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与经济封锁的斗争

一、国内外反动派的经济封锁

武汉政府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洪流里建立的革命政权。从她诞生之日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便既恨又怕，极力扼杀她。宁汉对立局面形成后，国内外反动派更千方百计地企图推翻她。它们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除军事包围、政治颠覆、外交孤立外，还进行经济封锁和破坏。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非法成立与武汉政府对峙的政权不久，便狂妄地声称：“武汉共产派，……无甚实力，宁沪方面，断其财源，足制该派死命，预料两星期内，可屈服武汉。”^[114]为了对武汉政府进行封锁和破坏，他们采取了以下手段：

第一，断绝交通，阻滞货运。武汉位于长江、汉水和京汉、粤汉铁路交汇之处，地当冲要，交通方便，以致能成为全国有数的货物集散中心和工业城市。如果交通阻滞、对外联系中断，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国内外反动派看到了这一点，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破坏。

在武汉政府的前期，京汉铁路一直为吴佩孚、张作霖所堵断。第二次北伐、中原逐鹿胜利后，也只能从武汉通至郑州，与京津以及华北、东北的陆路联系始终未能打通。广东“四一五”屠杀和湖南“马日事变”后，粤汉铁路亦不能畅通，与湖南和两广的联系，也告中断。

长江是武汉对外交通的重要命脉。下游一带，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开始，孙传芳即封江断航，在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等港口设立关卡，阻滞沪汉间经济联系。长期航行于沪汉之间的民族资本招商局、三北公司轮船，被孙征作军用，连汉江小轮萍富、萍丰号等也被他拉往南京。这样一来，沪汉交通，全恃外轮，完全由英国的怡和、太古公司和日本的日清公司把持。他们藉此垄断航运、任意抬高客运费，经常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汉口英租界事起，握长江中下游航运魁首的英国怡和、太古公司轮船借故停驶，从而给沪汉交通一个重大打击。时人记载：“去年赣战以来，长江轮即受重大打击。五十艘江轮，减为三十二艘，华轮且全部辍业。迨此次汉案发生，英商轮又暂停运输，以致沪汉班内，单留日清八轮行驶。影响所及，百货全阻，甚至近海出口，外洋去货，亦联带减落。”^[115]待到北伐军光复沪宁，正拟恢复沪汉航运时，先是日本帝同主义藉口“四三”事件，让日清公司轮船停航。接着，叛变了革命的蒋介石“益复勾结帝国主义者封锁武汉……长江交通，极感不便，商旅尤为困难”^[116]。

长江上游，自四川军阀刘湘、杨森投机革命后，川江一度开放，川鄂间交通恢复过一段。但他们在蒋介石收买下，不久即反水。重庆“三三一”大屠杀后，汉渝间的交通开始断绝。杨森东下宜昌、沙市时，汉宜间联系也被阻隔，经济关系完全中断。

“通衢”变为死港，不仅使靠转运货物而繁荣的武汉进出口贸易无法进行，也使武汉的粮食、原料、燃料顿感缺乏。武汉过去有很大一部分米粮依赖安徽、江苏运进，现在因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与镇江、芜湖的航运受阻，苏米、皖米已无法来汉。武汉市面原来行销的开滦煤，因京汉铁路不畅，早已不能南下。原来每月行销达六万吨的东洋煤，在“四三”事件后也不运来了。武汉主要食淮盐，间也行销川广的精盐。这时，江淮交通断绝，淮盐来路堵塞，广东李济深叛变和四川军阀反水后，川广的精盐也运不来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美孚、德士古、亚细亚石油公司亦减少了对武汉的煤油供应。其他在武汉市场上畅销的京广杂货、江浙海味、四川榨菜、上海呢料、日用五金等也逐渐绝迹。武汉发生了严重的米荒、煤荒，百物奇缺。工厂因无燃料、原料而被迫停工，商店因无货源而被迫歇业，社会生活陷于瘫痪状态。

第二，扰乱金融，停止汇兑。当时的武汉，不仅在经济上与上海联系密切，对上海有很大依赖性，即在金融上也须仰承上海鼻息，受制于握中国金融牛耳的上海黄浦滩外的各国银行。在听到吴佩孚在汀泗桥、贺胜桥大败的消息后，一些军阀、官僚、买办商人纷纷迁往上海，将现款提出，转存于上海、天津的银行。上海、天津的各银行，也争相在汉口的支行提取现金。北伐军进汉后，上海、天津、香港的外国银行，不仅不再向武汉放款，且不断地派人催收原贷给武汉的数千万元款项。在武汉金融界举足轻重的英国汇丰、麦加利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更是大量吸收存款，套走资金。以汇丰银行为例，其“华人存款，已达一千五百万，而存底不过十余万两”^[117]。因此，武汉的现金有减无增，完全靠纸币应付局面。但是，国内外反动派都拒收武汉政府的纸币，致使纸币的使用范围极为狭小，币值日益低落，不受广大工商业者的欢迎。这就造成了武汉政府的金融危机，动摇了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基础。

“一三”事件后，帝国主义的银行“相率停市，一般商人匪但应提之款不能提，即买卖契约行为之期票，亦不能兑”^[118]，使得中国的钱庄纷纷倒闭，也使一般的工商业者资金枯竭，无法收拾。蒋介石在南昌时，便在那里滥发纸币，把那里的金融弄得不可收拾。到上海后，更公开嗾使上海银行不与武汉汇兑，嗾使上海工商界拒用武汉政府的钞票。这就使得武汉的金融阻滞，汇兑不通，纸币贬值，经济衰落，许多经济活动都无法进行。

第三，关闭工厂，破坏商务。北伐军进汉前后，一些和军阀官僚有联系的工厂、商店相继关闭。如汉口最大的机器工厂扬子机器厂老板卷走资金，关厂而逃，使七百七十余名工人失业。属于将军团的楚安纱厂也长期关闭。有一段时期，因为工人运动勃兴，出现了劳资冲突，一些资本家威胁要罢市相抗。经过政府和工会多方调解，成立劳资仲裁委员会，情况才稍缓和。但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赴汉后，形势又急剧恶化。蒋介石在汉口宁波会馆召集江浙帮资产阶级训话，煽动他们反对武汉政府的劳工和经济政策。在他的鼓动下，钱业资本家王森甫公然喊出“撕毁不平等条约”（指劳资仲裁会订的劳资条件）的口号，跃跃欲试地准备罢市。^[119]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武汉进行经济侵略，先后在汉口建立了纺织、制革、香烟、砖茶、面粉、打包等近百个工厂和数以百计的洋行以及一些银行、轮船公司，控制了武汉的经济命脉。北伐军进入武汉后，他们便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对武汉政府进行要挟和破坏。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英帝国主义率先发难，关闭了它在汉口英租界和硚口的两个香烟工厂，使三千余名工人失业。其借口是与这两个厂工会的纠纷，实际上是以此向武汉工人示威，向革命政权施加压力。汉口英租界、日租界事件爆发，英日两帝国主义更关闭了他们在汉的全部企业，停止一切经济活动。正像汉口总商会指出的那样：“近一旬余，英轮到汉者’既不靠岸，又不卸货起货，原轮仅只卸人起人，即便离汉，致令商人不能起货，亦不能卸货，损失实属不资。且英商一致停业，应交之货不交，应收之货又不收，均有极巨之损失。”^[120]这就使武汉的工商业因无原料、燃料和货源，无法进行商务或生产活动，以致大批破产倒闭。也使在这些企业或商店里的几万工人生活无着，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和政府的财政、经济困难。

断绝交通，阻滞货运；扰乱金融、停止汇兑；关闭工厂、破坏商务，这就是国内外反动派在经济上封锁和破坏武汉政府的罪恶行径。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这种封锁和破坏更为加剧。因此，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主办的《商民运动周刊》在论述武汉经济困难的原因时说：物价增长的原因，一半由于币值的跌落，一半由于货物来源的缺乏，以至断绝。“货物来源为什么发生困难，仍不外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祟。我们知道他们正联着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无论国货或洋货，都被他们紧紧的把持起来不许输运。”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所有眼前物价的增长，生意的萧条，现金的缺乏，货运的停滞以及负担的繁重，种种现象，无一非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起来耍的新把戏。”^[121]

二、武汉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便成立了由徐谦、吴玉章、陈公博、彭泽民、高语罕等组成的中央财务委员会，着手挽救武汉政府的财政危机，以摆脱财政经济上的困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突然严重起来，不得不谋求对策。四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苏兆征为首的战时经济委员会，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的轨道，以打破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他们先后采取了以下一些反封锁的措施：

首先，集中现金。四月十七日，战时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总工会代表的列席下通过了《现金集中条例》，并予颁布。条例共计七条，其要点是前五条，规定：

一、只许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流通市面；二、持有现银及其他银行钞票者，调换三行纸币；三、收付钱两均用纸币，以七钱一分折回，不得伸缩；四、禁止现银出口；五、禁止抑勒纸币价格或高抬物品价格，违者按律严办。

次日，立即采取措施封存各行现金，包括交通银行一百五十万、中国银行一百万、广东银行四十万、香港国民银行三十万等，共计集中现金四百余万元。同时宣布，取缔外币行使，违者按律严办。^[122]

为什么要集中现金？武汉政府的领导人认为，反动派经济上封锁与破坏武汉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千方百计地套走武汉的现金，使武汉现金缺乏、钞票贬值、通货膨胀。因为钞票是现金的代表，必须有现金储备，钞票才有信用，否则虽用政府力量，也不能使钞票充分流行。集中现金，不仅可以巩固金融，也有助于打破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但是，中国货币制度复杂，从来未经统一集中，现金均散在民间，充大部分交易之用，钞票势力，微乎其微，钞票一旦不能兑现，便成无价值之物。同时，当时全国存在三个政权，内外反动派正拟扰乱武汉的金融和财政。宣布集中现金，停止钞票兑现，无异自行封锁，与国际国内断绝汇兑与其他经济关系，把自己在经济上孤立起来。这种办法，颇似“饮鸩止渴，渴止而毒发”，无助于金融的整顿，财政的复苏。

为维持集中现金后的沪汉金融渠道，武汉政府组织了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金融讨论会来研究解决。上海方面，请苏联的远东银行代为划付，并让已到沪的宋子文筹划输入货物结算资金，让上海商业银行掌管输入汇兑事务。还拟与英美合作，组织票据委员会，直接经营对沪汇兑。(www.xing528.com)

集中现金条例一颁布，立即受到国内外反动派疯狂的破坏。在蒋介石的煽动下，上海银行公会于四月二十一日宣布：“自即日起与汉口各行暂时停止往来。”北京、天津、香港的银行也与武汉各行断绝了关系。武汉的一些银行家也威胁说，如果不给他们支出和使用现金的自由，他们将和外地银行断绝任何商业的协定与交易！^[123]据载：“汉口申汇行市平时约为洋例九百六十两，十八日即涨为一千两，十九日更涨为一千一百两。其实自十八日起，上海已与之断绝汇兑关系，虽出高价购买银元亦无问津者。”^[124]帝国主义者不仅拒绝了武汉政府关于合组票据委员会经营沪汉汇兑的要求，还大量在武汉套购银元以及用来维持市面周转的铜元。应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之请，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帝国主义分子，封闭了苏联的远东银行，堵死了武汉政府所依赖的沪汉汇兑的唯一渠道。这样，武汉与全国几个金融中心的联系，完全被切断。

其次，增发纸币。在集中现金的同时，为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武汉政府又增发了一批纸币。四月中旬以前，流通在市面上的纸币已达三四千万元，现在增加到六千二百五十多万元。五月起，又两次发行票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的三种同库券，规定六个月内还本付息，计达一千三百三十九万元。因此，流通在市面上的纸币和债券达到七千五百九十五万元之巨。^[125]这还不算，还决定开办平市铜元局，发铜元票二千万张，面额以一串为标准。决定从六月五日起分五期发行“北伐胜利有奖债券”，每期百万元。

这种做法，迹近竭泽而渔，虽能解一时之危，却后患无穷。当然，这更给国内外反动派以反对或破坏的口实。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首先“电令长江下游各地，禁止现金运往武汉，并禁汉票在各该地行使”^[126]。接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亦相继禁止武汉政府发行的各种纸币。一些奸商将大批纸币在武汉购办土产设法运沪转售现金。上海的现金虽不运往武汉，却有人在沪设立机关，以低价收购汉口的钞票带回武汉购办土货，再转运至上海售现。看起来，武汉的出口贸易似在进行，但货物出去了，却没有现金换回来，只是把大量纸币回笼，使已经多得不能再多的钞票继续增多，使通货膨胀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三，恢复交通。交通堵塞，使“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外联系中断，是武汉工商衰落，经济不振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武汉政府把恢复交通、特别是沪汉航运的问题，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他们不惜采取“战略退却”的外交路线，尽力劝说英国的怡和、太古和日本的日清公司轮船继续通航。鉴于各军大量占用商船，经常借故扣留商船，使民营轮船公司无法营业，决定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发还扣船，并禁止以后再有此等行动。

这以后，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努力，但收效不大。因为强敌环伺，军队调动频繁，军人扣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三北公司、招商局的商轮仍不敢开航。英、日两国轮船公司的轮船虽然通航了，却借机大敲竹杠，运费较平时增高至三四倍，而且都要现金。不仅武汉与外地的交通解决不了，连三镇间交通也困难到极点。据报道：“武汉轮只多被差遣，渡江轮船异常缺乏，和春公济两个码头，各只留轮船一只，以为渡客之用，以致搭客非常拥挤，船舱船面，人海人山，受载过重，行至江心，咸虞沉没，一至码头，争上争下，尤虞倾覆，凡在搭客，莫不叹该轮危险。”^[127]

第四，采购米煤。为解决严重的米荒，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调湖南、江西、芜湖米出口接济汉上民食”，要求各地：一、放米出口；二、免税；三、不得扰乱。规定湖南每月运军米一千石，接济武汉粮食四千石，江西每月接济武汉三千石。^[128]国民党省市党部、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组成粮食供给委员会，由财政部拨现金五万、纸币五万，会同米商赴湖南采购。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转饬湖南省党部、省政府，通令各产米区准予购运。湖北省财政厅通令各厘金税局，从六月一日起，免收谷米厘税一个月，以鼓励米商的积极性。湖南省政府及湖南各界联席会议，认真讨论了武汉中央的指示，提出了九条集中粮食的办法。一、谷米概集中于农民协会；二、所得之谷米，一部分以公平价格粜给当地平民，其余概由政府按时价收买，运赴前方接济军粮，或运米少之县接济民食；三、农协以当地价格收集谷米，以当地价格卖给当地平民，其余以时价粜出境外或政府，所得利益交县农协作农民银行基金；四、粮食买卖概用金库流通券；五、禁止粮食滥用，如熬糖、煮酒等；六、奖励杂粮生产，省内流通一律免税；七、提倡节省，政府机关、党部、学校、民众团体改三餐为两餐；八、除军米外，禁止运谷米出省外；九、军米由政府统筹。他们联电武汉政府，保证每月接济武汉米粮五万石，自五月一日起按日运输。^[129]这以后一段时间，湖南、江西米粮陆续运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武汉的米荒。五月十六日，武汉的米价在持续高涨后，一度回跌，大约“每石跌出角余”^[130]。

自“四三”事件后，日本停止运煤来汉，武汉的煤荒便显得严重起来。四月十一日，武汉各团体组成的“对日委员会”决定组织“解救煤荒委员会”，由政府派人与商贩、厂主携款赴萍乡购运。为根本解决煤荒，武汉政府确定将萍乡煤矿改为官商合办，由政府筹十万元、煤商、厂主筹二十万元，以便尽量挖掘潜力，扩大生产。对尚未运出的萍煤，除动员粤汉、株萍两铁路加强运输外，又命令交通部将汉冶萍公司的轮驳收回，以便载运，还出面借小火轮协助。当时估计，如果萍煤扩大生产，每日可出三千吨，足供武汉之需。

其他日用必需品，如油、盐、柴、布等物资，也组织或资助一些商人四处购买。

第五，救济失业。“四三”事件后，武汉政府组织了苏兆征、陈公博、谭平山为首的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着手救济因日商关闭企业而失业的工人。四月二十九日，湖北省总工会向武汉政府建议设立湖北失业工人救济局，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办法分治标治本两大类。治标是救济之法，建议政府每月拨十万元作救济费，给失业工人每人每日发救济金五角，“在未复业以前，计日照数付予”。治本是安置之法，建议召集厂主会议，敦促即日复工，如不愿复工，即由政府召商承办；急速举办各种市政建筑工程，以安置失业工人；向军队接洽，介绍失业工人入伍，或充当运输夫役；与水利局接洽，如疏浚河道或修筑堤防时，尽量招募失业工人。^[131]因为许多失业工人尚无栖身之所，省总工会还请武汉政府拨款三万元，建筑三所大棚，作为散工收容所，让码头散工居住。

武汉政府接受了省总工会的建议，决定每月拨款十万元，救济失业工人。为筹措救济失业工人的款项，打算将武汉各种公共财产如祠堂、庙宇、慈善堂收回，以所得款作救济费；将关税附加百分之一，救济失业工人；命令各工厂店铺抽收失业救济金，工资在十元以内者抽二角五分，十元以上者抽五角；在各种税捐如纸烟捐、房屋捐内附加失业救济金；对武汉未建筑房屋之空地抽收税捐等。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在硚口和前德租界马道子给长期失业、生活无着的原英美烟草公司工人，每人发放生活费五角。财政部同意拨款三万，在慎昌墩子、大智门隙地、联保里侧五常里后之隙地共千余亩，建造三个大棚，专供散工休息。在治本方面，省政府、省总工会代表召集停工已久的几个大工厂的代表，令其急速购料开工。对厂主已闭厂潜逃的大丰丝厂，决定组织管理委员会，招商承办。震寰纱厂、永昌、复裕祥机器厂无故停工，省农工厅令其三日内复工。其他如修筑马路、拆毁武昌城垣、加固武汉堤防等工程，也招募了一些失业工人。

省总工会的建议，想得比较周到。武汉政府的措施，有的也相当具体。但是，救济失业的问题并没得到解决。根本问题是经费无着。由于政府财政支绌，捉襟见肘，原答应的每月十万元救济费，省总工会根本“不能按期领到，以致不能按期散发，名惠而实不至，工人困苦，仍未解除”^[132]。以祠堂、庙宇的收入作失业救济金的事，因与保护佛教的命令抵触，未能进行。收回慈善堂一事，也拖了下来。令工商业者复业，将不愿复业的企业招商承办以及征收新的税捐等，由于汇兑不通，金融紊乱、经济衰落，事实上办不到。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夏斗寅叛军逼近武昌时，“武汉市谣诼纷起，一般奸商……关闭粮食铺面，甚至各商店停止营业，居民亦相率迁移，以至秩序纷然，革命根据地武汉已形成动摇之局”。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也“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133]。反动派更煽动一些人于五月十九日晨“要求兑现，蜂拥至中央银行，银行闭门，配置兵士，将群众驱散。中央银行纸币价格跌落，已呈流行停止之状”^[134]。五月二十日，也就是叶挺正率军与夏斗寅激战的那一天，武汉的对外联系实际已中断，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关门闭户。许多人都似大祸将临，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三千八百户、四万二千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粮食问题尤其严重，硚口等地方更是“有钱无市，工人有一日未得食者”。

在此情况下，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径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一、切实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限制各钱商依照前三日内价格兑换铜元，并不得拒绝中央纸币；二、调查和收集所有谷米杂粮，供给武汉民食；将武汉附近所有谷米杂粮尽可能集中武汉，照常发粜，不得抬高物价，普通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三、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大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不能平息社会的动乱，实际影响也不好。当时，工人纠察队奉命上街禁止人们将铜元潜运租界，以后甚至发现谁藏有铜元，即勒令拿出兑换或加以没收。《汉口民国日报》报道：“汉阳刘庚午私藏铜元一千八百串，即被没收交汉阳公安局充作慰劳兵士。有的则责应市面兑换。”等到叶挺击败夏斗寅，武汉局面才稍安。^[135]

但是，夏斗寅部虽被击败，却未遭歼灭，其残部仍肆掠鄂东南。杨森、于学忠、张联升部还在鄂西、鄂北进窥武汉。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整个湖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的军队也向九江进逼，从东面与武汉政府军对峙。不久，江西的朱培德也以“礼送”为名，驱逐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从潼关迎出来的冯玉祥，很快也偏到了蒋介石一边。武汉东西南北四面吃紧，告急文书接连不断。到六月中旬，武汉政府的政令已难出武汉一步，财政经济更濒于崩溃。

这时，物资的匮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汉口民国日报》载：“端午节后所有食货价昂，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最严重的是米：“日来食米缺乏，社会因之极呈恐慌，米市售价，每升竟提高至百余文，如最起码之最粗糙者，已卖至六百，而各米厂尚无多货应市，各机器米厂贴（米已售完）之纸条者，几触目皆是。”^[136]代理财政部长张肇元也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武汉现在很是缺米，二十几家米店，仅有七家有存货，仅能继续三天民食。”^[137]油、盐、柴、煤来源断绝，存底罄尽，和米一样恐慌。到七月初，问题更为严重，原来八元一斗的米，“现在涨到二十五六元了”。其他各物，继续匮缺，物价涨到了天文数字。

武汉政府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最早落价的是国库券。吴玉章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反映：“汉阳兵工厂工人发工资搭国库券，商家不要。”^[138]接着是中央银行的各种钞票逐日看跌：“其初钞票一元尚可值三四角，换铜元两串上下”，到后来，“只值现洋一角有奇，换铜元一串上下，物价飞涨为从所未有”，再到后来，“市面对三行钞票竟有视若废纸，拒绝收用矣”。^[139]同时，尽管大量印发了钞票，财政支绌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接近崩溃的地步。孙科在六月二十日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说：“政府现在每月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万元，支出倒有一千三百万，实在维持不了。”^[140]代理财政部长张肇元甚至惊叹：国民政府的各种债务已达二千万元！

失业问题，特别具有爆炸性。武汉当时失业的人，报刊公布的数字是十到十四万。内部报告中，陈友仁说：“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汪精卫则估计为“不下三十万人”^[141]。武汉市的人口，当时没有精确的估计，大概在一百万人左右。失业的人加上其家属，恐怕要在三分之一以上！这么多的人整日要为劳动和生活的出路而奔波，确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武汉如此，不少城镇也一样。小小的应城县，因为羔峒关闭以及闻名中外的府布业衰落，失业者也达二万人以上。^[142]由于教会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的大量关闭和停课，还增加了许多知识界的失业者，湖北省政府招考司书八人，报考者竟达千人以上，不得已而停考。总政治部招司书，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苏、浙、沪、闽、粤、桂、湘、川、黔等省市反动后，来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数以万计。第二次北伐与讨伐夏斗寅、杨森的伤兵达一万二千人。^[143]这么多的人都要吃要喝，等待政府的救济与安排。不少人正在饥饿线上挣扎！

经济上的这种情况，必然影响于政治。以致有人认为，当时的局面已经到了“四面楚歌，满城风雨，叠卵可危的时候”^[144]。武汉政府没有能打破国内外反动派在经济上的封锁与破坏，财政经济陷于崩溃。这对武汉政府的存在和大革命的成败，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