是极力为夏斗寅开脱，企图借此打击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
五月十八日，在国民党湖北、武汉两党部联席会议已发出讨夏通电的情况下，武汉政府发布命令：“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罪状昭著，应即褫职拿办。”[12]但是汪精卫却认为对夏斗寅的叛变只应“当作一件小事”对待。他一再强调夏斗寅同杨森的“不同”：“杨森是明明白白奉南京政府的命令，夏斗寅的通电只说是要清君侧”。他说：“夏斗寅通电上与杨森微有不同，杨森是拥护蒋介石；而夏则对湖北省政府人员不满意，及杀尽共产党。”[13]汪精卫为什么要强调“拥护蒋介石”和“杀尽共产党”的不同呢？难道这不正是反革命派的本性在当时的两个突出表现吗？这表明汪精卫虽然同蒋介石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反共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积极行动起来，领导和组织反击夏斗寅叛乱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英勇参加平叛战斗的是广大的工农群众。
二、平叛斗争
当夏斗寅率部侵入纸坊，杨森部逼近汉口时，武汉谣言纷起，商店停止营业，居民相率迁移，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蔡和森、李立三、吴玉章、董必武、刘少奇等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精神，领导工农群众奋起抗击，成为挽救时局的中流砥柱。他们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起，为削平叛乱，保卫革命而战斗。五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即时发出了讨伐夏斗寅的《告民众书》，痛斥了夏斗寅“反共产救中国”的叛乱政纲，指出：“他不是想救中国，他是想保障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的封建势力，使革命不能达到根本铲除这些东西”。揭露了夏斗寅“为民请愿”的阴谋，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成联盟”。《告民众书》号召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起来，巩固革命根据地，“削平夏斗寅的反叛！”“打倒反国民革命的一切封建军阀！”[14]与此同时，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和确定对策。会议根据蔡和森、李立三的提议，决定了将叶挺及中央军校的武力都开去迎击夏斗寅，发动民众势力，扩充纠察队等办法。[15]武汉政府这时也下了总动员令，由吴玉章负责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也紧急地行动了起来。经过一番紧张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武汉的工人、农民、工人纠察队和劳动童子团等革命力量迅速调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武汉进入平叛斗争的战时状态。
武汉工人阶级在这次平叛斗争中，起了中坚的作用。当叛军逼近武昌时，武汉政局一度混乱。但是在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工人们毅然奋起，投身战斗。当时，武汉店员总工会正在“血花世界”举行非常代表会。闻讯后，代表会立即改为讨夏大会。与会者群情激奋，一致声讨夏斗寅。到会的四千余名代表群起报名参加军事行动，并迅速武装起来。[16]省总工会通令各级工会征招工人义勇队，通告发出不到四小时，应征者即近千人。[17]与此同时，省总工会还发出了一九八号通告，坚定地指出：“各工会负责人在此严重时期，应当领导全体工友团结在本会指导之下，共同努力，以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18]通告发出后，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肩负起了武汉三镇的城防卫戍事宜，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另外，总工会还组织了武装工人纠察队一千余人，开赴武昌前线，做第二线的防御工作。这一切都有力地巩固了后方，支援了反击夏斗寅的战斗。
广大农民群众也被动员起来，奋起参加平叛战斗。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八百多名学员，入学还不到两个月，除去麻城参加镇压红枪会叛乱的三百多人外，都应召奔赴各紧要岗位。他们中的一部分，直接编入由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任党代表的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率领下，开往前线作战；一部分调往武昌城，担任巡逻守卫之责；其余则在汉口与工人纠察队一同维持社会治安。省农民协会发出指示，号召广大农民认清夏斗寅叛变的性质，积极行动起来，武装抗击叛军和肃清一切反革命。省农协主办的农民训练班，全体学员向农协请愿，坚决要求“上前杀敌”。首次被批准的二百余人，送往军事政治学校训练，听候调遣。二十二日，又送出第二批学员一百八十余人。许多县的农民训练班的学员也纷纷前来武汉，参加战斗，仅汉川县就到汉八十余人。这批学员大都经过训练，可随时调往前线。[19]
工人农民的奋起，带动了各阶层人民，形成了强大的讨伐夏斗寅叛乱的革命声势。十九日，武汉三镇分别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示威集会。董必武主持武昌的大会，在大会上强调了讨夏是讨蒋的一部分，阐明了讨夏的意义。他说：讨夏表示了“革命民众对反动派绝不宽容，与之誓不两立。”苏兆征、刘少奇、詹大悲、向忠发等参加并指导了在汉口德国球场举行的大会。在汉口的大会上，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和英、日、法等国的工人代表也讲了话。三镇的集会都作出了议案，要求武汉中央明令讨伐夏斗寅，肃清武汉一切反革命派，消弭谣言，武装革命民众等。[20]
在平叛战斗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部队，再次显示了威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早在三月下旬，军事委员会就任命叶挺为第二十四师师长。在二次北伐前，因考虑张发奎出发在即，又决定由叶挺兼管武昌卫戍事宜。[21]在叛军迫近武昌时，中共中央决定调叶挺部队担任主攻，同时武汉政府也把新成立的中央独立师交由叶挺统一指挥，开赴前线作战。对于夏斗寅的叛变，叶挺是有所戒备的。据叶挺师苏联军事顾问耶·弗·捷斯连科回忆：五月十日，我调任夏斗寅师顾问，就在我去夏部的头一天，“十四日傍晚，在武昌，当我在叶挺的房间时，有人给他送来一封公文。叶挺告诉我有情报说，夏斗寅的部队不知什么原因正在向岳州方向运动。这是一个可疑而又危险的情况。我们马上研究了武昌万一受到威胁时的对策”。当天夜晚，当我返回叶挺师部时，“全师已开始投入反击准备”，“整装待发”。[22]叶挺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武汉政府的电话通知后，立即过江，向武汉政府表示打退叛军的坚强决心。商议后，由政府方面下总动员令，并将军事方面交由叶挺全权指挥。消息传出，军心大振。中央军校学生认为叶挺不仅军事上强，而且政治上也强，他们满怀信心地说：“这次战斗由叶挺指挥，一定能把夏斗寅打败。”[23]
当时，叶挺的守卫部队分散在武汉各处担任警戒任务。在紧急关头，为了与敌人抢时间，控制险要阵地，叶挺迅速地集中了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的两个营和侦察队，命其奔赴纸坊附近，占领阵地，阻击敌人，并掩护后续部队开进。十九日早晨，敌人集中兵力向纸坊车站和纸坊镇反扑，战斗激烈。这时，叶挺率领中央独立师等后续部队赶到，经过三小时激战，终将敌人打退，并缴获许多枪炮。我军乘胜追击，于下午三时许，赶到土地堂，将敌包围。但敌主力猛烈反击，形势非常危急，中央独立师缺乏实战经验，支持不住，纷纷往后退却。叶挺亲临指挥，令各部队出击，并规定只准进不准退。同时他又急调七十五团战斗力强的一营，带两连兵冲上前去。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将敌人全部打垮，占领了土地堂，接着又收复了贺胜桥。夏逆溃退，向鄂东南狼狈逃窜。叶挺在向武汉政府报告军事进展时说道：“职部于今日（五月二十二日）到达咸宁。夏逆残部仅余三百人左右，悉数向通城、武宁、修水、通山等处溃退。职已派兵与三省友军，共取联络，跟踪追击，务绝根株。”[24]
根据高语罕当时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叶挺指挥的反击夏斗寅的战斗能迅速取得胜利，其原因有四。第一，夏逆子弹不足；第二，“因为领兵的叶挺，是铁军里面的健将，而黄埔的学生，也有善战的威名，（敌）闻风丧胆，先就有几分害怕”；第三，敌军没有群众的支持，“他们在汀泗桥一带，沿途骚扰，百姓都跑光了，征发两次都得不着人”；第四，革命军“因为有工人农民报告，捉住了他们许多侦探”，而且“一直到咸宁都受民众的欢迎同招待”。[25](www.xing528.com)
在平叛战斗中，共产党人所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控制了湘鄂边界。据此有利形势，可以南下长沙，北制武汉，如果一直追剿，不仅可以乘势消灭夏斗寅的叛军，也有可能镇压湖南的叛变。可是，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却竭力阻止这支革命军队的进一步行动。他们既反对武装工农，反对穷追叛逆；又反对镇压疯狂报复的豪绅地主。他们攻击农民运动“过火”，主张和夏斗寅谈判。当时，汪精卫主张“调解”，唐生智也说他可以“招呼”夏斗寅，于是就派了陈公博等去进行调解，实际是要保存夏斗寅反动势力。吴玉章说：“反革命打我们，没有人出来调解，我们打反革命，‘和事佬’就这样多。武汉政府中的那些反动分子的反共意图已昭然若揭。”[26]可是在此紧急关头，陈独秀、鲍罗廷、罗易却坚持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方针，拒绝了蔡和森与李立三提出的“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的正确意见，把政治局的工作中心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对于夏斗寅的叛变只当作是一件临时的事变去应付”[27]。结果虽然打败了夏斗寅，保卫了首都武汉，但并没有达到消灭敌人，发展革命力量的目的。
由于武汉国民党首领们对夏斗寅叛变的纵容、庇护；由于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使得继夏斗寅之后，接二连三的叛变不断发生，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武汉政府辖区内，几乎都处在暴乱之中。
在湖北各地，凡是杨森、夏斗寅、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军所到之县份，如江陵、嘉鱼、武昌乡区、通山、鄂城、大冶、天门、公安、枣阳、沔阳、宜都以至鄂西一带，土豪巨绅都相率反攻倒算，党部、工农团体都被捣毁，民众惨遭杀害。其他叛军未到之地，如钟祥、麻城、随县、罗田、黄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亦蜂起反动，勾结土匪，摧残党部、工农以至商民。[28]蔡和森说：“我们所在地的湖北，自夏斗寅叛变后，已有四十三县的农民和农民协会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农民已达三千以上。”[29]湖北农民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湖北省农民协会在其致农友的通告中，对于夏斗寅叛变的沉痛教训，做了“为革命民众所永记不忘”的总结：
我们农民协会的人数，全省有二三百万，一县顶少二三万，夏斗寅的军队，合共不到一万，可是他一叛变，我们简直没有法子制止他，不但不能制止他，而且被他们杀得血染黄沙，赶得不能归家，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武装（刀枪等），要晓得我们的敌人，是有武装的。如果我们没有武装，人再多些也是空的，也是难得打倒敌人的，所以我们以后要特别注意武装，纵然不能每个会员有一支枪，至少每个会员也要有一把刀。而且要时常练习。[30]
可惜这一极其深刻的认识，未能受到全党特别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
三、讨伐杨森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推动下，武汉政府在叶挺平定夏斗寅的叛乱之后，接着又组织了反击和讨伐杨森的战斗。
杨森与夏斗寅勾结占领宜昌之后，即继续指挥叛军沿途抢劫，向东进发。当时，杨森军分三路向武汉进攻：一路占领监利、洪湖，直接配合夏斗寅，威胁武汉的西南；一路沿襄河南岸进犯，由敌之主力王正钧、向成杰、范绍增三师组成，在占领潜江之后，进攻仙桃镇；一路沿襄河北岸，进占钟祥、天门，越过仙桃镇，直逼汉口。其口号是“攻克武汉，抢掠三日”，来势是凶狠的。很明显，粉碎夏斗寅的叛变同讨伐杨森，实际是一次统一的、互相配合的战役行动。
五月十日，武汉政府免去了杨森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职。二十三日，由李品仙的第八军组成的西征军紧急行动，进抵仙桃重镇，使襄河北岸越过仙桃镇的敌军受到威胁。二十五日，武汉政府明令讨伐杨森。讨伐令称：二十军军长杨森，“乘中央二次北伐兴师之际，竟敢故态复萌，背叛党国，勾结蒋逆，统率匪类，潜师荆沙，总存窥伺，扰乱鄂西治安，惨杀农工，捣毁党部，似此倒行逆施，实属罪无可逭，着军事委员会，速派劲旅，严加剿办，务期歼灭渠魁，以申法纪”[31]。军事委员会檄调鲁涤平第二军的四、五、六三个师，除留守外，全部出发西征，会同第六、第八、第十五军各部以及中央独立师，先后由武汉和各驻地开拔，由程潜任总指挥，讨伐杨森。
六月二日，总政治部发布《讨伐杨森宣传大纲》，揭露了杨森纳降经过和叛变情形，列举了杨森的三大罪状：（一）居心叵测，妄想使军阀吴佩孚死灰复燃；（二）受蒋介石指使，与夏斗寅勾结，以“反赤”为口号，向革命根据地武汉进攻；（三）他的土匪军队一到鄂西，就捣毁宜昌、沙市、潜江等地的各级党部，解散工会、农会等民众团体，残杀民众、儿童和革命党人。大纲在阐发讨杨意义时指出：讨杨就是要打倒直系军阀的余孽；打倒蒋介石的走狗；打倒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叛逆；肃清封建势力的代表。总之，打倒杨森就可以使河南前线作战，无后顾之忧，“努力杀贼，直捣幽燕”，巩固革命根据地，使反动派无间可乘。[32]
五月二十五日，西征各军先后由武汉分三路西进，以攻击叛军。自六月五日起，与襄江两岸前进之敌展开激战。七日，“我军在仙桃之襄河两岸大获胜利”，占领彭市。八日，敌增援两师兵力，猛烈反扑，武汉政府军受挫。这时，武汉“市面又如前次夏斗寅起事时，颇有谣言”[33]。经革命军勇猛冲锋，终于将敌击败。九日占岳口，十日“仙桃大捷”，接着收复潜江。六月十日，程潜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关于鄂西方面，六日，敌人曾分三路进攻，一自沔阳，一自潜江，一自天门趋孝感，拟切断京汉路，适与我军相遇，遂将其击败，溃至潜江。中路为杨森主力军第九师等，计有三师之众，与我军激战于仙桃镇。八日将其击破。同时沿襄河两岸敌人，亦被我军击退。八日，敌人又增两师，我军稍退，昨（九）日反攻，又将敌人击败。计敌人死伤俘虏四千人，我军伤亡亦有二千人。长江上游，拟请叶挺师长再进，现会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将杨森军队在四面包围中。”[34]
仙桃大捷后，武汉政府军沿襄河北岸西进，十四日渡河，当即占领沙洋。时沙市之敌，知难恋栈，乃向宜昌西撤。六月十五日，革命军占领荆沙，西征取得决定性胜利，进入追剿期。革命军在稍事休整后，于二十日奉命进攻宜昌。原来，敌自沙洋溃退后，拟纠集残部构筑工事，扼龙泉铺、鸦雀岭、古老背以守宜昌。革命军分四路进攻。敌军一遇压迫，即分水陆两路向长江上游巴东逃窜。二十四日，西征军占领宜昌，至此完成西征任务。在此稍前，冯玉祥国民军孙连仲部，出紫荆关抵老河口，进驻襄阳，于学忠部瓦解。张联升派人向武汉政府求和，不久就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军第三十八路总司令。[35]至此，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企图一举而袭取武汉，消灭武汉政府的阴谋被挫败了，武汉西面敌人的威胁，遂得以解除。
杨森叛军以数万之众，在夏斗寅等配合下，顺流东下，其势不可谓不猛，然而一触即溃，很快失败，似乎出人意料，实则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杨森叛军，意在夺取地盘，劫财勒饷，部下毫无斗志。他们打着“讨赤”的旗帜，以为反共势力已弥漫武汉，殊不知等他们逼近武汉时，夏斗寅的叛变已被叶挺所粉碎，武汉人民的斗争意志还很坚决，而杨部则民不为助，兵士离心。加以杨的军队是著名的“兵多于枪，枪多于弹”，因之战斗力非常之差。
其次，杨森进兵武汉，原本与夏斗寅、何键、李品仙等人约定内外夹攻的，后因何部开赴河南，遂使杨、夏失去一内应。同时，十五军刘佐龙部、八军李品仙部本欲配合行动，但由于他们认为杨森与于学忠、张联升等军阀有联络，“难与合作”，遂决定“先驱杨，后讨赤”，以致杨森势孤而败回四川。[36]
西征军迅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骨干作用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在武汉政府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勇敢顽强，奋勇战斗，使多次出现的危险局面得以扭转。在向潜江推进中，第八军所部的七十名共产党员，发动和团结驻地附近乡村的农民三千多人，于五月二十七日夜晚，从北面包抄潜江，使敌军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这一次突然的猛烈攻击，使敌人惊慌万状，扔下八门大炮、四十多挺机枪和许多军用品，狼狈地从阵地逃命。抗击杨森的其他部队也都仿效了这‘七十个人的榜样’，前方局面就随之稳定下来了。”[37]以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积极从事政治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由董必武实际负责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训练的一批原鄂西避难人员，在派赴鄂西，“处理民政、财政并指导党务及民众工作”中，努力奋斗，都对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38]
鄂西广大群众，把武汉国民政府的西征看作是自己从杨夏叛军屠杀下解脱出来的希望。他们努力参战，克服困难，积极支援西征军作战。五月二十四日，仙桃市总工会，探知沙洋以下，岳口、彭市河、麻洋等处，有叛军两师之众，但既少枪械，又无纪律，当即飞报八军前往征剿。激战间，总工会维持秩序，侦察敌情，组织输送队，协助革命军行动，至二十九日，终于将叛军完全击退。[39]六月四日，当革命军占领天门县时，天门各民众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民众讨杨参战团，配合革命军做好向导、运输、交通、慰劳、侦察、粮糈、宣传、卫生八个方面工作。[40]汉川县农协，因大军西征，急应援助，特下令各下级农会，对过境的革命军，切实予以物质上精神上之援助，并规定了具体的支援办法。同时，汉川县农协还与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公安局等机关团体，组织特种委员会，对付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维持后方秩序，及指挥该县一切军事政治事宜。[41]
由中央军校组成的女生队，在西征中特别享有声誉。这支有二百余人的队伍，在参加了反击夏斗寅的土地堂战斗后，随中央独立师乘胜前进，参加讨杨战斗。她们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持枪杀敌。她们成立宣传队、救护队，张贴标语，捉土豪，将革命的道理编成歌谣向农民宣传。以李淑文（即赵一曼）、游曦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女生队，立场坚定，努力工作，“冒枪林弹雨之险”，“任慰问救护之劳”，在西征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被人们誉为“革命妇女武装先锋”，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领导人的高度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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