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史：第二次北伐的决策与挑战

一、战略决策和军事部署

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反革命政变以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这时，武汉政府虽然还管辖着湘鄂赣三省的地区，但却处于反革命的包围之中。在南方，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占有闽浙全部及苏皖的一部分，和川粤军阀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在北方，张作霖正利用吴佩孚的溃败而进兵河南，觊觎武汉。武汉政府面临着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从军事上说，如何克服四面被围困的境地，是东征？南伐？还是北伐呢？需要武汉政府做出新的战略决策。

武汉政府讨论关于如何从军事上打破被围困的局势时，曾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东征；一是主张北伐。主张东征的以唐生智、张发奎等为代表，其理由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已成为南方反革命的中心，如果不进行讨伐，让其发展，则党纪不申，内战亦随在后，应乘其基础尚未巩固之时，迅袭南京，则长江下游问题易于解决。^[145]主张北伐的以汪精卫、鲍罗廷等为代表，其理由是：蒋介石也在喊北伐，他的欺骗宣传在群众中还有影响，而且得到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东征之师，未能必胜；如果武汉大军东下，张作霖的奉军可能直下武胜关而攻打武汉，武汉则会立即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且这时蒋介石还无力西犯，武汉大军北伐可无后顾之忧；更主要的是北伐可以把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接应出来在河南会师。当时冯玉祥已解西安之围，占领陕西，正积极准备进军河南，同武汉北伐军遥相呼应，他不仅反对奉张，而且表示忠诚拥护武汉政府。

本来在四月初，武汉中央政治会议已决定对于蒋介石控制的京沪采取坚决的对策，第四军已奉命开始东下开拔。但是，汪精卫在四月十日到了武汉后，却主张暂缓东征，以谋求与蒋介石妥协。这时，南京方面李宗仁派其参谋长王应榆到武汉，提出“分道北伐，会师北京”，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的主张后，很快就获得了汪精卫等人的同意。^[146]

关于北伐河南的问题，四月初新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同鲍罗廷的政见不同，并引起激烈的争论。鲍罗廷原是主张东征的，他认为蒋介石是第二个陈炯明，应乘其立足未稳，迅速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站住脚。但在“四一二”后，他又主张立即无条件实行第二期北伐，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罗易则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现在革命应当深入，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之革命根据地；他说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北伐，但立即向北出征，并把北伐计划建立在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会师上，则充满着极大的危险。这两种意见，当时叫作“深入”与“广出”之争。“罗易主张先深入然后广出，老鲍主张先广出然后深入”^[147]。鲍罗廷的主张当时被称之为“西北学说”，它表现了对于自己势力的悲观和对于敌人的恐怖，这种思想在北伐过程中产生了消极影响。

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讨论军事上的战略决策时，意见也很不一致。谭平山、张国焘主张南伐广东，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取得海港，打通国际联系，既有利于解决财政经济危机，又能在军事上摆脱被围困的境地，而且南伐士兵积极性高，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好，易于取胜。四月十六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他们在给党中央的意见书中，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促使武汉政府“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的行动计划。他们认为，只有迅速出师讨蒋，采取坚定态度，克服彼进我退的缓和妥协，才能阻止时局继续逆转，否则局势会发展得更加不可收拾。意见书分析了军事态势，认为只要第二、六两军从侧面攻击芜湖，芜湖如下，则南京必然震动，“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蒋介石是完全可以战败的。^[148]这是一种大胆而又切中要害的、挽救革命失败的战略构思，充分体现了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魄力和军事才能。瞿秋白同意先打南京，但他主张占领南京后就经由陇海路北伐，而避免在上海决战。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则完全赞成鲍罗廷的意见。蔡和森的意见是有条件的北伐，他提了四个条件的北伐政纲：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实行财政大改革；军队大改革；巩固后防，南取广东。他主张把深入与广出结合起来，“于进攻军阀之同时，给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149]。

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基地，彻底消灭奉军，同时“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战胜企图分裂革命运动的蒋介石和资产阶级”，中共中央于四月十六日通过了一项推迟北伐的决议。决议说：“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然而最需要的是保卫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否则，巩固革命基地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进行。”^[150]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与冯玉祥会师中原的北伐放在首要地位，由于鲍罗廷和国共两党主要负责人的意见不同意东下，而“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151]。所以出兵河南继续北伐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两天后，经过“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几次的商量，中共中央撤销了上述决议。十八日，鲍罗廷将第二期北伐的决策在国民党中央通过，武汉政府决定停止东征转而北伐，十九日在武昌南湖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武汉政府继续北伐时，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盘踞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直隶、山东及河南，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拥有军队二十五万人，大炮四百五十门，飞机六十架，它是由帝国主义一手帮助建立的“安国军”的主要力量。由于受到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鼓舞，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便决计一举进攻武汉而消灭革命的中心。

原来，自吴佩孚在武胜关战役溃败之后，张作霖就利用其兵败的困境，以助吴反攻为名，行攘夺河南之实，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就相继占领了郑州、开封等战略要地。四月，奉军精锐六七万人，由“少帅”张学良指挥，自郑州沿京汉铁路向南展开进攻，其左翼由开封攻取上蔡，继续南侵，右翼勾结吴佩孚的南阳于学忠部及襄樊张联升部，进窥鄂北，企图牵制武汉北伐军的后方兵力，并包围歼灭信阳至驻马店间的豫中各反正部；吴佩孚则率其残部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拟由鄂省北部和西部，分路进窥武汉。这时战云弥漫，局势紧张，武汉国民革命军面临的形势是十分险恶的。

武汉政府之第二次北伐，首期计划是在冯玉祥军从西向东进攻的同时，武汉军队由南向北进攻，以期会师于京汉路和陇海路，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进行东征，对付蒋介石，以巩固武汉政府的基础。为了执行这一计划，武汉政府做了如下的军事布置：以唐生智及张发奎部为北伐军之主力，由唐生智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统率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官张发奎，指挥由他任军长的第四、第十一两军及贺龙之独立第十五师，任右翼；第二纵队司令官刘兴，指挥由原第八军扩编成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及第八军的一部分，任中路，其中第三十五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信阳至驻马店之间地区；第三纵队是新收编的杂牌部队，任左翼，他们多是吴佩孚部队中的反奉派，战斗力是非常薄弱的。

从四月十九日誓师北伐起，经过极其紧张的动员、组织工作，至二十九日，各军完成了在信阳和驻马店附近的集中。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张发奎、唐生智也分别在热烈的欢送下，离开武汉，北上督师。^[152]与此同时，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将西北所有军队重新编制为六路：冯玉祥自领中央一路军，刘镇华领东路军，岳维峻领南路军，宋哲元领北路军，孙连仲领右路军，徐永昌领左路军。^[153]六路军由西向东开拔，准备与第四方面军会师中原。

武汉政府在部署力量北伐河南时，对于武汉地区的防守也做了军事上的安排。当时后方的留守部队是：张发奎部留第十一军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二十四师之七十二团和二十五师之七十五团组成）和李品仙的第八军的一部分卫戍武汉，李品仙负责汉口卫戍事宜，叶挺兼管武昌卫戍事宜。朱培德所部第三、九两军留守江西，对南京、安徽方面警戒。第三十五军之一部分、第二军鲁涤平之一部分及第十四军陈嘉佑全部留守湖南，对广东、贵州方面警戒。独立十四师夏斗寅部留守宜昌，对四川方面警戒。

在部署北伐军事时，武汉政府曾与南京蒋介石方面有个暂缓冲突、分途北进的“谅解”^[154]，这样，武汉与南京之间军事对垒的形势，暂时有所缓和，并发生了性质不相同的两方面的北伐：一是南京政权的北伐，其目的在于抓住北伐这面旗帜以欺骗人民并与奉系军阀开展争夺地域的斗争；一是武汉政府的北伐，其目的在于摆脱武汉革命中心四面被围的困境。当唐生智指挥的军队向河南进攻的时候，五月上旬，南京政权的军队也渡江北上。第二次北伐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奇特的形势下进行的。

二、逐鹿中原

北伐部署既定，四月底，各军由驻马店附近分左中右三路北进，以攻击南犯之敌。右路军经汝南、上蔡，进攻开封。中路军沿京汉路北进。左路军沿京汉路西侧地区前进。这时，革命军虽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比奉军弱，但是战斗力和士气却大大地胜过反革命军队。北伐军出师后，自五月十三日下总攻击令起，逐鹿中原，与奉军展开了激战。战斗最激烈的要算西平、上蔡、逍遥镇、临颍诸战役，其简要经过如下：

（1）围攻西平。五月上旬，中路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率所部由广水进至驻马店集中，原拟会合反正之靳云鹗部，一鼓击破漯河、郾城之敌而北上，但敌方早有准备。奉军一面勾结豫南反动分子，利用土匪，假冒红枪会，在东双河、柳林一带破坏交通，掠取给养，扰乱后方，迟滞北伐军前进；一面自郾城南下，直扑西平、遂平，并包围靳云鹗部于驻马店以北地区。中路军接到总攻击令后，立即对当面之敌，施行反包围，与敌之铁甲车及骑兵连展开激战，于十四日占领焦庄，肃清了西平附近沿铁路之敌。十五日又经过反复争夺，中路军占领西平车站。奉军遭到内外夹攻，损失很重，不得已退守漯河北岸，一部退入西平城，沿黑泥河北岸凭险顽抗。十六日，被迫退入西平之敌，以巨炮于西平城上及铁甲车上向革命军轰击，三十六军第一师伤亡颇重。敌又增援步兵两旅，骑兵一团，欲解西平之围，战斗极为激烈。革命军冒枪林弹雨，勇猛冲锋，终于在十七日占领西平。二十一日攻克漯河，旋即分兵三路围攻郾城，敌遂败走临颍。西平之战，激战三昼夜，歼敌七个团以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继续北伐开辟了道路。

（2）激战上蔡。当敌军在驻马店以北地区败退时，其第一线兵力仍以一部坚守漯河北岸，并派骑兵部队自西平由左翼向南运动，企图策动反正之田维勤部在驻马店至确山之间截断北伐军之后路。这时，革命军右路军也受命侧攻西平、郾城。两军在五月中旬于上蔡展开激战。北伐军方面是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之七十三团、七十四团，第十一军之第十师、第二十四师之七十团、七十一团和第二十六师。奉军方面是第十一军之步兵第六、第十二、第四十六共三个精锐旅，骑兵一个团和炮兵一个团。由于汝南所驻之田维勤部叛变，使第二十六师不得不担负警戒任务。^[155]当时，贺龙的独立十五师还在信阳和确山间行进，所以形势对北伐军甚为不利。

北伐军一路纵队得到总攻击令后，即令二十五师和十二师向黄埠、上蔡方面前进，第十师则向蔡屯前进。十四日正午，二十五师骑兵团在蔡部口东北一带地区与敌人激战到黄昏。敌退至上蔡城及城郊。十五日，上蔡之敌反扑被击退后，接着又在蔡部口、十里铺、东西洪桥、水寨，发生激战。敌人不断增援，炮火异常猛烈，北伐将士勇猛奋战，卒以六团兵力，击破奉军最精锐、自谓为铁军之镇威第十一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的北伐军第四军中的许多共产党员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光荣战斗经历的叶挺独立团组编成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在二次北伐中，作为先头部队，先是有力地完成了掩护我军在驻马店附近集中；接着在进攻上蔡时，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西洪桥勇猛出击，打退了敌人步兵的攻击和骑兵的冲杀，使国民革命军摆脱了危急的处境；最后又会同友军迫使上蔡敌人投降受编，为会师中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五月二十一日，革命军全力攻击，大破奉军于上蔡、周家口间地区，迫使上蔡守敌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二旅旅长富双英投降受编，于是和平占领上蔡。北伐军一路纵队在占领上蔡、周家口后，即分兵三路：一路会靳云鹗部向开封前进，一路经西华攻许昌，一路直趋临颍。

上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继续北伐的胜利基础。

（3）奇袭逍遥镇。紧接着上蔡战役；北伐军又与奉军激战于逍遥镇。在这一战役中，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英勇善战，建树了重要的战功。

贺龙领导的部队是在四月下旬出师北伐的。这时，部队早已脱离彭汉章的第九军，正式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156]，属一路纵队指挥，担负右翼进攻的任务，在河南接连打了几个硬仗，痛击了奉军主力。五月二十四日，在逍遥镇战役中，首战告捷。当时奉军主力第八军在逍遥镇一带集结，北伐军第十一军虽已突进至西华，但正面之敌凭沙河天险，坚筑工事，隔河顽抗，“相持数日，殊少进展”，影响左翼第三十六军之渡河作战。面对这种形势，集结于沙河南岸之南陵和张明寨一带的贺龙独立十五师，决定自北岸攻击敌之侧背。是日拂晓，全师由邓城暗渡沙河向葫芦湾攻击前进。由于敌之防御工事，皆对南岸，根本没料到这一飞渡之师的突然出现，因之“接触不久，我军迂回以绕其后者至，敌惊溃，我军斩获甚多，残敌向逍遥镇逃窜”^[157]。北伐军跟踪追击，并击破敌人的多次增援，至城之东门外，贺龙师又与奉军激战移时，下午六时，首先攻入逍遥镇，与顽强的敌人展开了剧烈的巷战，“敌卒不支，落荒而逃”^[158]。在这一战役中，独立十五师军官阵亡三人，伤五人，准尉士卒阵亡十二人，伤四十二人。^[159]“贺龙独立第十五师的胜利，极大地便利了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强渡沙河，继而向北挺进。”^[160]

原来，革命军在河南的工作，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只拉拢军队，而忽略了农民”^[161]，结果，革命失去农民支持，造成严重的困难。贺龙在率军进兵河南时，一开始就很注意群众工作，在他同周逸群签署的布告中，通俗明白地说明了国民革命的目的和政策，批驳了各种反动谣言，强调了革命军的纪律，充分说明他对农民工作的重视。这是新近发现的珍贵文物，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布告：

照得河南红会，本系人民团体；

农民武装自卫，实合本党目的；

本军奉令北伐，为谋民众利益；

凡革命军所到，军纪格外严明；

免除苛捐杂税，土地全归农民；

乃有不肖匪徒，私通张逆作霖；

无故造谣生事，诬人共产共妻；

唆使红枪会员，妨碍北伐进行；

擅敢毁路拆桥，种种不法情形；

现奉政府命令，扫除不肖匪人；

倘有被迫良民，准予亲自投诚；

或有迷惑不悟，执法决不徇情；

特此剀切示谕，其务安睹无惊。

师长贺龙

政治部主任周逸群

民国十六年五月×日^[162]

占领逍遥镇后，独立十五师在贺龙的率领下，立即向西进至宋庄一带，以阻击敌人自开封、临颍的增援，为临颍决战创造条件。

（4）决战临颍。临颍为许昌之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奉军自失去漯河天险以后，即调动大批部队，固守临颍。张学良亲赴前线，痛哭誓师，并撤换了军长赵恩臻，枪毙了一名旅长、三名团长，企图以此振奋其溃败的军队。奉军司令部急由郑州、开封将四旅步兵、一旅骑兵、一旅炮兵以及所有坦克车、轻重迫击炮，都调集临颍，会合郾城溃败之第十七军及吴佩孚所属之联奉派残部，共计六七万人，于十里头、王庄一线，设置工事，企图一举击破北伐军之正面，挽回其颓势，而后由漯河、郾城长驱直下，占领驻马店，下信阳，出武胜关，直迫武汉。这是北伐河南以来所面临的一次最激烈的决死战。

北伐军中路军在攻占郾城以后，立即令第三十六军第一、三两师及铁甲车沿京汉路乘胜追击。五月二十七日傍晚，部队进逼临颍即发动攻击，敌乘我左右两路军尚未到达之际，竭其全力向革命军正面猛烈反扑，战斗异常激烈。这时，第二师由元庄攻击敌之侧背，减轻了正面受攻的压力。原拟由逍遥镇直捣开封的右路军也奉令西进，二十六日下午到达临颍，即与敌开始接触，当晚与第二日一直激战。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也被调来增援，加以这时西北革命军克复洛阳，敌军心动摇，形势得以转变，又经过一夜的激战，终于在二十八日早上把敌军主力全部击溃。是日下午，革命军攻占临颍。这一战役，敌伤亡逾万，被俘千余。北伐军损失也很严重，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

蒋先云，一九二二年参加共产党，早年在安源路矿和水口山矿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取得优秀成绩。在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时，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蒋介石曾屡次诱以高官，令其脱离共产党，他坚定地说：“头可断，而共产党党籍不可牺牲。”^[163]当蒋介石叛迹显露之时，蒋先云即由南昌回到武汉，“揭反蒋旗帜以号召黄埔同志，蒋介石屡电相邀，辞至卑而礼至厚，先云不顾也”^[164]。不久，他就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在北伐军出发河南前不久，他转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团长。该团隶属于二十六师，由新兵组成，“可说是张发奎系统下的最坏的部队”^[165]，但经过蒋先云的短期训练后，“一个月的工夫，便能使新募的兵知为革命而效死”^[166]。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临颍决战，蒋先云率领的七十七团在十里头担任正面攻击，而敌军则集中精锐疯狂反扑，企图一举而击破北伐军。当时，革命军的左右两翼尚未进入阵地，因此七十七团能否坚持得住，将严重影响整个战役的发展。在激烈的战斗中，蒋先云身先士卒，跃马在前。五月二十七日中午，他腿部受伤，本可退出战场，但他“不之顾，指挥如故”。是日四点过后，他第二次带花，而且战马死亡，团副请他避往后方休养，他又不肯，仍指挥抵抗。晚九点，他第三次受伤，胸口流血不止，伤势很重，“扑地不起，犹呼杀喊进者再”^[167]。当下级官兵前来救护，抬往黄埠后方医院时，不幸牺牲，时年只二十五岁。在蒋先云的指挥和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全团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支持了三十多小时，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受伤一个，九个连长战死了六个，参谋长也受了伤，但终于坚守了阵地，等到了援军，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烈之血，革命之花”。蒋先云临阵负伤，三扑三起，仍指挥战斗，最后英勇牺牲的精神，激励了全军上下。“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能勇敢忠诚地为革命而牺牲，而且使一般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168]。

（5）会师中原。奉军在临颍战败以后，被迫向许昌总退却。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北伐军正面乃选编精锐，组成挺进队，以铁甲车为掩护，沿京汉路向前急进。武汉政府组成的北伐飞机队，也逐日从驻马店飞往前线，进行轰炸侦察，更使敌军沿途惊窜。右路军张发奎部于二十九日占领许昌。两路纵队联合北进，三十日又占领新郑。这时，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也于二十七日攻克洛阳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孟津渡河向新乡进发，以截敌归路；一路沿铁路东进，逼近郑州。敌军侧面受到第二集团军的威胁，后路又受到红枪会的困扰，正面又被击溃，加以阎锡山的态度改变，威胁奉军后方，于是张作霖乃被迫放弃郑州、开封、徐州，退守山东、直隶。败军纷纷溃逃黄河北岸。张作霖急调关外军队至京汉铁路掩护退却，并企图巩固其北京的防守。^[169]

在敌军慌乱撤退时，六月一日，北伐军第二纵队第三十六军同冯玉祥的第五路军石友三部会师郑州。革命军右路军在临颍战役胜利后，贺龙的独立十五师会合友军直接由周家口北进，追击残敌，经朱仙镇，直逼开封。六月二日，独立十五师率先入汴，中原战略要地开封遂被克复。贺龙所部进驻开封后，一面负责恢复市区秩序，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并防止奉军可能的反扑，同时，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一面又与其他北伐军及第二集团军的骑兵、步兵各旅，开联欢会，并共同致电武汉政府，表示决心“发展农民运动，拥护三大政策”，誓以“死力扫除民众蝥贼，吾党叛徒及一切反动势力”^[170]。贺龙还专门致电武汉政府：“龙此次奉令北伐，转战十余县，率所部一、二、三、四、五各团，进抵开封城，民众极为欢迎我军，省城秩序已完全恢复。”^[171]开封攻克后，奉军全部向黄河北岸溃退。至此，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首期计划得以实现。

【注释】

[1]《南昌大事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3月19日。

[3]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27年4月9日，载《革命生活日刊》1927年4月9、10日。

[4]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27年4月9日，载《革命生活日刊》1927年4月9、10日。

[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2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6]《时报》1927年4月2日。

[7]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另据黄绍竑揭露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实际参加的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监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

[8]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情报，1927年4月2日。

[9]《时报》1927年4月9日。

[10]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原载《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11]《美国外交文件》1927年卷2，第94页。

[12]《向导》第194期，第2108页。

[13]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原载《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14]《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23日。

[15]《申报》1927年3月29日。

[16]《申报》1927年3月30日。

[17]吴稚晖：《用真凭实据再与汪先生商榷》，载《吴稚晖书信集》，仿古书店1936年1月版。

[18]《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记录》（上海），1927年4月2日。

[19]蒋介石：《拥护汪精卫通电》1927年4月3日。

[20]李济深：《拥蒋汪名流电》1927年4月。

[21]《申报》1927年4月8日；《国闻周报》第4卷，第12期。

[22]《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

[2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7日。

[24]《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

[25]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载《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29年版。

[26]汪精卫：《给李石曾书》1927年4月6日。

[27]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2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8]吴玉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情况》，《党史资料》1954年第6期。

[29]董显光：《总裁（蒋介石）传记》，1938年版。

[30]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载《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29年版。

[3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2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32]汪精卫：《给李石曾书》1927年4月6日。

[33]《吴玉章自传》，存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3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31日。

[3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4次会议议事录》1927年3月23日。

[3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7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3月30日。

[3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3次会议议事录》1927年3月21日。

[3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5次会议议事录》1927年3月25日。

[3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日。

[4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日。

[4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日。

[4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8日。

[43]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44]此电文由武汉《国民新闻社》发表，载《中国新闻》1927年4月14日。

[45]《时报》1927年4月13日。

[46]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原载《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47]《时报》1927年4月15日。

[48]《上海总工会致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呈文》1927年4月15日，载《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49]吴玉章：《忆杨闇公同志》，载《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0]当时，刘湘正以川滇铁路作抵，向帝国主义借款，密订卖国条约。

[51]吴玉章：《忆杨闇公同志》，载《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2]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载《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53]任白戈：《怀念杨闇公同志》，载《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4]杨尚昆：《我早年的革命引路人——忆闇公四哥》，载《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5]吴玉章：《忆杨闇公同志》，载《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日。

[57]《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李大钊烈士碑文》，载《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0日。

[59]《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1927年5月6日。

[60]《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1927年5月6日。

[61]于树德：《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2]李星华：《光荣牺牲——回忆我父亲李大钊烈士被捕的前前后后》，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www.xing528.com)

[63]《向导》第195期，第2118页。

[64]何香凝：《众志成城不可摧》，原载《大公报》1950年7月9日。

[65]《广州市党部代表黄侠生关于党部被反动派摧残情形的报告》1927年3月26日。

[6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2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67]广东工会组织与其他各地有所不同，广东总工会一直被反动分子所控制，共产党所领导的是工人代表会。

[68]《黄埔日刊》第303期，1927年4月18日。

[6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3日。

[70]《黄埔日刊》第303期，1927年4月18日。

[71]《黄埔日刊》第303期，1927年4月18日。

[72]《黄埔日刊》第303期，1927年4月18日。

[73]《黄埔日刊》第305期，1927年4月20日。

[74]《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1927年5月6日。

[75]《黄埔日刊》第305期，1927年4月20日。

[76]瞿景白：《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1931年版。

[7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6日。

[7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7日。

[79]《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73次会议》1927年4月16日。

[80]《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74次会议》1927年4月17日。

[81]南京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令。当发布此名单时有些人已被捕或已牺牲，同时，有的革命者都用的假名，当时报纸排印时错误也较多，因之名单中可能有不准确的。

[82]《国民政府公报》（南京）第1号，1927年5月1日出版。

[83]《向导》第190期，第2039页。

[84]《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90次会议》1927年5月9日。

[85]《东方杂志》第24卷13号。

[86]天津《益世报》1927年6月15日、4月30日。

[87]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广州平社1928年印行，第58页；另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88]《武汉国民党中央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1927年4月17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370页；另见《国闻周报》第4卷，第17期。

[89]《向导》第194期，第2105～2106页。

[9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91]《向导》第194期，第2104～2105页。

[9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4日。

[93]《革命生活日刊》1927年4月23日。

[94]《革命生活日刊》1927年4月18日。

[9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9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3日。

[97]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作于1927年3月31日，地点是在朱德家里。4月1日在南昌出版了单行本；4月9日和10日，《革命生活日刊》第50、51期以《今日之蒋介石》为题转载了此文；此外，当时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也发表过这篇文章，流传甚为广泛。

[98]《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

[99]《南昌大事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100]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原载《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29年版。

[101]《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10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

[10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291页。

[104]同上书，第291～292页。

[105]《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6]《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7]《国闻周报》第4卷，第17期。

[108]《现代评论》第5卷，第123期。

[109]《现代评论》第5卷，第127期。

[110]《现代评论》第5卷，第127期。

[111]《现代评论》第5卷，第128期。

[112]《现代评论》第5卷，第127期。

[113]1927年5月党的“五大”宣言认为：“四一二”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114]天津《益世报》1927年4月23日。

[115]北京《晨报》1927年1月24日。

[116]汉口《楚光日报》1927年6月28日。

[11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7日。

[118]上海《申报》1927年1月27日。

[119]丁觉群：《大革命回忆》，稿存全国总工会工运史资料室。

[120]上海《申报》1927年1月27日。

[121]《商民运动周刊》第9期，1927年6月。

[122]《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十八），第865页，《总商会月报》第7卷，第4号，1927年4月。

[123]上海《银行周报》1927年4月26日；《国闻周报》第4卷，第15期。

[124]《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十八），第865页，《总商会月报》第7卷，第4号，1927年4月。

[125]《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十八），第865页，《总商会月报》第7卷，第4号，1927年4月。

[126]《国民政府公报》（南京）第1号，1927年5月1日。

[12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7日。

[128]《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5、2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5月19日。

[12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3日。

[13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6日。

[13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1、25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6日、30日。

[132]上海《银行周报》1927年10月18日。

[13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134]北京《晨报》1927年5月22日。

[13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21日、23日。

[13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7月5日。

[137]《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

[138]《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20日。

[139]《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十八），第865页，《总商会月报》第7卷，第4号，1927年4月。

[140]《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20日。

[14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5日、17日、19日、6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8、15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日、25日。

[14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14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144]《商民运动周刊》第9期，1927年6月。

[14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5日；另参见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123～124页。

[14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3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页。

[147]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4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149]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50]〔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15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15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30日。

[15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5、8日。

[15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3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

[155]《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5页。

[15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157]第四军政治部：《第二期北伐行军日记》。

[158]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196页。

[159]《十一军战史》，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160]贺龙军的苏联顾问莫·弗·库马宁：《南昌起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苏联顾问在中国（1923—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6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6日。

[162]《我省发现贺龙签署的布告》，载《河南日报》1981年5月4日。

[163]《向导》第198期，第2167页。

[16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

[165]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205页。

[166]《向导》第198期，第2167页。

[16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

[168]《向导》第198期，第2167页。

[169]《东方杂志》第24卷，第14号时事日志。

[17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17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