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庆“三三一”慘案
重庆“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继南昌、赣州、九江、安庆等地惨案之后，在西南对革命人民的一次大屠杀。
“三三一”惨案是四川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四川人民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四川军阀大都先后易帜，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由国民政府分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这些军阀改悬旗帜、改变名称，目的是钻进革命阵营，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这批封建军阀，狡诈异常，既害怕革命，又利用革命，更伺机反对革命。
中国共产党早在创立时期，就在四川建立了基层组织，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在重庆成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由杨闇公任书记，冉钧任组织部长，吴玉章任宣传部长（后由钟梦侠继任），刘伯承负责军事运动，领导全川的党团工作和各项群众运动。自国民党改组后，四川就存在着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当时设在重庆的有两个“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一个是设在总土地巷的省党部，由右派宋绍曾、石青阳、王陵基、唐式遵等所控制；一个是设在莲花池的省党部，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杨闇公、李筱亭等领导。中共四川省委通过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推动工农运动、军事工作，以及各项革命工作继续发展。而国民党右派则在重庆军阀的支持下，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大造谣言，雇用流氓在莲花池省党部门前故意制造事端，在街上随意袭击工人、学生。斗争是很激烈的。
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国民政府根据吴玉章提议，决定派刘伯承以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回川策划军事工作。当时的设想是“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也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49]。一九二六年秋刘伯承回川后，向杨闇公传达了上述意图和中共中央指示，当即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中共四川地委军事委员会，由闇公兼任军委书记，统一领导全川军事斗争。军委当时决定，努力争取所有地方部队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革命，抑制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为此决定于一九二六年冬在顺庆和泸州举行起义，由刘伯承任起义总指挥。中共四川军委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支援了北伐战争，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震动是很大的。顺泸起义军由武汉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由刘伯承任军长。
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50]，拥护武汉革命政府。敌人侦知这一天要开群众大会的消息，“立刻密报蒋介石，蒋随即电覆刘湘，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51]。会前，刘湘采取种种威胁利诱手段企图阻止开会，都被杨闇公严词拒绝。与此同时，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周密地准备着：他们预先调集和部署军队；设置指挥机关；确定逮捕名单；大肆制造谣言，印刷歪曲事实的布告。开会那天，经过化装的刽子手和准备好进行屠杀的军队，埋伏在会场四周和交通要道；游弋在重庆江面的英美帝国主义军舰，卸去炮衣，进行恫吓。
三十一日上午九时，群众齐集，主席上台发言。埋伏的凶手突然向主席台开枪射击，接着枪声四起，木棍乱打，大刀乱砍。一时血肉横飞，尸横遍地，牺牲者达四五百人之多，受伤者在一千人以上，造成空前的“三三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重庆满城张贴着“拥护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的反动标语，四川军阀布置匪徒到处捕杀革命群众，捣毁各地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封闭工农革命团体，川省各地一片白色恐怖。四月二十日，刘湘、杨森、邓锡侯等联名通电，公开拥护蒋介石“清党”。这时，被围困在泸州的刘伯承一面通电讨伐“三三一”惨案的祸首，一面指挥起义军将士英勇守城。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四川的革命运动遭到严重摧残。
“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就派遣爪牙向育仁、戴弁、杨引之等入川，以四川国民党右派为基础，勾结四川军阀和地方上的封建反动势力，准备首先在四川实行反革命屠杀，以配合其在沪宁的行动，使得川省时局顿时紧张起来。当时蒋介石在各地实行屠杀政策，“对军阀刘湘的影响很大，与刘反动本质恰相结合，这就种下了‘三三一’惨案的祸根。”刘伯承说：这一惨案的祸首有刘湘、兰文彬、王方舟、申文英、曹燮阳，以及杨引之、宋绍曾、卢锡卿等人。[52]重庆惨案成为“四一二”政变的序幕。
大屠杀之后，中共四川党组织书记杨闇公立即召开党团负责人会议，讨论惨案后的工作问题。会上，他分析了形势，认为这决不是四川局部的问题；他表示必须到中央汇报工作，待得到指示后，马上就赶回来；他要求同志们尽快把牺牲了的战友们掩埋好，把打散的同志重新组织起来转入地下，把一些在重庆隐蔽不了的同志疏散到安全地方去，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53]会后不久，四月六日杨闇公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其经过情况，据杨尚昆回忆：“四月四日，闇公同志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闇公同志始终威武不屈，痛骂敌人卑鄙无耻。临难时他激昂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滥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十分害怕，割下他的舌头不准他喊，他嘴不能言就用鼻子狠狠地哼斥他们，对敌人怒火满腔，横眉怒视；刽子手们吓得胆战心惊，他们无计可施，竟残忍地挖去他的双眼，砍断他的双手；闇公同志连中数弹，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崇高革命气节。闇公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54]
“三三一”事件，给革命者以极大的教训。吴玉章在事后总结说：当时，虽然“曾经估计到大会可能遭到镇压。但由于对军阀的反革命性认识不足，只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解散大会，至多也不过杀几个人，没有想到会发生大屠杀。因此，在组织上没有作应变准备——去一批，留一批，而是全部骨干一齐出动，结果几乎损失了全部骨干，使组织受到严重破坏”[55]。
重庆事件发生后，武汉中央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挽回局势。四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将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先行撤职，交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就近“严办”。[56]五日，又决定组织四川临时省政务委员会。接着，武汉政府又将刘湘免职查办，并令刘伯承等就近讨伐，以武力解决反动部队。当时，凶手杨引之要去上海向蒋介石报功，吴玉章派人到宜昌等地，跟踪到武汉，将其逮捕，交革命法庭审判，经吴玉章和徐谦的力争，终于将杨引之处决。但是，总的说来，武汉政府当时正全力对付长江下游蒋介石的叛变活动，对于四川的问题实在也无力顾及。
二、北京“四六”事件
正当蒋介石在南方大肆屠杀革命群众之际，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逮捕和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
四月六日清晨，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出动三百余名军警、特务，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悍然闯入使馆区，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他们首先闯进了北京东交民巷旧俄国兵营二十八号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北京地委会所在地，同时还搜查了附近的中东铁路办事处、远东银行及庚子赔款委员会，捕去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搜去苏联使馆和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多种文件和名册，还乘机劫去了许多生活用品。
四月十八日，即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的同一天，张作霖在天津枪杀了由英国领事引渡的江镇寰等十七位革命者。二十四日，北京成立所谓特别法庭审判李大钊等。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等立即处以绞刑。据《李大钊传》编写组记述：“敌人不敢举行公开的审判，而由所谓的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所组成的‘军法会审’，竟是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匆忙进行的。当天下午，李大钊同志等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时，更是‘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如临大敌。”[57]
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岁。”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李大钊奋战了一生，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李大钊一起被绞杀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人士有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有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邓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58]这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屠杀中国革命人民，企图扼杀中国革命的又一滔天罪行，“是新旧军阀互相勾结之结果，亦即是帝国主义之新旧走狗竞相献媚之结果”[59]。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对于武汉政府的建立和巩固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按照共产党中央的部署，从全局出发，抽调北方区委大部分中坚力量，支援武汉地区和南方各省区。他派了许多同志到国民军中去担任政治工作，并帮助冯玉祥决定进军河南的方针，为会师中原做出了贡献。由于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党组织采取了坚定的革命政策，使北方的革命势力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仅北京一地，自一九二六年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以后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由三百余人发展到千余人以上，不到一年增加了两倍多，国民党员也由二千二百余人增至四千三百余人。同时，李大钊还在革命力量发展的基础上，组织了各进步团体的“左派联席会议”，使以共产党为核心的联合阵线进一步巩固。通过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选举，左派获得全胜，右派在北方则更加孤立了。(www.xing528.com)
李大钊等同志的被捕和遇难，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背景。从国际背景看，当时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本来是不准中国人持枪进去的，为什么奉系军警特务能进入“不可侵犯”的使馆区大肆搜捕呢？因为当时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张作霖打击苏联，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进而打击武汉革命政府。它同炮轰南京一样，也是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一种鼓励和支持。从国内背景看，则是蒋介石日益反动和背叛革命的结果。
首先，蒋介石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使奉系军阀得到鼓舞。“张作霖以勾结帝国主义为其生涯，然近来看见国民革命军迭次胜利，心摧气沮，如果没有蒋中正助他的胆，他决不敢做出四月十八日和四月二十八日的事。”[60]
其次，蒋介石还唆使张作霖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去搜捕李大钊等。当时，张作霖手下有个政客叫胡若愚，曾加入过同盟会，同蒋介石的代表李石曾交往甚密。李石曾到上海时给胡留下一信，信中说：你们张作霖究竟准备和谁和谈，如和蒋方政府谈，可到上海找我，如同武汉政府方面谈，可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找李大钊。[61]
第三，李大钊等革命者被奉系军阀杀害，蒋介石也是直接起了作用的。据李星华回忆，当他得知李大钊壮烈牺牲的消息时，“有一位父亲的朋友曾含着眼泪低声对我说：‘听说蒋介石给张作霖来了一个电报，使张作霖很快下了毒手’”。李星华说：“后来，当我翻阅报纸的时候，发现报上有一则消息说：‘最妙者，是南方某要人也有电来京，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证实了那位老伯的话是确实的。”[62]北京事件再一次暴露了蒋介石极端阴险残忍的面目。
李大钊等死难的噩耗传到武汉地区，革命者皆极为沉痛。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特地发表了悼念文章，指出：“我们的勇敢同志之血从今在革命群众队里永远深刻着蒋介石、张作霖两大刽子手的名字。”文章说，李大钊同志“是最勇敢的战士，为推翻一切反动势力而奋斗。他的名字早就为全中国革命者所认识了”。他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将被中国人民所“牢记不忘”。[63]何香凝回忆：当时，“在汉口开会，听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64]。武汉政府在紫阳湖隆重举行盛大追悼会，以旌其忠义。共产党各级组织、各群众团体和各学校，连日举行追悼会和报告会。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发表了宣言，揭露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张作霖屠杀革命者的罪行，表彰李大钊等烈士的革命功绩。《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都发表了社论和纪念文章。其他武汉政府辖区也都举行了追悼会。李大钊牺牲后，冯玉祥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戴孝悼念。李大钊等同志的壮烈牺牲，激励了正在艰苦奋斗中的共产党人，激起了一切正直的人们对新旧军阀更深的仇恨。
三、广东“四一五”大屠杀
紧接着上海大屠杀之后，广东反动派按照与蒋介石的密谋，在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叛变。
自省港大罢工以来，广东的工农运动深入发展，革命势力有着相当深厚的基础。但是，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骨干多数北上，广州的反动势力遂逐渐抬头。一九二六年年底，国民党右派张静江同把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陈果夫相勾结，将左派占优势的广州市党部改组，委李济深等组织特别委员会，接管市党部[65]，李委任李福林为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广东的党、政、军权力逐步被李济深掌握。
一九二七年年初，蒋介石日益反动，李济深在广东也借口巩固后方而极力限制工农运动，并以收买工贼、诓骗落后工人、组织御用工会等手法，破坏和分裂工人运动。蒋介石在上海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密电两广军政负责人李济深、黄绍竑赴沪参加谋叛。这时，李济深一面调兵遣将，分驻广州各要隘，并加强对黄埔入伍生的监视；一面秘密赴沪参加会议。四月五日，蒋介石等在上海召开了龙华会议，做出了大屠杀的部署。“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66]四月十二日，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同一天，李济深和古应芬从上海回到广州。
李济深一回到广州，便谋划大屠杀：调派海军、陆军、保安队及武装警察分别占据各要地；指示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等御用组织[67]，做好攻击准备；同时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十六日将攻击广州沙面。十四日下午，李济深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作反共的具体部署。与会者有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公安局长邓彦华及其他反动军官。会议决定从十五日凌晨二时起，全广州戒严，委钱大钧为戒严司令，令公安局协同办理。[68]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一部分驻东园，一部分驻西园，其余在粤汉路，与附近彭湃指挥的农军联络。四月十五日凌晨，在紧急戒严状态下，广州全市布满步哨侦缉，电话不通，交通断绝，枪声四起。佩戴白色蓝字臂章标记的反动军警分三路进攻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和广九铁路总工会等工农团体，搜捕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反动军队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包围搜查了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代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广州洋务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总政治部、中山大学和济难会、共产党办的国光书店等等机关、团体和学校。当时，广九、广三、粤汉铁路工人，在农民军的配合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血战数小时。但是，由于作战准备和思想准备不够，以致“无从集中力量”，加之“对于中央情形，不甚清楚”，一部分军校学生又“持观望态度”[69]，虽工农英勇战斗，终于失败，被反动军队镇压下去。
四月十五日，李济深等以国民党在粤的中央执监委员、广东省党部委员，广州市党部委员的名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未成立前，广东设特别委员会负责“清党”事宜。特委会由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五人组成，并于同日发出布告，宣布联席会议一致议决将共党分子“克日扫除”，宣布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即日脱离关系”[70]。特委会宣传委员会通令各县党部查禁共产党言论。广州市党部组织部发出通告号召检举共产党。同时，广州戒严司令部和广州市公安局也发出布告，声称奉总司令之训令：“迅将广州市附近所有共党分子，一律逮捕，毋许徇纵，其各工会之武装纠察队，亦应同时派队勒令缴械。”[71]
同日，广州黄埔军校当局以校长蒋中正、党代表汪精卫的名义转发总司令部通令，诬称共产党系“少数奸徒，意存破坏”，禁止学生对党国大事“妄有发言以及越轨行动”[72]。十八日上午，军校各学生队分别召集全体学生集会，将共产党员二百余人挑出，解中山舰拘留。[73]
反动派在广州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者，据统计，“自四月十四日以后，被捕民众男女老幼共二千余人，已被秘密处死者未知其数”，这还是仅就广州一地而言，“至于顺德及东江北江各处之焚烧农村，杀戮农民等事，更为惨烈”。[74]被捕的有黄埔军校教员、学生四百余人，中山大学学生四十余人，执信学校学生六十余人，各工农团体及机关工作人员千余人，此外尚有苏联公民数人。著名共产党员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嵩、毕磊等都在此次政变中牺牲。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表现了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据《黄埔日刊》报道：十五日晨，当军队逮解“共派分子”经各马路时，被捕者“或高唱国际歌，或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至南关戏院内，仍呼喊演说不辍，有时更杂以拍掌声”[75]。
广州工人突然遭受这样严重的打击，大多数工人领袖都被捕、被杀、被驱逐，但是广大工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压服，他们从自己队伍中找出新的领袖，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便举行了政治罢工。四月二十三日，航运、汽车、人力车、印刷、渔业及一部分商店的工人开始罢工。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其他工人陆续罢工。罢工工人发布宣言，反抗摧残工会，并提出口号：“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这次罢工也被野蛮地镇压，被捕者又有二三十人。[76]
自此以后，革命的工会完全失去公开活动的可能，工人群众的斗争转入秘密行动。他们秘密组织武装斗争团体，如自救队、义勇团、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时常给敌人以袭击。秘密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还在省港大罢工纪念日（六月十九日）、沙基惨案纪念日（六月二十三日），组织了两次示威游行，各有两三万工人参加。工人们希望武汉政府移师南征，他们起来做内应。
对于李济深等的叛变，武汉政府曾进行过多方斗争。四月二日，当李到上海与蒋介石进行密谋时，武汉中央特致电质问，并以“擅离职守”免其职。四月六日又断然拒绝了李济深提出的，将滇省党务划归广州政治分会管理的要求。[77]十六日，张发奎等第四军前方将领发出通电，驳斥李济深等的叛变电文，并声讨其“辱军叛党之罪”。武汉政府决定解散广东省政府。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开除古应芬、李济深、甘乃光等的党籍，同时决定重新组织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指定陈嘉佑、蒋隆芳、邓中夏、彭湃为委员，暂在湖南组织成立。[78]
但是，在四周险象丛生，叛乱迭起的情况下，武汉政府对广州事变，除了一般声讨之外，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措施。东征？南征？还是北伐？也有待决策。“四一五”大屠杀使广东也脱离了武汉政府的管辖而被新军阀所控制。
继“四一二”“四一五”之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接连在南京、杭州、福州、厦门、南宁等地，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都陷于白色恐怖之下。革命遭到部分的失败，武汉政府面临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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