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武汉对立

一、南京新军阀政权的建立

“四一二”大屠杀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豪绅买办阶级的大力支持下，在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加紧筹建他的反革命王朝。

四月九日，蒋介石窜抵南京之后，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疯狂地逮捕和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四日，追随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萧佛成、柏文蔚、陈果夫、甘乃光、黄绍竑等，以与汪精卫在沪约定为借口，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决定：（一）全体委员会于四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在南京举行；（二）电复汪精卫。第二天，由于武汉方面执监委员未到，不足法定人数而改为谈话会。随即非法成立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并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十六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谈话会，决定由在南京的八名政治委员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主持工作。为了披上“合法”的外衣，当日下午，在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时，又由蒋介石提请“加派”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祖九人为中政会委员。这次会议决定由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代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同时决定十八日在南京开始办公。^[79]十七日，南京中政会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陈果夫、叶楚伧、甘乃光、胡汉民、戴季陶等组成。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胡汉民、张静江、陈果夫、萧佛成、柏烈武、甘乃光、吴稚晖、戴季陶等组成。^[80]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蒋家王朝粉墨登场了。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宣誓就职，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政府委员受印，发布建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委员为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何应钦、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等，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伍朝枢为外交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蔡元培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委兼大学院院长，胡汉民、戴季陶、罗家伦等为法制委员。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权，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统治，其阶级实质同北洋军阀一样，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作为新军阀统治的特点是，蒋介石集团窃取并利用了曾经是革命旗帜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他们反革命欺骗的幌子，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实行着比旧军阀更为凶残的独裁、卖国统治。

首先，在对内政策方面。南京政权建立后，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实行“清党”，明令通缉共产党领导人、工农运动领袖、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著名活动家共一百九十七人。其名单为：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许苏魂、陈其瑗、夏曦、邓演达、韩麟符、董用威、邓颖超、詹大悲、罗亦农、柳亚子、高语罕、江浩、邓懋修、谢晋、刘芬、邓中夏、许白昊、林育南、李汉俊、罗章龙、李硕勋、李国暄、李国珍、王基永、易礼容、戴晓云、郭亮、谭鼎竹、熊亨瀚、李荣植、刘少奇、凌炳、罗驭雄、范鸿劼、范鸣勋、张国焘、赵干、蔡和森、方志敏、彭述之、王景云、李伯云、汪寿华、侯绍裘、沈雁冰、瞿秋白、施存统、张太雷、林钧、何洛、张曙时、高尔柏、高尔松、王守谦、林剑臣、朱义权、刘端周、金泽宏、史鹏展、刘荣简、丁晓先、苏兆征、郭寿华、周恩来、彭湃、罗绮园、冯菊坡、彭汉垣、阮啸仙、谭植棠、杨章甫、江董琴、胡公冕、宣中华、杨贤江、潘枫涂、门启衷、丁济美、杨之华、余泽宏、熊雄、潘谷公、徐琛、萧楚女、漆树芬、高统勋、章伯钧、光明甫、杨眉山、王贯三、汪志清、徐白民、唐公宪、胡浅因、宋敬卿、黄日葵、赵世炎、刘清杨、夏秀峰、何孟雄、于国桢、江少怀、郭沫若、韩宝华、查人伟、于方舟、陈启修、查济猛、宋云彬、郑恻尘、黄侠生、刘尔嵩、李花白、陆沉、李泪之、王鲲、许广武、华翀、王松寿、邱学训、宓维琮、马东林、裘英、梁子光、梁绍文、陈东、孙炳文、王平、顾顺章、章郁庵、王根英、徐伟、王承纬、戴卓民、朱英如、王亚章、龙大道、钱介磐、耿丹、李春涛、包惠僧、黎樾庭、宛希俨、彭泽湘、杨石魂、张余生、陈良、孔伟虎、林铮、赵济猛、张德钟、李侠公、严绍彭、王若飞、谢强生、江佑群、黄胤、周逸群、洪振九、张秋人、刘一清、孙靖华、周邦彩、金家济、林平海、孙道清、庄劲秋、戴国鹏、苏眉如、何葆侦、陈国咏、王竞天、杨闇公、刘伯承、李筱亭、陈达三、季外方、季达方、陈志益、张国恩、刘季良、邓希禹、罗贡华、李立三、顾孟余、邓顿刚等。^[81]这个名单是在四月十五日由蒋介石国民党中央通过，于十九日以“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名义发出的，它充分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本质。

四月二十六日，南京政权发出通电，宣布执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委会通过之议决案：（一）对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国民党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看管，听候处分，其“叛乱行为”昭著者照内乱罪，依法惩办；（二）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产生之机关所发命令，一律否认。^[82]五月五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任命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萧佛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织“清党委员会”，同时通过清党原则，立即在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展“清党”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其次，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集团口头虽仍继续高唱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实际上则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早在南昌时，蒋介石就声称：“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呆板的”，意思是可以随便变更，可以与帝国主义妥协。^[83]北伐军进驻上海南市后，蒋又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口号。南京反动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集团又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方法解释为同帝国主义“协商而废除”。他们说：“至列强谁为友国，谁为敌国，似宜以能否平等待我为标准，不必固定。”^[84]同时，他们积极推行反苏政策，查封苏联驻华机构，逮捕和审讯苏联外交人员。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表明，它完全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利益，是十足的反革命王朝。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继续抓住“北伐”这面旗帜，用以欺骗人民和对抗武汉政府，同时也用以使自己的权力控制达到更广阔的地域。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致使北伐军未能适时渡江追击，而已被击败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竟敢走而复返，卷土重来。四月中旬，直鲁军一部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另一路直鲁军则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浦口，并经常以大炮隔江轰击南京。西线敌军正自京汉路南下至驻马店，威逼武汉。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四月下旬，南京方面军事委员会也决定“北伐”，以消除江北敌军的威胁。五月九日，蒋介石决定三路反攻计划：第一路何应钦任总指挥，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二路蒋介石自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担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李宗仁任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袭津浦路鲁军侧面及援救皖北六安合肥被包围各军。^[85]这时，蒋介石的“北伐”已没有任何革命意义，形式上虽是同奉系军阀对立，但这只不过是新旧军阀之争以及反映他们的主子英美同日本之间的矛盾罢了。

蒋介石在“北伐”的时候，却把矛头对准了武汉。他利用武汉政府的麻痹大意，加紧了对武汉的颠覆活动，阴谋摧毁武汉革命政府。他虽然“声言于北伐期间，对武汉不取军事行动，而暗中却进展不已”。他的“秘密计划完全在清理南部”^[86]。为了颠覆武汉政府，他以高官厚禄，收买黔桂粤川各省军阀，密令他们“积极准备”，侵犯武汉。他派遣许多官僚政客、特务工贼潜入武汉政府辖区，破坏社会秩序、挑拨离间、煽动叛变，使武汉政府从五月份起，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动乱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宁汉之间的完全破裂。这样，全国就存在着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的相持局面。而在南方则存在着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中心，即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二、武汉方面的讨蒋运动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反对态度。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指导和推动下，武汉地区出现了群众性的讨蒋运动高潮。

首先，从武汉国民党中央方面看。四月十六日，汪精卫迅速作出姿态，发出斥责蒋介石违背中央命令、反对中央的“铣电”，指称：“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戮。”^[87]汪精卫同蒋介石在上海本已有秘密“谅解”，但到汉后，由于时局的尖锐发展，使他感到“震惊”，认为“立时分共，是做不到的”，他把自己扮成一个“反蒋”的英雄，以图获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同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武汉恢复。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五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三人。联席会议的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协调武汉内部的纠纷，以稳定反蒋联合阵线。但是由于汪精卫等人态度的日益变化，它并没有起到和缓局势的作用。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命令说：“蒋中正屠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此令。”同时决定“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88]。

其次，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方面看。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他背叛革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着很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这就是“蒋介石与他的党羽是代表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即代表着大资产阶级与地主土豪劣绅；宣言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阶级基础如果不消灭，那么，“开除蒋介石党籍之后，蒋介石主义的根芽还可以在所有国民政府领土内找得着”，“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怎样解决这反动的社会基础呢？宣言强调：“只有国民革命用激进的农民改革政策，才能消灭这些势力，使蒋介石主义衰弱下去”。宣言将反蒋斗争和开展农村革命结合起来，为深入开展讨蒋运动指出了方向。^[89](www.xing528.com)

二十二日，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三十九人，以中央执监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名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指出如不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则“东南革命基础，由之崩坏，革命民众，将无噍类”^[90]。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也就“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发表宣言。宣言在分析了反帝联合战线的新形势之后指出，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和民族的叛徒，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和他的屠杀助手们的霸权，“并且所有全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应当扑灭净尽，应当铲除蒋介石主义的发源地。”宣言强调：“仅仅到上海南京去进攻蒋介石还不够，我们在每个乡村每个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势力进攻，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91]

再次，从广大的群众方面看。四月二十三日，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倡议下，军校全体学员和四十多个团体的革命群众三十万人，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主席蒋先云以其亲身经历，揭露了蒋介石一贯假革命、反革命的丑恶嘴脸，表示军校学生决心与他战斗到底。^[92]同日，军校政治部的革命生活日刊社出版了《讨蒋特刊》，发表了学生讨蒋大会的《讨蒋通电》《告各期全体同学书》和《讨蒋宣传大纲》。^[93]接着在军校内部开展了清除反动分子的工作，通令开除了二十八名拥蒋学生的学籍。各群众团体也纷纷集会示威，通电讨蒋。湖北省农民协会讨蒋电文中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大罪状之后写道：“敝会誓率领全省一百五十余万有组织的农民及全省农民，联合全国革命的同胞，与此獠决以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94]湖北省总工会在讨蒋通电中，宣布了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摧残工农运动、屠杀革命群众等六大罪状，表示“谨率湖北全省四十余万有组织工人，誓死为诸同志后盾，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反革命派，打倒……新军阀蒋介石”^[95]。四月十三日，湖北省总工会会同国民党湖北省武汉市两党部公审反革命工贼郭聘伯等^[96]，并于第二天执行枪决，给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以沉重打击。在讨蒋运动中，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一篇气壮山河的讨蒋檄文，它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中下旬自南昌去上海一路上的反革命面目，“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97]。一时，“打倒蒋介石”“镇压反革命派”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武汉地区掀起了广泛的讨蒋高潮。

四月十四日，湖南长沙农工商学各界六百余团体十多万人，举行反蒋示威大会，高呼“打倒蒋介石”“彻底铲除压迫农民运动的军阀势力”“普遍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口号。会上，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俞敕华、徐国梁以及赵恒惕的余孽李佑文等。二十日省农民协会通告各县农协开展反蒋运动。二十四日，省总工会发出题为“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八十条，号召工人阶级一致行动起来，“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98]。二十六日，长沙五万余人举行讨蒋反帝示威大会，李维汉、徐特立等在会上揭露了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与奉张妥协、屠杀工农的罪行。湘潭、益阳、宝庆等地也都召开了声讨大会。

在江西，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也发出文告，历数蒋介石的爪牙段锡朋等的罪行，并用革命手段逮捕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反革命分子。南昌军官教育团学兵及一部分警察，在朱德率领下，也奉武汉政府之命奔赴赣东剿匪，迫使在上饶“避难”的蒋哲、李烈钧的伪江西省政府解散。^[99]在朱德领导下，全团愤怒声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卑鄙的行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江西正在开展的铲除反革命的运动。

在整个武汉政府辖区，广泛地掀起了讨蒋高潮，但是它的基础却不巩固。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在讨蒋通电、集会演说时，反蒋、骂蒋的声调很高，但一涉及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时，则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对蒋介石行动的认识也很不一致，讨蒋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国民党左派认为蒋介石根本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一个应该讨伐的大叛徒；而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讨蒋，则是“从党的组织和纪律着想”，反对蒋介石另立中心，实际是与之争夺对国民党的控制权，“所以十七日免蒋同志职，十九日依然誓师北伐”^[100]；谭延闿则持调和态度。四月十八日，他还致电南京，劝告宁汉双方“息争”，甚至打电报要胡汉民等人“调解宁汉争执”^[101]；唐生智的部下何键等人甚至私下赞扬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这一切使得武汉方面的反蒋斗争表面盛极一时，而内部危机却日趋严重了。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追随大资产阶级，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积极支持的。四月十六日，由六十多个资产阶级团体组成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专门致电蒋介石，声称：“敝会一致议决愿与三民主义相始终，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电文赞扬吴稚晖清党呈文“具有扫荡反动分子之决心”，对于蒋介石的“清党”表示拥护：“幸当局未雨绸缪，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102]上海南北市商联会对于“共进会”流氓攻打上海总工会“成功”，也拍电致贺，表示“希望全国各省县商埠父老所组各团体一致仿效上海，起而诛戮共产党”^[103]。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纷纷发表演说、文章，“谴责职工对雇主之态度，盛赞蒋介石及杨虎制服上海赤色分子的功绩”^[104]。当蒋介石组织的反动的“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成立后，各资本家都争相与之“接洽”，共同谋划镇压工人反抗，强迫工人复工。反动政权与资本家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他们组织黄色工会，大量裁减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大革命高潮时期所制订的改善待遇的规定，都被无条件地取消了。大屠杀后，许多民族资本家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他们说：“料政局经此一番改变，不但于实业有益，即北伐前途亦可日有进步也。”^[105]他们认为时局从此平定，工潮得以渐息，工商各业“颠簸于惊涛骇浪中者”，可以“稍庆来苏”，而走上“欣欣向荣”之途了。^[106]在上海和江浙一些大资本家的影响下，许多中小资本家一时也跟着附和。据《国闻周报》述评：“东南商界，拥蒋反共，旗帜殊为鲜明，上海县商会且认募库券百万，可见商界此次实已参加国共之争，实为中国多年内争所仅见。”^[107]

时局的巨大变化，在舆论上也反映出来。三月份的《现代评论》在时评中认为：国民党内左右派之分，“不是在主义上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蒋介石叛变后，它的调子很快变了，说内争的发生，“其理由全在乎左右两派因思想、理论的不同，因而所采用的手段、态度也不相同，渐渐由不同而发生冲突，所以有今天”，而且认为左右派之争实际是“共产主义派与三民主义派之分——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分”^[108]，这就同蒋介石是一个调子了。

当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成为反革命的中心时，民族资产阶级又是怎样观察和对待宁汉之间的对立呢？

以前，当西山会议派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并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国民党的中心是在广州而不在上海；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并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时，他们却寄予极大同情，并且认为“国民党的中心势力，在南京而不在汉口”^[109]。他们把武汉政府看作是共产党政府并从各方面加以指责和攻击。他们说：“迁都武汉后，中央权力渐渐落入共产派及其接近者手中，而这些人又都受俄顾问鲍罗廷之指挥所颠倒”，他们攻击共产党在政治上搞阴谋，“专讲目的，不择手段”，认为武汉政府因容共太过之故，已由国民革命的中途逸出，“而横入于阶级斗争”，结果“使革新社会运动变成为破坏社会组织运动”，对当时工农运动极表不满^[110]。

在宁汉对立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南京政府的支持，他们认为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心是“不愿自己消灭”的一种必然行动。他们说南京政府既不是蒋介石政府，亦不是争权夺利的政府，而是不带共产色彩的国民党政府。他们指责武汉方面对蒋介石罪行的种种揭露，说它“都是共产党使弄法术的咒语”^[111]。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南京政府的成立，给予了政治、经济、财政上的支持和援助，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充满着希望和幻想，兴高采烈地等待着新时期的到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同蒋介石政权就没有矛盾了。蒋介石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法西斯独裁，在经济上不仅残酷剥削工农民众，也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种种高压手段勒索钱财，以满足其财政欲望。而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的是西方民主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武汉辖区内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和镇压，但也不赞成南京方面以杀共产党为名而使大批青年惨遭屠杀；他们支持蒋介石反共，但也劝说他不要“胡乱杀人，不要不经正式法律手续而杀人，不要为了政见不同而杀人”，他们说“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们支持南京政权的“清党”，但也希望由清除共产党发展到清除其他一切不忠、不良和无能的分子，他们劝蒋介石不要仅仅依靠政权和军权，而要在思想上政策上下功夫，以争得一般青年的同情。他们有的人在评判宁汉双方时说：“武汉政府是有破坏，无建设，南京政府是无破坏，亦无建设；武汉政府是不看病下药，南京政府是看病不下药，这是何等使人失望啊！”^[112]民族资产阶级所固有的两面性特征，即使在他们附和蒋介石的反动的过程中，也还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可是，共产党内部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没有能进行必要的斗争，而是一味迁就退让；在急剧复杂的转变中，我们党又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大资产阶级，把“四一二”看作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113]在工人运动方面又一度存在着“左”的倾向，结果都给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蒋介石在政治上曾经一度表现过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和要求，他的叛变也与资产阶级特别是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分不开。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附和、追随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我们不能说整个资产阶级因此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的反对革命了，更不能因之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阵线缩小了，但革命的目标和性质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革命还在继续深入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