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政变准备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并决定进一步加强国共合作，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蒋介石对此极为仇视，他的反动活动更变本加厉了。为了扼杀革命，他千方百计地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相勾结，放肆地制造了一连串的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暴行，来回应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他的“控制”。
还在二月下旬和三月上旬，蒋介石在南昌就先后两次发表了反共演说，狂妄声称他有“责任”，也有权力对共产党进行“制裁”。三月六日，他指使其爪牙制造了赣州惨案。接着，在吉安、抚州、上饶等十多个县连续发生惨案。全江西的工农运动受到蒋介石有计划地打击。
三月十五日，蒋介石离开南昌。当晚，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机关报《贯彻日报》被封闭。第二天，蒋的信徒段锡朋、周利生等党棍，利用其非法控制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名义，强迫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解散改组，并指派尹敬让、贺杨灵、李竞明、彭先蔚、巫启圣、曾华英、黄伯稚七人为“接收委员”，率领一批流氓打手，沿途将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等机关团体捣毁。[1]
十七日，蒋介石组织一批流氓匪徒，手持刀剑棍棒，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农民协会，杀死杀伤市党部和总工会的人员多人。事件发生前，有人曾向蒋介石报告，蒋以“不能干涉”为借口，“置不闻问”。但当工人纠察队起来自卫时，蒋却派大队卫士弹压，掩护暴徒出市，并逮捕工人六七十人，“解送总司令部”。[2]同时又借保护为名派兵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当时“蒋介石对于罢工的策略，却早已决定好了，他当晚就任命第六军的留守唐蟒为戒严司令官，叫他要禁止工人罢工，同时又密令初开到九江的警卫团，假如‘三一八’有工人罢工，便立行拘捕”[3]。
南浔事件后，蒋介石于三月二十日到达安庆，当即指使他的特务处长杨虎，收买一批青红帮、流氓、地痞、行帮头目，组织所谓“安徽省总工会”，并以每名大洋四元的身价，收买流氓，成立了一百人的敢死队（约定敢死队的赏格，轻伤者一百元，重伤者五百元，丧命者一千五百元）。二十三日，在杨虎的直接策划下，召开所谓安庆市市民欢迎大会。本来，欢迎蒋介石的会已经在二十日由省市两党部共同举行过，现在又要举行，明显是各反动团体的阴谋。但是当总政治部负责人郭沫若将情况调查清楚，事先向蒋介石报告并请派兵保护省市党部时，蒋却欺骗郭，叫他去找“维护这儿治安的”陈调元。结果暴徒们大规模的出动，将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总工会和省农协等革命机关团体完全捣毁，并打伤多人。暴徒们沿途高呼“新军阀神圣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同时，蒋介石还一直扣压武汉国民政府关于组织安徽省政务委员会的命令，却擅自委任二十八名政务委员，其中大都是些败残的军阀，安福系、西山会议派的余孽，流氓痞棍的头目，如青红帮的杨虎、李因，大刀会匪首刘文明等。[4]
同一时期，杭州总工会也被帮会流氓捣毁，三十多名革命群众被捕，杭州工人纠察队也被非法解散。
蒋介石从南昌、九江、安庆，走一路，杀一路，直奔南京、上海。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竭力迫害革命群众，建立恐怖独裁统治，并积极准备着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屠杀。但是，这时蒋介石的无耻行动，还是偷偷摸摸地指令他的手下干的，他本人并不露面，甚至在不得已的时候，还伪装惩办一下匪徒，以麻痹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不对他做有效的防范。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到达上海。帝国主义者特地派车把他从高昌庙码头“护送”到法租界祈齐路交涉署。反革命的政变准备，立即开始。帝国主义的特务头子、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青红帮头目、新军阀和各派官僚政客，如吉文斯、吴稚晖、张静江、钮永建、虞洽卿、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白崇禧、周凤岐，纷纷进见蒋介石，密谋屠杀革命人民的罪恶计划。
在军事方面。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蒋介石对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作了部署：由白崇禧负责江浙的军事；调派何应钦到南京，将卫戍南京而倾向革命的三个团缴械，并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拥护武汉政府的第二、六两军渡江作战，两军渡江后，立即被切断后路；勾结收买孙传芳第五师师长白宝山和九师师长李宝章，分别委以第三十五军与第八军军长职，令其驻守扬州和南通；令李宗仁“将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前进，作初期清党的部署”[5]。在上海，蒋介石也加紧调配反革命军队。他下令将“不可靠的”北伐军分批调往南京，所有沪上防务，调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二十六军周凤岐部担任，自四月六日起，该部即分别到沪接防。三月底，蒋介石命令南市、闸北、沪西、浦东等地驻军，自四月一日起，“均特别戒严，遇有形迹可疑工人即加检查”[6]。至四月五日，更借口“日来形势严重”，由总司令部宣布正式戒严。九日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和周凤岐任正副司令官。淞沪警察厅根据“戒严条例”，下令禁止集会、罢工、游行等活动。
在舆论方面。四月二日，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由吴稚晖提出所谓“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要求国民党中央公开反共。会议通过《处置各地共籍叛乱分子咨文》，要求蒋介石命令各地军警，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共产党员“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实行“清共”。[7]会议同时议决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所发命令。这次会议的所谓“弹劾”，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舆论准备。在这期间，蒋介石下令由东路军前敌总政治部主任陈群，派员检查各报稿件，只准按其反共反人民的意旨发布新闻，刊登文章，严厉地钳制上海新闻言论自由。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还四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工人纠察队随便捕人，扰乱社会治安；工人纠察队要冲入租界，引起国际交涉，“造成大恐怖的局面”；说“共产党已提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等等。在反革命舆论的烟幕下，他们加紧进行着政变的部署。
在组织方面。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与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勾结起来，组织一批流氓打手，成立了“中华共进会”，由帝国主义者及买办资本家资助金钱枪械，暗中准备以暴力捣毁工会，屠杀工人。蒋介石指使杜月笙于四月十一日在法租界秘密逮捕枪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蒋还指派董福开、张伯岐等流氓兵痞，设立所谓“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对抗目前上海总工会之活动，其组成分子皆系蒋介石之党徒”[8]。在蒋的庇护下，“工联总会”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它的办公地点与蒋在沪设立的地方军政最高机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同设在一处。很明显，蒋介石已决心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而以该“工联总会”来代替。
在政权方面。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各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三月三十一日，得到武汉政府正式批准任命。但是，当各委员准备宣誓就职时，蒋介石却下令要市政府“暂缓办公”，同时他又策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纷纷退出市政府。国民党上海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也称病不与共产党代表会见，拒绝任何协商。四月八日，蒋介石又指使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陈果夫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9]。这就实际上篡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力。
四月六日，蒋介石下令查封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并捕去办事人员十九人。同时，他又指令陈群主持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陈群的“政治部”随即下令：“奉总司令蒋谕：‘从本日起，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及武汉各报淆惑听闻妨碍革命之记载，并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有故意违抗者，在戒严期内，应按戒严条例惩办。’”[10]从此，武汉方面的革命宣传渠道被堵死了，反动派却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一连串反革命宣传，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蒋介石的罪恶勾当，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蒋从南昌一路杀出来时，帝国主义者就看到“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认定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指上海）局面的人物”[11]。他们将大批侵略军调集上海，并以“炮轰南京”的直接军事行动来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帝国主义者还会同江浙财阀送给蒋介石等一千五百万元的政变活动经费，其中一千二百万由蒋介石得，一百五十万分给了白崇禧，一百万分给了周凤岐，其余五十万则用于雇用青红帮流氓。[12]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大资产阶级还允诺在政变以后以三千万元的巨款作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权的资本。[13]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给蒋介石一个特别通行证，允许他可以带着卫兵自由进出租界。四月十一日深夜，帝国主义军队竟越过租界，逮捕革命群众一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司令部。
与之同时，蒋介石集团也获得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武装的劳动者掌握了当时的实际权力，资产阶级代表对此深感恐惧。三月二十三日，上海总商会召集入会各业团体联席会，会议议决：（一）“工人手内一有枪械，闻者寒心”，请白总指挥（崇禧）“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二）“工潮不决，纷扰无已，根本解决，须请白总指挥发统一命令，解决工潮，乃可复工”；（三）是否承认总工会问题，会议认为，由于“潮流所趋”，应先与之接洽，“表示携手”，以免误会。[14]在政权建设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对于蒋介石所要的军饷，都照旨解缴。由蒋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发行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推销也较顺利。很明显，一部分资产阶级在大革命风暴面前，经过剧烈的动摇，终于把自己的命运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了。
蒋介石在部署对工人群众及其武装力量大屠杀的时候，也竭力使用欺骗与麻痹的手段。蒋到上海后，三月二十八日，总工会派代表赵子敬当面要求他澄清刘峙要缴工人纠察队枪支一事，他假惺惺地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当谈到“恐有流氓乘机捣乱”时，蒋回答：“此事当由余严行制止，尽可放心。”[15]当刘峙师驻防工人集中的闸北区后，在蒋介石授意下，也发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第七号布告：“近日本师奉令驻沪，竟有不逞之徒妄造谣言，谓本师将不利于本埠工友，推其用心，无非从中挑拨。……须知本师与工友系在同一战线，彼此只有联合，别无其他。”[16]蒋介石还特意赠送上书“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借以麻痹工人阶级。
在一切部署就绪后，蒋介石于四月九日离沪赴宁，躲在幕后指挥。临行前，指使其留在上海的心腹杨虎，直接监督执行其阴谋计划。
二、蒋汪密谈和汪陈宣言
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积极策划和部署反革命政变时，四月一日，汪精卫从法国经莫斯科转海参崴回到了上海。蒋汪之间本来是有矛盾的，中山舰事件时，汪被蒋排挤出国。由于这种关系，武汉国民党左派在反蒋斗争中提出了“迎汪复职”的口号。“四一二”前夕，蒋介石为了公开发动政变，迫切要求和一切反动势力合作，当然也希望汪精卫与他合作。这种背景给汪精卫造成了进行政治投机的绝好时机。汪精卫从到上海之日起至五日，就同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柏文蔚、古应芬、黄绍竑等接二连三地举行秘密会议，谋求在反共问题上协调一致。武汉政府派至上海的代表宋子文，也多次参加了会议。
在密谋中，蒋介石首先提出马上实行“分共”与“清党”，并驱走苏联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表示：“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苏俄只不过是“把我们国民党当作工具”。[17]他认为国共两党“不容继续相安”，他发誓说：如果武汉政府罢免蒋介石的职务，“我亦与大家共同反对”。[18]密谋决定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讨论“分共”与解决鲍罗廷等问题。
三日，在取得初步谅解后，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宣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他说，关于“党国大计”，已同汪“恳切晤谈”，在汪复职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他本人则“专心军旅”，“以明责任”。他要求各军师长对汪要“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其“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19]通电利用汪精卫的“领袖欲”，极力进行引诱拉拢。与此同时，李济深等也发出通电，表示“拥护蒋汪合作，以挽千钧一发之局”[20]，企图促成蒋汪合作的局面，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对抗。
蒋汪等人经过多次秘密会谈，于五日达成了协议：由汪精卫负责“疏通”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于四月十五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分共”以解决“党事纠纷”。密谈还取得了如下初步“谅解”：
关于解决危机的途径和主要办法：“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要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
关于在开会之前的暂时应急办法，汪精卫赞成以下几条：（一）由汪精卫负责通知陈独秀，“暂停”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各地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得拒绝接受；（三）责令党政军各机关团体的“最高级长官”“主要负责人”，取缔、制裁“在内阴谋捣乱者”；（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阴谋团体”，加以取缔。[21]
为了执行“应急办法”的第一条，汪精卫立即行动，与陈独秀“协商”，结果在四月五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宣言说，无产阶级独裁制，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宣言不仅不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竭力为其掩盖，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22]陈独秀在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一再谋求对蒋介石的缓和妥协，使党失去了许多有利时机，也使广大革命群众失去了对蒋的警觉。四月九日，蒋介石到达南京时，市党部还组织人去欢迎他，结果，“欢迎会是在下午二时，在一时以前，就发生省市两党部被捣毁的事件”[23]。在上海，甚至到四月十三日，工人群众对于蒋介石这个昨天的同盟者还缺乏必要的警惕，以致在大屠杀发生时，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汪陈宣言对于工人阶级实际上起了欺骗与解除思想武装的作用。
汪陈宣言发表后，四月五日，国民党首领在上海开会时，吴稚晖指责汪精卫，说他在宣言中接受了以“联共”代替“容共”原则，等于是承认了国共两党“共同治理”中国。汪解释说，“此系误会”[24]。事后，汪精卫也称宣言为《辟谣宣言》，并极力表白他当时的反共心情，希望吴稚晖等人消除对他的“误会”。[25]在争论时，吴稚晖骂汪精卫是投降共产党，“狗不如”，要他“滚蛋”[26]，并讽刺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27]汪精卫呢？他“痛哭流涕地说，他自己也是反共的，只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28]。(www.xing528.com)
汪精卫在上海与蒋介石等人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武汉方面的关注。四月五日下午，武汉国民党以中央全体委员的名义发电，请汪由沪赴汉。六日，汪由上海动身，十日到达汉口。
汪精卫由沪赴汉，有其复杂的政治原因和政治目的。首先，他是根据上海协议到武汉进行“疏通”的。当时，汪精卫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迁都南京等问题，并不反对，只是“虑法理或有问题，以为形势虽急，形式不可不顾，故拟赴汉口一行，疏通左派”[29]。汪事后也承认，他到武汉是为了“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同志等所提议之事件”[30]。其次，蒋汪各有其政治野心，矛盾很多。李宗仁回忆说：汪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31]。但是蒋汪当时的矛盾并不在是否应该“分共”问题上，而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法上有不同的主张。汪精卫不同意马上“分共”，认为在军事全局解决以前，立即“分共”还做不到，而“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破碎糜烂”；同时他又害怕蒋介石利用“中监委率一般军人将党打得粉碎”，于己不利。所以他强调党纪，主张召开四中全会来解决“分共”问题。汪精卫的这种态度在他由沪赴汉途中给李石曾的信中已经表露得非常明白了。[32]
汪精卫到汉后，大耍政治手腕，利用鲍罗廷和陈独秀对他的轻信和妥协退让，始则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左”派领袖，继而一步步地打击和限制革命力量，从事他的“分共”活动。本来，武汉政府所在的两湖地区，当时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通过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已取得了相当一部分的革命领导权。但自汪精卫被“迎回”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党、政、军大权却逐步地被他篡夺过去了。吴玉章回忆说：“在武汉时代，对我很有信仰，三中全会选我为国民党常务委员兼秘书（中央秘书三人，陈公博、谭平山不管事，实只我一人），因各方面有同志帮助，诸事进行得很顺利。从四月十号汪精卫这个不祥之物来武汉后，重心转移到他。”[33]
三、武汉政府控制长江下游的斗争
当蒋介石集团积极策划和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武汉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蒋介石做过多方面的斗争，力图控制长江下游各省区，而不让蒋介石有完全支配沪宁、霸占东南的机会。
首先，在省区政权方面。北伐军胜利向东南推进的过程中，武汉政府就积极组织省区地方政权，以便有效地管理新占领的东南各省。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杭州光复的第二天，武汉政府便任命张静江、周凤岐、韩华宝、陈其采、经亨颐、宣中华、蒋梦麟、蔡元培、褚铺成、戴任、马叙伦等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以张静江为主席，张未到任前，由蔡元培代理。武汉方面认为，张静江若在南昌，只会增强蒋介石军事独裁力量，调到浙江，便可削弱蒋的势力。其实，进入浙江的是蒋的嫡系军队，如再加上一个哪怕是名义上的党政领袖张静江，浙江便完全成为蒋介石的地盘。
三月中旬，安徽大部分地区也为北伐军占领。十九日，武汉政府即派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到安庆见李宗仁，委任他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但李拒不就任，并擅自同蒋介石非法确定倒戈的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武汉政府坚决否认这一非法任命。三月三十一日，武汉政府正式公布，以李宗仁、光升、常恒芳，朱蕴山、麦焕章、沈子修、李光炯、高语罕、朱克靖九人为安徽省政府委员，指定李宗仁为主席。[34]但是由于李宗仁的态度，安徽并未按武汉政府的意思成立省政府。结果安徽也成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
在江西，自蒋介石离赣后，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即开展了对反革命的进攻。四月二日，南昌各界积极分子举行反对AB团（蒋介石指使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大会。接着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和工人纠察队，攻入了反动派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解散了流氓武装，逮捕了省党部的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罗时实、熊育锡、曾华英等人。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方志敏、刘一峰、李尚庸、邓鹤鸣等八人为中央特派员，到南昌代行国民党省党部职权。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改组，由朱培德任省政府主席，方志敏主持省党部，朱德兼任南昌公安局长。至此江西又回到了武汉政府管辖之下，革命派占了上风。
当北伐军第二、六两军向南京挺进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根据吴玉章、林祖涵的提议，决定成立“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任命程潜、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柳亚子、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十一人为江苏省政务委员。[35]三月二十六日，决定又加补委员林伯渠、戴盆天、高尔柏、杨谱笙四人。然而，就在程潜的第二军和鲁涤平的第六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天，何应钦即率第一军一部进驻南京。接着蒋介石又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为借口，将程潜领导的忠于武汉政府的部队调离南京，进而控制了南京市党部，并拟在南京自行组织临时政治机关。武汉国民党中央从李富春的电告中得知这些情况后，于三月三十日专门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央已经委派程潜等组织省政府，勿庸再组临时政治机关，并决定将反动的南京市党部“交江苏省党部查办”[36]。三十一日，武汉政府正式任命以上十五人为江苏省政府委员，指定程潜为主席。四月六日，在南京的省政府委员研究决定，在程潜等人未到南京前，成立省政府筹委会，推李富春、李隆建、侯绍裘、张曙时四人负责，张曙时兼秘书主任，即日开始办公。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接管了南京的防务，江苏大部分地区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下，武汉政府任命的江苏省政府并没有建立起来。
上海方面政权的建立，武汉政府更是关注，双方争夺也更为激烈。三月二十一日，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北伐军进抵上海市郊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根据吴玉章提议，决定派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赴沪指导应付策略”，并决定由吴敬恒、钮永建、杨铨、白崇禧、张曙时、侯绍裘、汪寿华七人组织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同时指派郭沫若“为上海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指导员”[37]。二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批准承认上海市民大会选出、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复选的白崇禧、钮永建、杨铨、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郑毓秀、陈光甫、王晓籁、林钧、谢福生、侯绍裘、王景云、王汉良、李泊三、何洛、丁晓先、陆文韶、顾顺章十九人为上海市政府临时委员，出国民政府任命。[38]这表明，武汉方面不仅准备要掌握上海的外交，而且还要掌握上海的政治、军事、财政，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高度重视。但是，蒋介石到达上海后，拒不承认上海市临时市政府。武汉方面派来的郭沫若等人，蒋介石根本就不让他们到上海。到了上海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也不能代武汉政府在财政上有所作为。接着，蒋介石又非法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把上海的军政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其次，在保护上海工人武装方面。针对蒋介石、白崇禧在上海妄图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的阴谋，吴玉章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蒋介石在上海逼迫工人纠察队缴械，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应严重处置”。根据这个提议，武汉国民党中央在四月一日议决：“在本党未组织党的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应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同时通电蒋介石：如再有反动行为，就“免职除名”。[39]
再次，在外交方面。蒋介石在上海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擅自发表一系列投降帝国主义的言论，并非法委任郭泰祺为上海交涉员。四月二日，武汉政府发出训令，要蒋介石“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训令指出只有蒋离开上海“中央始可对上海之严重形势指挥自如，而负完全之责任”，并强调说：“对于外交，未得中央明令以前，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并切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之通牒，以强迫帝国主义直接与国民政府交涉，而保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统一。”[40]武汉国民党认为，任郭泰祺为上海交涉员是“违背第三次全体会议统一外交政策决议的”，因而决定：（一）永远开除郭的党籍；（二）着国民政府明令拿办；（三）严令申斥蒋介石违背中央决议。对于李济深、黄绍竑等“不待中央之命令，擅离职守”，到上海与蒋秘密活动一事，武汉中央特致电质问，并决定“停止李济深中执委职权，免去本兼各职，由国民政府查办”。[41]
最后，特别应指出的是关于迁都的决定。四月七日，武汉国民党领导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八日，国民党中央扩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决议指出：“为适应革命势力之新发展及应付目前革命之需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决议要求军事委员会准备好“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镇压上海反动派，由津浦路向奉系军阀作战”。[42]实际上这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力图以武力对蒋介石进行控制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可是在这紧急关头，武汉方面却表现得犹豫不决，缺乏有力措施，加之为时过晚，以致放松了对南京地区的军事控制。蒋介石却利用这一切，抢先一步，让其亲信部队占领了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九日早晨，蒋进驻南京，立即“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大肆逮捕革命者，革命军一部被缴械，一部被逼出南京，南京被蒋所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迁移南京的计划也就失败了。
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武汉政府发出了一连串的通电、指示、质问，也采取过一些积极的措施。但是，总的说来却是动摇不定的。在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明显暴露的情况下，也下不了决心免去他的总司令职务，以致使他在政变前夕还能利用职权来破坏武汉政府的部署。同时，革命方面在步调上也很不一致，“武汉已反对蒋介石，而党在上海还是欢迎蒋介石的口号”[43]。正当上海政变发生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从汉口致电蒋介石，劝他遵照同汪精卫所订的协议，“即关于党内一切争论的问题，应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罗易还准备到南京同蒋介石“亲自商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44]。对“协商”解决问题充满幻想。革命方面存在的种种弱点，都被蒋介石在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所利用。
四、“四一二”大屠杀
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经过蒋介石的直接部署和精心策划，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肮脏的反革命政变开始了。
蒋介石首先从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开刀。当时，上海工人纠察队分驻在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地。四月十二日黎明之前，早已准备好的数百名青红帮流氓，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全副武装从租界分散冲出，袭击工人纠察队。大批反动军队借口援助工人，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有些地方则由军队直接动手，乘工人纠察队准备不足而包围缴械；有的工人纠察队虽然起来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被击败了。结果，纠察队死伤近三百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悉被反动武装占领。
事件发生后，白崇禧、周凤岐即以戒严司令部名义，诬称流氓袭击工人为“内讧”，借口戒严时期，“武装工友任意冲突，殊属妨碍地方安宁秩序”，而派军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45]。上海的近三千名武装工人纠察队，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戒严司令部下令“严禁罢工”，说“如敢故违，即系甘心破坏国民革命”，就要“不问首从”，“严惩不贷”。反动派在准备着更大规模的屠杀。
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反叛罪行，上海工人群众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工人纠察队被攻击缴械的消息传出后，各区工厂的工人即已停工出厂，集会抗议。十二日，上海总工会、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在闸北、浦东、沪西、南市等地区分别召开了有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要求：（一）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二）保护上海总工会；（三）惩办流氓，肃清反革命。中午，数万徒手工人在闸北开会后，出发游行，沿途高呼口号，行至潮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一致要求军队退出会所。军队起初拒绝撤退，工人群众悲愤填膺，不顾危险，奋勇而入，迫使驻军退出，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在群众欢呼声中，继续办公，并当即召开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紧急命令：“火速罢工，誓死奋斗”，以示抵抗。同时，总工会又发出通告，决定于十三日上午十时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工友到总工会开会。
十三日上午，总工会发表了总同盟罢工宣言。宣言向各界群众揭露了武装流氓进攻工人纠察队、本埠驻军“以种种欺骗手段”缴去纠察队全部枪械的真相，指出“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事实俱在，证据确实。本会至此，唯有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46]。上海纱厂、丝厂、烟厂、航海、电车、商店和其他各业工人二十余万，不顾反动派的高压，热烈响应总工会号召，实行罢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沪东、沪西、南市的工人，因交通阻碍和反动军队沿途堵截，不易前来参加，但各区罢工工人和群众到会者仍有六万余人。与会群众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缴纠察队的枪械、杀害工人、谋害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罪行。大会一致决议：收回工人武装；惩办祸首；抚恤死难工人家属；向帝国主义者严重抗议；通电武汉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保护上海总工会。午后一时，群众整队游行示威，到宝山路周凤岐的二师司令部请愿。当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接到屠杀密令而埋伏在各里弄中的反革命军队，分头冲出，向毫无准备的徒手群众开枪，将群众队伍冲散，接着用机枪扫射，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场死者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被捕者二百余人。时正逢倾盆大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与此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群众也遭反动军队的枪杀，死伤数十人。
大屠杀后，白崇禧立即派军队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并指使“上海工界联合会”的流氓占据上海总工会会所，进行“接收”。同时，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封闭；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被陈群等人带军队“接收”；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也被强迫改组。
从“四一二”起，蒋介石集团公开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在上海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这一期间先后英勇地牺牲了。工人用鲜血解放的上海，顿时又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新军阀蒋介石血腥统治的“虎狼成群”的恐怖世界。
面对强大敌人的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立即将机关转入地下，秘密领导工人斗争。十四日晚，上海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召开了秘密的紧急会议，决定“自十五日起，开追悼会后，一律忍痛复工”，在复工令中号召全上海工人“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权势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死难烈士之精神不死，全上海工友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继续死难烈士之精神以奋斗！”[47]当时工人已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之下，稍一动作即被摧残，同时各革命机关团体亦均被反动派封闭或解散，工人斗争已陷于孤立，如继续坚持总同盟罢工，势必增加无益的牺牲，故总工会颁布复工令，实为必要。
十五日，上海总工会忍痛发布复工令后，又将“四一二”事变经过及蒋介石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呈报武汉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并派代表王恩鲁前往武汉，当面详细报告情况，要求严办反动派。呈文说：“我上海工人流无量数的血，牺牲无量数的生命，与北洋军阀艰苦奋斗所欢迎来的革命军蒋‘总司令’，不料即是屠杀我上海工人的刽子手，其居心之阴毒，手段之残酷，竟较北洋军阀犹过十倍，是诚我上海工人痛定思痛所意料不到者也！”呈文述说了蒋介石策动大屠杀的经过，列举了他在上海犯下的十大罪状：出卖上海工人阶级；勾结帝国主义骗缴纠察队枪支，屠杀革命工人；暗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屠杀请愿群众；收买流氓捣毁各工会并占据上海总工会；封锁舆论、邮电；擅自封闭上海市民政府；擅自改组上海特别市党部；收容并重用一切反革命分子；搜捕一切革命分子。呈文要求“迅将蒋介石免职查办，明正典刑，以平民众之愤怒，恢复党部与政府之革命声誉”，对“一切附和蒋逆之反动分子亦祈彻底清肃，勿稍宽纵”[48]。呈文充分表现了上海工人阶级与反革命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四一二”大屠杀后，上海工人运动虽受到极严重的摧残，总同盟罢工虽不得不停止，但上海工人并没有屈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上海总工会仍然开展秘密工作，领导工人群众坚持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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