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史：教育事业初见成果

一、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武汉政府时期，教育事业也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

原来，在军阀吴佩孚、肖耀南统治下，湖北武汉地区的教育经费被移作军饷，教育行政多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所把持。他们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大肆迫害进步教员和学生，使教育“陷于不生不死乌烟瘴气之境地”。北伐军围困武昌时，反动将领刘玉春“以学校作营舍，学校秩序，破坏无余，加以关城月余，一般教职员和学生，多风流云散，避难他乡，湖北教育，更由腐化而形于停顿了”^[62]。武汉光复后的一段时期，一些与军阀官僚有联系的校长多半逃走，学生中与革命有关系的多参加了党部与群众团体的工作，没有关系的也都各回家，各级学校，特别是大学与中学因而处于停办或停课状态。

这样一种情况，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严重关切。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的林育南著文疾呼：恢复教育是目前很紧急的工作。教育是社会公共事业，政府固应负责，社会具有财力及人力之人民团体亦应起而共同担负责任。他强烈地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政府应将各军队及机关占领之学校，完全退出，有毁坏者即修补完备，同时策划并确定教育经费，核定各校教职员、各种学科课程，并议定教育宗旨及计划，积极准备开学。”^[63]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湖北目前最低限度政纲》里决定：“于最短期内，恢复各级学校，确定教育经费，实行义务教育，特别注重农村教育，并奖励私人捐款兴学。”“尽力改进各级学校教职员之待遇，酌量实施免费教育，并减轻学生之负担。”^[64]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专门设立了教育科，省、市党部、政府与各群众团体还组成教育讨论会，定期讨论恢复与发展湖北和武汉的教育问题。

国民政府迁汉后，虽未成立教育部，却有一个以经亨颐为首的教育行政委员会，一再强调教育为国家之根本。教育行政委员韦悫草拟了《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要求厉行党化教育，使教育“革命化、民主化、科学化、社会化”，不仅造就各项专门人才，尤其要求“学生在校出校，均能做党的工作”。^[65]草案规定，教育行政要集中，所有一切教育法令应由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制定或核准；各县及各市教育局长应由教育厅长提出，省务会议通过委任；各省教育厅长及国立大学校长与委员，应由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提出，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简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以顾孟余为部长的教育部，作为武汉政府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为了恢复与发展教育事业，首要的是筹措教育经费、恢复被占的校舍。当时，由于不断的战争和反动派的封锁与破坏，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但还是多方设法筹措。如对孔子的祭祀废除后，祭祀费即拨充为教育经费。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和湖北省、汉口特别市党部专门组织了“扩大教育经费委员会”。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主任邓演达特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强调：“湖北为革命中心地，教育为观瞻所系”，过去教育经费素无定额，虽曾规定过二十万元，实际未能落实，必须按预算拨足经费。^[66]各级政府严格规定：教育经费不准挪作他用，学校应尽量节省行政开支，把有限的经费，切实地用到教育事业上。武汉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不赞成军队和机关、团体任意强占校舍，已占的责令即时退出，并不准借故再行进驻。在教学内容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删掉了那些宣传封建思想和迷信观念的教材，增加了国民革命常识、科学技术知识和劳作等方面的内容。对原来出版的教科书，组织了专人审核检查、分别删改，然后印出改正表，通令各校知照。在武汉政府时期，教师的待遇普遍有所提高。过去，小学教师月薪一般只六七元，根本无法养家活口。一九二七年二月湖北省规定的中小学教师薪俸标准，小学教师工资分八级，最低级为七十元，最高一级可达一百四十元。初、高中教师最低的也有一百三十和一百五十元。教师薪俸采“年功加薪”制，每满两年依次晋一级，成绩优异者可提前晋级。对贫苦子弟入学问题，武汉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公布的《中学纳费标准》规定：工人子弟，家庭每人平均月收入在六元以下者，免收学杂费、实习费，三元以下者，除免费外，还供给书籍；农民子弟，家庭每人平均占地三亩以下者，免收学杂费、实习费，两亩以下者，除免费外，也供给书籍；士兵子弟，一律免收学杂费、实习费，供给书籍；其他贫苦子弟，酌量情形，“施行贷费办法”。^[67]为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和教育主权，武汉政府禁止教会学校讲授《圣经》及宣传其他宗教迷信，不准在校内举行宗教仪式，各校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以上这些措施和办法，对教育事业的恢复，起到了一些作用。

在学校停办和停课期间，汉口举办了“冬令讲学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国民革命思想，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该会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开学，参加学习的有汉口和外地的学生三百多人，授课者都是当时的党务和青年领袖，如恽代英、李立三、项英、林育南、李汉俊、邓初民、李仪纯等。到一九二七年春节以后，各级学校相继开学，教育事业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拟定和公布了《大学规程》，主要内容是：大学分国立、省区立、私立三种，设文、理、法、医、农、工、商、师范、美术、音乐等系科，设有两科以上者称大学、单设某科者称某科大学；大学修业年限为四至六年，研究院一至二年，大学毕业给予学士学位，可以报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大学设系、专修科、函授部、推广部、研究院，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这些规定相当完备，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国民政府直辖的国立大学，原有广州中山大学一所。国民政府迁汉后，确定将前国立武昌大学、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法科、医科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武昌中山大学在武昌东厂口原武昌大学旧址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除上述五所大学学生以外，还有新归并的武昌中华大学以及湖南大学文、法、商三科学生入学。武汉政府任命徐谦、顾孟余、李汉俊、周佛海、章伯钧五人为该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委员。聘请的著名教授有周作人、周建人、钱玄同、刘伯垂、陈达、陈启修、郭冠杰、韦悫、邓初民、李四光、陈望道、郭绍虞、张资平、高一涵、张琎、程浩等人，著名讲师有李达、沈雁冰、尹元勋等人。武汉政府还确定将原江西省立法科、工科、医科、农科四所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江西中山大学，以王恒、彭学沛等七人为大学委员，校址设在南昌东湖边贡院。南京光复后，武汉政府决定将原南京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南京中山大学，派吴稚晖、杨杏佛、侯绍裘、柳亚子、顾孟余、郭沫若等七人为筹备委员。开封光复后，又决定将原开封中州大学、农专、法专三校合并为开封中山大学，派徐谦、顾孟余，薛笃弼等五人为筹备委员，以徐谦为校长。湖南省决定把原湖南大学文、法、商三科归并于武昌中山大学，理工科改为省立湖南工科大学，农科与原省立第二农业学校合并为湖南省立农业学校。

在湖北教育讨论会建议下，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公布了《湖北中等教育计划》。该计划打破从前的区域界线，在交通中心地点筹设或改组中等学校。计划在全省分设十个省立中学、十个省立女子中学。其中，省立一、二中和一、二女中设在武汉，三至十中和三至十女中分别设在襄阳、宜昌、荆沙、黄冈、钟祥、郧县、恩施、蒲圻等重要市镇。值得注意的是，一、二、三、四中学及一、二、三、四女中皆是多科性的高级中学，不仅学文学理，还有工、商、农、师范各科。如设在武昌昙华林的省立一中，有农、文、理、师范四科；设在宜昌的省立四中，有文、理、商、师范四科。这些中学都在一九二七年春季正式开学。

湖南发展中等教育的计划是：全省设省立高中一所，初中三所，分别由当时的省立高初中及高级男女师范合并而成，四校均附设师范科；全省设省立工业学校、短期农村师范、男女蚕桑学校、职业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各一所。

小学教育恢复得更快些。以汉口来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已办起市立小学六所，正在筹备者一所，办起市立初级小学二十所；立案的私立小学三十余所，准予注册的私塾三百零六所。武昌将全城分为七区，每区设市立小学一所，其地点分别在昙华林、都府堤、朱家巷、阅马场，洪景街、水陆街、两湖书院。黄冈县过去仅有公私学校百余所，现在已设立县立小学八所，县立初级小学十所，私立小学六所，私立初级小学四百一十所，受教育者达一万七千余人，超过以往四倍多。黄安县的公私小学更达到七百所。

秉承孙中山先生“扶助农工”的教导，武汉政府十分重视工农教育。《湖南行政大纲》明确规定：教育经费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用于工农教育。《湖北目前最低限度政纲》也提出要“特别注重农村教育”。

在湖北省总工会的领导下，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工人学校发展很快。当时的工人学校分两种，一种是工人补习班，早晨和晚间上课；一种是子弟班，白天上课。课程有识字、珠算、习字、常识、口语谈话、音乐、图画、手工、英文、数学、体操、演讲等。一九二七年三月开办的汉阳兵工厂工人学校，很快扩展至十二个班，学生达四百人。大冶钢厂工人学校包括子弟班两个、日夜补习班各一个、妇女班一个，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开学。截至四月底，武汉市的工人学校已达五十所，入学学习者五千人，教员一百三十人。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省工人教育的发展，湖北省总工会于五月八日成立了省总工会教育局，出版了指导工人教育的《工人教育局旬刊》。教育局计划到六月底，把各县的工人学校发展到六十五所，武汉市的工人学校发展到九十四所，每校平均六个班，每班学生三十人，总计达一百五十九校，九百五十四个班，二万八千六百二十个学生。^[68]为了培养工人学校教员，省总工会在汉口观音阁、大通巷、堤街开办了“劳工教师讲习所”，以刘身渔为所长。该所一面培养工人学校教师，一面研究编写各类工人学校教材。总工会还计划开办“高级教师训练班”，培养各工人学校及各地工人教育局、教育委员会主任。

与此同时，不少农村也办起了农民夜校、农民补习学校。如黄冈县便令全县公私立学校附设补习学校或平民读书处各一所。黄州、阳逻、团风、淋山河、回龙山等城镇先后办起了妇女补习学校或工人学校。总计全县参加补习教育的已达两千人。

湖北省和汉口市妇女协会分别在武昌、汉口开办了妇女补习学校和妇女平民夜校，“以救济失学妇女，灌输普通常识”为宗旨，课程有国语、常识、故事、唱歌等。

不少部队也注意士兵的文化教育。如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一九二七年一日十七日开办的勤务兵夜校，每晚八至九时授课，分三班讲授。以不识字者或稍识字者为甲班，识字较多而不能应用者为乙班，能看白话报及能写简单书信者为丙班。课本由教员根据学员情况编写，很受士兵群众的欢迎。

湖北省还计划普及义务教育，颁布了《实施义务教育计划大纲》。大纲估计，湖北全省人口约三千五百二十八万，学龄儿童以十分之一计，约三百五十二万八千，除已就学和汉口市内儿童不计外，失学儿童约三百二十万。计划以一九二七年为准备时期，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内完成全省的普及义务教育。^[69]

二、各类干部学校和训练班

武汉政府时期，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培养革命急需人才的各类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更是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种是培养军事、政治和其他具体工作干部的，如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班、湖北文官临时养成所、国民政府司法部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农政训练班、湖北省农村合作社人才训练班、中央妇女部短期妇女救护班等。一种是培养或训练党务、工运、农运、妇运、学运骨干人才的，如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人运动讲习所、湖北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训练班、湖北农民训练班、全国总工会高级劳动学校、湖北省总工会纠察训练班、汉口市妇女协会妇女运动讲习所、学生军事训练班等。现将主要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介绍如下：

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人运动讲习所武汉光复后，为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养成深明党义之工运实际人才”，举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前后办了两期，以及一期速成班，共培训工人干部四百多名。第一期讲习所由湖北省总工会主持，分设武昌和汉口两地，由林育南兼所长，许之桢具体负责，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学，次年1月毕业。接着，汉口特别市党部在球场街德华中学内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学员约八十余人，其中六十人为第一期结业学员，一月二十一日开学，二月二十四日毕业。由于湖北的工人运动发展很快，“各县需要有职工运动经验的人才甚切”，已结业的工讲所学员不能满足需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又从四月中旬起开办了第二期工人运动讲习所，招收武汉和各县市学员各一百二十名，所址改在汉口一三里（即同丰里，为纪念“一三”事件和收回汉口英租界而改名）九号，由省党部工人部长周延墉、市党部工人部长丁觉群、省总工会负责人许之桢共同领导。

工人运动讲习所以研究中国和湖北、武汉的工人运动为中心，组织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工运常识、政治历史知识。授课教员多是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如李立三讲授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国际职工运动、苏俄之现状、五卅运动、湖北职工运动的现状及其趋势、罢工的战术，刘少奇讲授工会组织法、工会技术工作、中国三次劳大，林育南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湖北总工会重要文件、集会与演讲、工会的教育与宣传、童工问题，许伯昊讲授湖北职工运动史、湖北工人目前的经济斗争，项英讲授工会与政党、二七纪念，张国焘讲授中国政治概况，陈潭秋讲授武汉社会状况，陆沉讲授工农联合。为使学员毕业后能够领导和训练工人纠察队，每周安排教授一小时军事学。工讲所特请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拨枪三百五十支、子弹二千六百排，以让学员进行军事操练和实弹射击。所以，工讲所被人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军官学校”。工讲所学员经过短期培训，思想觉悟、工作能力、文化水平都有显著提高。结业后，一部分派往武汉工人纠察队担任中下层领导，一部分派往各县发动和组织工人，一部分则被选送到苏联学习。像黄火青、帅孟奇、杨光华等学员，以后都成了共产党的骨干，成为为工人解放而斗争的战士。(www.xing528.com)

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训练班目的是培养宣传与组织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妇女党务与政治人才，由宋庆龄兼任班主任，沈仪彬为教务指导员，陈群（后为刘清扬）为校务管理员，校址在汉口四维路五号。该班学员共百余人，其中二十人为上海学员，均有中学毕业或相当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的开学典礼上，宋庆龄指出：“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号召广大妇女不仅只做小家庭的贤妻良母，还必须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为革命大家庭贡献力量。^[70]训练班着重党务及政治训练，主要课目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总理历史（指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中国国民党重要训令宣言及决议案、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妇女运动、女权运动、侨民运动、最新法制、经济学，担任讲授的教员有于树德、恽代英、彭学沛、沈仪彬、张太雷等。在六月十五日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刘清扬号召大家“认清革命与反革命的道路，切勿误入歧途。”学员代表也表示：“出去参加革命工作，必本着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总理遗嘱去努力，必很勇敢地到军队中去，到农村里去工作。”

湖北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起先后办了两期，地点在武昌平湖门，校长为省党部常委钱介磐，董用威、恽代英、陈潭秋、李汉俊、张太雷、彭泽民、施存统、马念一、邓初民等都兼任过教授。课目分设政治、军事两大类。政治课主要讲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基本知识，国内革命历史等。军事课主要搞基础科目训练，全校学员编成一个总队，下设三个队，每个队又分设三个分队，还有一个女生队，总队长、队长都由黄埔学生担任。每个学员都发有枪，既护校，又参加维持社会治安。第一期学员共三百人，都是各县经国民党党义和工作经验的考试后录取的，三月二十九日结业后，被分配到各县担任党务工作，也有充任农协特派员的。第二期于五月十日开学，学员共二百多人。这期的开学典礼上，董用威、钱介磐号召入学学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党的指挥和训练，毕业后到农村去扶助农工，铲除一切封建势力；到军队中去与武装同志一道战斗，不怕牺牲；到会党中去做宣传工作。开学不几天，夏斗寅叛军逼近武昌，学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加了党员志愿兵团，和中央独立师一道奔赴前线，为保卫革命根据地武汉做出了贡献。

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班目的是培养各军政治部的宣传干部，地址在武昌水陆街杨泗堂。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开学，学制四星期，学员三百多人，皆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力的。课程也包括政治和军事两大方面。政治教育课程有恽代英讲的国民革命概论、宣传与煽动，邓演达讲的党军历史及其组织、党的组织问题，李达讲的社会进化史，廖乾五讲的军队中政治工作，陈启修讲的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侵略史，陈其瑗讲的三民主义，陈克文讲的农村工作，罗章龙讲的国际职工运动，李立三讲的劳农运动，施存统讲的社会主义，陆沉讲的中国农民问题等。军事教育以训练具有简单军事知识及技能，使能在军队中工作，必要时能武装参加战斗为宗旨。

湖北文官养成所根据《湖北文官临时任用条例》创办，所长先为张国恩，后为何翼人，教务主任邓初民，事务主任喻育之，所址在武昌罗祖殿街。入所学员必须经过三次考试，第一试发挥党义论文，第二试行政策问、国民政府现行法令、地方自治、草拟会牍，第三试就第一、第二试科目或其经验设题口试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开学，六月二十八日结业。毕业典礼上，省党部常委钱介磐勉励学员们到乡村去实行党的民主政治，切实扶助农民运动，建设真正的廉洁政府。七月一日，该所改名为湖北行政人员训练班。

司法部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是国民政府司法部为培养法官而举办的训练班，地址在武昌大东门外旧博文书院内。规定现任法官或有法官资格及曾学习法律学三年以上并有毕业证书者，方可报名应考。该班于三月六日开学，六月十九日结业，有学员百余人。班主任为潘震亚，教授有李汉俊、陈石孚等。

湖北农民训练班学员系湖北各县选送的农民，准备加以训练后，作为全省农运干部人才。省农协执委刘子谷为该班主任，班址在武昌粮道街。各县学员送来不久，恰逢夏斗寅叛变，全体学员乃向省农协请缨杀敌。省农协接受大家要求，将第一批学员二百人送往武汉中央军校训练，以便听候调遣。接着又送去第二批一百八十人。到六月一日，该班才正式开学，聘请的政治教官有谭平山、郑超麟、陈克文、李汉俊、张国恩、董用威、张太雷等人，并以公培元、崔更生为大队长，对学员进行政治及军事训练。“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该班二百多名学员，从武汉到九江，加入了贺龙新编的第三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三、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在武汉政府时期兴办的各类干部学校中，最为突出和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已介绍）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一所培养国民革命军军事政治人才的高等军事院校，是黄埔军校的继续，也是武汉政府时期一个重要的军事、政治部门。

黄埔军校原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北伐出师前，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已在广西南宁和广东潮州设立军分校。北伐军光复武汉后，又决定在武昌筹设政治训练班，准备招生五百名。十月十六日，以包惠僧负责的训练班筹备处正式成立，预定的政治主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有郭沫若、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李汉俊、陈潭秋、项英、陆沉、彭泽湘、郭冠杰等人。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改政治训练班为中央军事学校政治科，以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为校址，让设在黄埔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政治科学员来汉，并着手在武汉招收一批新学员，政治科主任由邓演达兼任。同时决定在长沙设立黄埔军校第三分校。

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黄埔前四期学员已经毕业，第五期学员举行了开学典礼，第六期入伍生也相继进校。第五期分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五科，共六个大队，学员总数为二千六百二十人。十一月三十日，政治科学员五百余人奉命从广州出发，于十二月初到达武昌两湖书院校址，开始了新的学习。与此同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于十一月一日在武昌成立了招考委员会，以邓演达为主席，郭沫若、李明治（一氓）、彭漪兰、王法勤、杨树松、王乐平、陈公博、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等为委员，负责招考新学员。招考委员会因招生人数有限，原来只派人到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奉天等处设点报名并进行初试。但因当时大革命洪流汹涌澎湃，武汉已成为全国男女青年向往的革命中心。全国各地有志于革命的热血青年，奔走相告，踊跃报名。河南、安徽、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热河等地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遴选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负笈来汉，参加考试。初试考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考国文并测验党的常识及政治常识，检查身体。计先后初试、复试各五次，初试生共六千余人，最后录取了九百八十六名男生，一百九十五名女生。^[71]一批未被录取的青年，经过考试，进入了设在南湖的总司令部学兵团。

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五期炮兵科八百多名、工兵科四百多名学员陆续从黄埔和江西来到武汉，进入武汉军校学习。这样，武汉军校已不是单纯的政治科，而是拥有政治、炮兵、工兵等科的综合性军事院校了。一月十九日，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改中央军校政治科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和党代表名义上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实际主持人则是代校长邓演达。陆续任命的教育长、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为张治中，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为周佛海，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军事总教官为蓝腾蛟。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校址举行开学典礼，驻在南湖的总司令部学兵团也一并参加。武汉军分校的学员近三千人，包括黄埔来的第五期炮兵、工兵、政治大队、新招的入伍生总队以及女生队。^[72]世界各国和中国历史上曾有女子参加战争的先例，但在军事院校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在中国历史上是创举，世界历史上也罕见。当时因校舍狭小，工兵大队迁驻大东门外华中师范旧址，炮兵大队驻平湖门外旧骑兵营，女生队驻与两湖书院仅一墙之隔的两湖中学，只政治大队和入伍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大队驻两湖书院校址。

二月十四日，武汉军分校正式上课。按照军校教育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提出的“军事科加紧政治训练，政治科加紧军事训练，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原则”，规定每日上课七小时，炮兵、工兵两科每日一次政治课，政治科每周十四次政治课，其余为军事课；入伍生各队每日一次政治课，两次学科课程，两次术科课程。担任军事教官的有杨树松、徐向前等人。政治课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等。先后担任政治教官的有李达、沈雁冰、李汉俊、张秋人、陈启修、章伯钧、樊仲云、许德珩、袁振英、吴文祺、吴企云、区克昌、董光孚等人。为了反映学员的学习、生活和斗争，从开学之日起就创办了《革命生活》日刊。军校政治部管辖的“血花剧社”一度接管了汉口最大的游乐场所新市场，改其名为“血花世界”^[73]，在那里演出各种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节目。每逢星期天，学员们组织的街头宣传队还到武汉三镇进行革命宣传，很受武汉人民的欢迎。

三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就军校的性质和体制进行了讨论，确定把军校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根据这个精神，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吴玉章提议：鉴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已迁武汉，武汉军校应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本部，取消分校名称，提议获得一致通过。蒋介石被革去校长职务，改由谭延闿、徐谦、恽代英、邓演达、顾孟余五人组成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委员会，以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三人为常委。^[74]由于谭、邓、徐、顾都系兼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三月二十七日正式更名并改组后，实际上由恽代英主持全面工作。

三月底起，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总司令部学兵团内部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拥护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受到沉重打击。张治中辞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所兼各职以及学兵团团长职务后，国民党中央决定解散学兵团，将经过甄别的一千三百余名学兵编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入伍生，按考试成绩分成步兵、特务各一队。武汉中央军校将工兵科和炮兵科学员均迁入南湖学兵团驻地，在那里设立中央军校二部。侯连瀛、杨树松接替张治中，分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学生总队长。不久，反动分子周佛海也逃离武汉，他的政治部主任一职由施存统接任。五月七日，从黄埔来的第五期政治大队第一队学员学习期满，毕业后分配到各军。在此前后，黄埔军校和长沙第三分校学员因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和湖南“马日事变”，辗转逃来武汉中央军校，仅黄埔军校来的朝鲜籍学员即达一百五十人左右。^[75]同时，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和省农协农民训练班又送来数百名学员，武汉中央军校臻于极盛，学员一度达到四五千人。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是武汉政府强有力的工具，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维护党权运动，讨蒋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夏斗寅叛军逼近武昌时，军校学生于五月十八日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部队将敌击溃，使武汉转危为安。接着。中央独立师又西征杨森，为解除武汉西面的威胁做出了贡献。在这些斗争中，建立在军校各大队、队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部、小组，起了很大作用。不少学员因在斗争中勇敢、坚定，表现突出，而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六月下旬，中央独立师西征凯旋后，进行了改编，“计共编成步兵三团，外机关枪一营、炮兵一营、工兵一营，所有各团营长官均已委定，第一团团长为张鸿儒，第二团团长蓝腾蛟，第三团团长史文桂。”由于该师主要领导人恽代英、施存统等都是共产党人，官兵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很多，“对于主义认识最深，必能为主义效死”，改编后“定可成为无敌之部队”^[76]，因而当汪精卫一伙准备“分共”、背叛革命时，急欲解除这支革命武装。六月三十日，他们断然命令撤销中央独立师建制，让军校学生重返校园。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打倒中央军校的赤子赤孙”的反动叫嚣。

中国共产党中央十分重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支革命力量。在革命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曾告诫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以自己手中的武装与反革命周旋。他还派陈毅接替李鸣珂到军校从事共产党的专职工作，配合恽代英做各种应变准备。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有计划地转移到叶挺、贺龙部队；一批党团员疏散到各自的家乡，作发动和组织武装暴动的工作；还有一批人被派往苏联学习。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开始对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动手了。七月十八日，第五期学员，包括机枪、炮兵、工兵各一连、步兵四连共八百多人，被迫毕业离校。几天以后，汪精卫、唐生智又派何键、李品仙率部包围了在武昌洪山进行军事演习的武汉军校其余师生，妄图一网打尽。由于张发奎与唐生智、何键等人的矛盾，加上张发奎也想掌握这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因而制止了何键等人的围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以杨树松为团长、季方为参谋长，编为四营，共一千七百多人，全部移驻南湖营房。^[77]

从此，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便不存在了。但是，在这个革命熔炉里锻炼出来的数千英雄儿女，如罗瑞卿、许光达、程子华、陈伯钧、钱瑛、游牺、赵一曼、危拱之、胡筠、黄杰、张瑞华、王亦侠、宋绮云、彭镜秋、臧克家等，却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