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史：反对蒋介石改都南昌的斗争

一、迁都之争的挑起

形势迅猛发展，革命不断深入，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尖锐。由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本来也是蒋介石的主张。当宋庆龄、陈友仁、徐谦、孙科、宋子文等途经江西，在庐山牯岭与蒋介石会谈期间，蒋曾致电南昌的朱培德、白崇禧，告诫他们“政府迁鄂，有益无损”^[1]。说明他当时还是赞成“政府迁鄂”的。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组成时，蒋介石也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他在事后曾承认：“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2]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二批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由粤赴汉，到达南昌。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闻讯，一面着手欢迎，一面宣布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在汉办公。同时决定，三月一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样，历时一月左右的迁都工作已接近完成。然而，蒋介石出尔反尔，竟无视国民党中央多次决议和自己以往的主张，利用手中的军权，不让到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办公。一月三日，他又勾结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召集这些委员们开会。这次会议，他原想称为“中央政治会议”，但因参加者不合法定人数，只得改称“中央临时会议”。会上，蒋介石不顾许多委员的反对，径自决定改都南昌，准备在“东南底定”后再迁至南京；他无理地命令在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折回南昌，指定南昌前江西高等学堂即民国元年李烈钧的都督府为国民政府办公处，百花洲之陈列所为中央党部办公处；还擅自决定三月一日改在南昌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3]会后，他又盗用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致电武汉，“命令”立即取消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令宋庆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骥、董用威等人组织之；还确定湖北省政府设民政、军事、财政、建设、农工、教育六厅，派邓演达、徐谦、孙科、詹大悲、董用威五人负责组织。^[4]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和张静江、谭延闿两个主席的名义，挑起迁都之争，公然在南昌别树一帜，与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对抗。

蒋介石一时主张迁都武汉，一时又要改都南昌，可谓“视党国如弈棋，失大信于天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无常、翻云覆雨的现象呢？李宗仁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万一国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蒋必然失去控制力”^[5]。也就是说，形势的发展，使蒋介石认识到他已无法控制设在武汉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无法实现他篡夺革命领导权、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的阴谋。

首先，他害怕湖北和武汉地区的革命群众。北伐军光复武汉后，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工人阶级纷纷组织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斗争中，工人阶级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与此同时，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农村大变革。工农运动规模之大，其势之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对于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蒋介石说来，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其次，他号令不了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军队。武汉原是蒋介石早想争夺的一个地方。在讨论进攻武汉的计划时，他原估计“武汉之险在龟山，该地又是兵工厂，吴必以重兵扼守，定不易下，至于武昌，则地势卑下，攻取甚易。”因此，他派唐生智率第八军去攻汉阳，想借吴佩孚之手在汉阳消耗唐的实力。自己则与第四、七军一道攻武昌。他估计，“即令汉阳先攻下，而兵工厂亦为刘佐龙所有，可以利用刘与唐抗衡”。反之，若果自己先得武昌，便可在那里组织政府，实现“占领京城，号令全国”的目的。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武昌久攻不下，汉阳、汉口则由于刘佐龙的反正而不战自取，刘佐龙不但没有与唐生智对抗，反纳入唐的麾下，汉阳兵工厂也落入八军何键之手。^[6]蒋介石虽竭力让其亲信陈铭枢当上武汉卫戍司令，却眼看着唐生智掌握了湖北的军政大权，一气之下，只得转赴江西，另图发展。唐生智攻下汉阳、汉口不久，因得了许多枪械，很快把第八军扩充为三个军，对蒋介石有尾大不掉之势。同时，在武昌的第四军也扩编为第四、第十一两军，除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可以听蒋介石调度外，四军和十一军的许多将领，他都指挥不动。既然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军队不能由他号令，如果党部和政府迁去，自然不能由他任意摆布。

再次，他掌握不住武汉的政界人物。蒋介石原来主张迁都武汉，是想顺应人心，捞取政治资本，有可能的话，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第一起抵汉的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组织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便已使他反感。特别令他不安的是，组成联席会议的成员，既有吴玉章、于树德、董用威等共产党人，又有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詹大悲等国民党左派人士。这些人都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不可能让他以军驭党、以军干政，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联席会议积极支持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办了一些大得人心的好事，已使武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根据地。这种情况，当然是他不愿看到的。

和武汉比较，南昌偏处一隅，水陆交通也不发达，不算一个理想的地方。但是，这里毕竟是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这里的工农群众运动虽在发展，却还未达到两湖那样的规模、那样的激烈程度。这里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远没有武汉那样集中，那样有影响。而且，江西和邻近江西的福建，主要由他的嫡系部队或倾向于他的部队所控制。由他在南昌主持召开的军务会议，已经确定了经营东南的计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经在这里和他频繁接触，取得了某种默契。因此，南昌已经成为他策划军事独裁，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一步勾结的基地。当张静江、谭延闿和其他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路过南昌时，他便把他们留了下来，在南昌另立中央，挑起了迁都之争。

正在这时，武汉出现了英租界水兵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三”事件，已经在汉办公的武汉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和领导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武汉政府财政、交通、司法各部的工作，也在积极地开展。蒋介石在南昌的分裂活动，不仅有碍于武汉政府行使职权，也间接地支持了极端敌视中国革命并企图挑起列强联合干涉中国革命的英帝国主义。正如邓演达指出的那样：“民众以为现在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不来领导我们了，不要我们民众了；国际方面呢，也是以为我们内边发生了什么破裂。党和政府不能迁来武汉，对我政府的信仰减低。”^[7]有鉴于此，武汉联席会议当然不能照蒋介石的指挥棒行事。他们这时还希望说服蒋介石改弦易辙，不要坚持错误。一月七日召开的联席会议决定：“（一）关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应先发一电报，说明党部与政府地点，由在粤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迁鄂，先推一部分委员来鄂准备；牯岭谈话，亦认此举为须要。初到鄂时，时局颇感困难，但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联席会议对于（政府）地点问题，议决应俟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二）发电后二三日，如南昌同志尚未了解，再派一二同志前往解释。”^[8]这个决定，相当平和，也很有说服力。为了让蒋介石接受这个决定的精神，不再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联席会议极力敦促蒋介石来汉。

二、蒋介石在武汉的活动

为了摸清武汉的虚实，压制武汉的革命力量，收罗与培植自己的党羽，让在汉的联席会议成员俯首听命，随他去南昌，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从九江乘长安轮抵达武汉。在武汉的几天时间里，除出席大会、宴会外，他频繁地进行了各方面的活动。

在多次群众大会里，他的发言着重外交和工潮问题。表面上，他十分称赞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甚至说它是中国八十年来受压迫的历史上和民国成立以来十五年的历史上一段最光荣的历史。但在讲话中，却处处以“统一策略”为名，要广大群众“服从指挥”，给大家泼冷水，“以期镇压兴奋过度之民气”^[9]。对于工人运动，他一方面承认“农工被压迫最甚，受痛苦最深”，却又指手画脚地说“工人们举动幼稚，没有知识，小孩子毛病多”^[10]。他还秘密地与一些大资产阶级接触，鼓励他们反对武汉的工人运动。广大群众对他违背国民党中央的决定、无理扣留准备来汉的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行为，十分愤慨，不止一次地询问他何时放这些委员来汉，弄得他张口结舌，狼狈不堪。一月十五日，在蒋介石为招待农工商学兵及党部代表于汉口普海春饭店举行的宴会上，李立三代表工人阶级对他在工潮和外交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驳斥。李立三说，武汉工人早已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并在为此而奋斗。发生工潮的原因在于：第一，工人要安心革命，生活上之困难，不能不要求减少；第二，工人要参加革命，对于每日二十小时的工作时间，不能不要求缩短；第三，工人要能自由参加革命工作，不能不要求改良待遇。这些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不为过。在反英问题上，农工商学兵已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尤其是工人，已准备做最大的牺牲，与英帝国主义决一死战。他们自愿竭诚拥护政府，共同对英，希望政府方面亦取强硬态度，与民众一致。李立三最后特别强调：“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刻迁鄂。”农民协会代表陆沉、商会代表吕超伯、学联代表朱伯超、妇女协会代表李哲时（文宜）、新闻界代表宛希俨等，也都强烈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以利于革命的进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把大家的意见和要求综合概括为：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蒋总司令长久坐镇武汉。他的话立刻得到众人的赞同，正像《汉口民国日报》描绘的“一呼百和，备极热烈”，使蒋介石显得十分尴尬、如坐针毡。蒋介石知道群情激动，不能硬压，只得起而作答：“各界要求党部政府来驻武汉，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惟是总司令应随军事进展为转移，不能确定驻在地，虽然武汉民众表示热烈，此层还待斟酌。”^[11]通过和武汉群众及群众代表的接触，他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意愿，知道自己无法驾驭。

作为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本来应该检阅或视察一下驻汉的部队。但因这些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他竟一概不去。然而，对于自己的亲信、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的病情，却关怀备至。三次驱车到日租界同仁医院去“探视”，向陈了解武汉各方面的情况，对陈表示了自己特殊的“关心”。他还专程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和总司令部南湖学兵团，任命张治中为军校的教育长、训练部主任、学生总队长并兼学兵团团长，周佛海为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企图通过他们两人来控制这两个军事教育单位，在武汉培养和训练出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至于思想“左倾”、对自己的军事独裁行为不满的邓演达，他则采取了惩罚措施。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就曾因总政治部发行各种革命书刊而申斥邓演达：“近日来总政治部出版品谅兄事多不及检点，如此反宣传对于本军个人及黄埔为害尚小，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殊大。希将负责之宣传科代科长撤革，凡在革命军范围，永不录用，并请将总政治部移设总部行营所在之处，而将宣传科全科先移南昌办理。”^[12]这时，他又以总司令名义宣布：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事务，由新任参谋长朱绍良主持。实际上撤去了邓演达的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职务，把统辖武汉地区军事的权力，收回由自己的亲信掌握。但是，他对于想取自己而代之的唐生智，却毫无办法。在他举行的招待武汉各界的宴会上，唐生智除了代表军界反映士兵的痛苦以外，对他这个总司令毫无恭维之意。(www.xing528.com)

在汉期间，蒋介石花了很大工夫劝说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成员同意他的意见，以他所在的南昌为中央和政府的所在地。他所持的理由是：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军事正在进行，国民政府应设南昌。俟南京光复后，再依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见，建都南京。并且声言，这是南昌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一致决定的，大家一定要遵守。联席会议成员们严厉批驳了他的无理主张，针锋相对地告诉他：迁都武汉，原来也有包括你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提议，经过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现在无论在外交上、在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京的话，将来也可以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不少人还指出，在不足法定人数下，他擅自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是非法的，这个“政治会议”通过的所谓决定，自然也是无效的。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出席了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在会上又提出了中央和政府改迁南昌的要求，受到了与会成员的反对。

蒋介石曾与鲍罗廷做过几小时的交谈。鲍罗廷事后报告说：“蒋同志到武汉后，我同蒋同志私人谈话，把我个人和各人的主张提出来，由顾孟余同志翻译，做数小时的谈话，并且提出个人的意见，写了一封长信，由我与孙（科）同志交给蒋同志。蒋同志以为所提的理由很对。谈话的结果，蒋同志要暂留武汉一星期，一星期后到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将党部、政府迁至武汉。”鲍罗廷提出，现在时局严重，为节省时间，可请南昌的同志来武汉开中央政治会议，蒋则坚持要在南昌开。^[13]鲍罗廷还曾劝告蒋介石：革命要依靠群众，实行民主，独裁是不行的。^[14]蒋对鲍的话十分反感，从此下了驱逐鲍罗廷的决心。

蒋介石的武汉之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压服在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解散联席会议，去南昌参加他非法另立的中央；一是窥探情况，了解武汉党、政、军、群等方面的动向。前一个目的，显然未能达到。但是，他却摸清了武汉的虚实和人心向背。因此，当他一月十八日匆匆离汉时，更加坚定了经营东南、与武汉方面分庭抗礼的决心。

三、蒋介石改都南昌企图的失败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独裁野心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一面继续阻挠在南昌的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赴汉，一面仍以“中央”自居，以所谓的“政治会议”为名，勾结张静江于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衔致电武汉，再次要求武汉方面遵照他的意旨，取消联席会议，改设武汉政治分会，齐赴南昌商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问题。他在答复“汉口市民反英运动委员会”反对取消联席会议的电文时，一方面承认：“在中央迁鄂停止办公期内，武汉为全国中枢，外交内政急待应付。在武汉中央诸同志建议：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当时鄂籍中央同志确有怀疑，质责联会在法律上之无根据者。而中正则首赞其成，函电俱在，均可复按。”表明他曾经认为联席会议是合理合法的。同时还承认：“联会成立后，在外交上，如汉口、九江英租界之收回；如财政统一之实施；湖南金融之整理；如交通行政之改善，落落大端，均能在革命的基础上展开建设之卷头，增进党国之地位。此种设施，皆中正所竭诚拥护，岂忍加以抨弹！”但又强词夺理地说什么“中央已在南昌开始办公”，联席会议“既为中央停止办公期内代行最高职权之机关，则名义上自应予以取消”。^[15]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戴季陶由赣赴汉，企图活动武汉方面的委员们去南昌。

经过反复讨论，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再次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决定坚持按中央决议办事，以武汉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在蒋介石让有关委员到汉就职以前，“联席会议暂不取消”。一月二十六日，联席会议又决定派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随戴季陶去南昌，再次敦促蒋介石让在江西的各委员启程来汉。

是按中央决议，定都武汉？还是满足蒋介石一己之私，改都南昌？一时成了当时时局的中心。这看起来是迁都之争，实际上是民主和独裁之争、党权与军权之争，是“中山舰事件”以来，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成员宋庆龄、徐谦、孙科、陈友仁、吴玉章、于树德、邓演达、董用威，军事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等，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主张按中央既定成议，定都武汉。

湖北和武汉地区各阶层人民纷纷集会，反对蒋介石阻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有关人员来汉，在南昌另立中央、别树一帜。各机关团体就此发出的电文如雪片似的飞出。《汉口民国日报》等报刊每天都有大量篇幅报道党、政、军、群各界要求定都武汉的呼声。这些报刊用社论、消息、通电、宣言、宣传大纲等形式，反复声明迁都武汉的决定，同时宣传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实现党的民主化。一些报刊在著文论述定都武汉是有议再先、合理合法时，还从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地理等方面，论述定都武汉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革命利益。《汉声周报》的文章说：“武汉为辛亥首义之区，地理上居全国中心，扬子江横贯东西，京汉粤汉两路直达南北，为全国交通枢纽，论政治中心超过北京，论经济中心不亚上海，会师武汉后，粤桂湘鄂赣闽川贵陕甘新疆以及安徽浙江山西河南绥远之一部为我革命军克服。”因此，从党务来说，处在政治经济中心，党务前途宜于发展，一举一动影响也较大，处在交通便利的中心，自然指挥如意些；就军事来说，坐镇武汉，易收高屋建瓴之效，使革命新根据地的民众更加胆壮，努力团结起来，拥护革命政府；就政治经济来说，定都武汉后，政治建设、经济设施有一呼百诺之况；就财政来说，站在经济政治重心的所在地整理财政，自然容易下手，且有把握；就外交来说，武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根据地，一旦定都武汉，帝国主义将不期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敬畏心理，自然会提高国际地位。^[16]《向导》周报更明确地指出：“无论从经济政治交通和革命的历史意义上看，从国民党联席会议已定议案上看，国民政府应在武汉而绝不应在汉南，现在国民党的大多数领袖及各种群众大都同然一辞赞成武昌，不知蒋张有何理由，如此坚持主张南昌啊。特别在政治的意义上，如果国民政府迁南昌便等于羞与本国革命民众见面。”^[17]

在这场迁都之争中，武汉方面的理由十分充足，蒋介石则显得理屈词穷，十分被动。更重要的是，不仅在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主张按中央原议定都武汉，被蒋介石阻滞在南昌的委员中，不少人也不赞成蒋介石的做法，主张执行中央迁汉的原议。一些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不顾蒋介石的阻挠，毅然离赣赴汉。蒋介石、张静江处境孤立。二月八日，阻滞在南昌的中央和政府委员们在集会后断然宣布：“兹应民众及各团体要求，本（八）日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18]二月十二日，又明确决定：“中央党部设于汉口，国民政府设于武昌。”^[19]

连续几天里，南昌的消息不断传来武汉。《汉口民国日报》十二日报道：“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问题，早经决议。……本报昨接牯岭来电，据称谭祖庵主席，已定日内首途来鄂。”十三日，国民政府秘书厅接谭延闿南昌来电谓：“各职员动身，本人迟两日来鄂。”十五日，又收来电谓：“中央党部移鄂，决定在血花世界，各部职员，准于铣日（十六日）成行，兹各部先派一人会同庶务来汉筹备。”另一电文也称：“政府设武昌，党部会议拟设汉口，各职员定下星期二先行，闿等俟二次出发。”得知南昌的这些消息，武汉各界十分高兴。国民党湖北省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特地组织了“欢迎谭主席筹备会”。联席会议和其他机关团体，也组织了相应的机构，着手准备欢迎事宜。

考虑到阻滞在南昌的人员即将来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成员即将在武汉汇齐，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于二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认为：联席会议是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后，由先行到汉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组织的代理党部和政府权力的机构。如果蒋介石不横生枝节，阻挠第二批委员由赣赴汉，它的任务本可早日结束。只是因为蒋介石不让这批委员成行，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才不能正式在汉办公，联席会议也才继续存在下来。现在，既然蒋介石改都南昌的企图已告失败，被他扣留在南昌的委员们已定到汉日期，联席会议的历史任务便已完成。因此，会议决定：“定下星期一（二十一日）开扩大联席会议，由临时联席会议召集武汉之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共同开会，结束联席会议。”^[20]这次会议，是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

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在汉召开。会议对于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过去的工作表示满意，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同时决定，为统一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权威，指导国民革命的胜利进行，三月一日前在汉口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21]这样，反对蒋介石改都南昌的斗争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