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史：经济设施发展与京汉路交通恢复

一、恢复交通邮电

武汉政府在军事、政治、外交等各项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也十分注意内政方面的各项设施。

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时，口号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国家。长期呻吟在帝国主义、军阀苛政下的广大群众，把北伐军视为解民倒悬、救民水火的王者之师，所过之处，皆箪食壶浆，竭诚相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湖北省政府）确实不同凡响。一段时间里，他们支持工农群众清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解除群众所受的痛苦。他们曾设想了一些兴利除弊、为民造福的计划，力图恢复和发展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弄得凋敝不堪的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

当时，百废待兴，经济问题成堆。武汉政府首先把恢复与发展交通的问题，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交通关系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因为它直接影响军事运输，关系战争的成败。早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广州联席会议通过的《国民党最近政纲》里，就明确提出了建筑铁路、修筑公路、整治河道、建设新港等任务。^[1]

国民政府最初仅设四部，交通部便是其一。当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汉，并派员先行赴汉筹备时，即任命孙科为交通部长，让他到武汉统筹全国的交通、邮政、电信。国民政府在汉办公后，交通部扩充为八处，按铁路、公路、航运、航空、邮政、有线电报、无线电通讯七个方面，着手调查情况，起草计划。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份，计划大体编就，各项建设也陆续在进行。

关于铁路方面，北伐军光复武汉后，由于军阀的阻挠和破坏，京汉铁路一直不通。这不仅阻塞了武汉与华北、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也直接影响到北伐军的北进。因此，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便决定：“由交通部设法恢复京汉路交通，与有关系各方接洽。”^[2]经过一番努力，武汉至河南郾城段铁路终于打通。从三月一日起，汉口大智门与郾城间每日对开四次客车。第二次北伐胜利后，火车又通到了郑州。考虑到军事运输频繁，铁路收入减少，武汉政府特别组织“京粤汉军事时期临时运输委员会”，给京汉路和粤汉路的湘鄂段，每月补助运兵费二十五万元，使两路得有余力从事整顿。京汉路原由第八军管理，后交给交通部。交通部为杜绝军人侵占铁路收入之积弊，维护交通秩序的正常进行，三令五申，禁止伤兵揽客、军人干涉路政。又裁减冗员二百余人，每月节省薪支一万余元，每月收入也从二千五百元增至五六千元。^[3]株萍铁路关系安源煤矿的运输，过去问题甚多，漏卮不少，交通部将该路合并于粤汉铁路湘鄂管理局，裁撤闲散人员，整顿路政，使其面貌有所改观。交通部又把位于广东西江的广三路和位于广东东江直达九龙的广九路合并管理，使广三路石围塘站、西濠口站直驶至广九路大沙头站，方便了行旅、节省了时间和路费，并废除与铁路工作人员无关的长期免票，从而扭转了两路原来的亏损局面。过去积弊最甚，濒临破产的南浔路，情况也在好转。

完成粤汉铁路，使其与京汉铁路相接成纵贯祖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一直是孙中山先生关注的事业。本来，修筑粤汉铁路的事，19世纪末年便已开始，但直到一九二六年，南路从广州仅修到韶关，北路从武汉只达到株洲。交通部按《国民党最近政纲》中关于“建筑铁路，特别注重粤汉路之完成”的要求，拟定了三年内筑成全长四百五十余公里的株韶段，使湘鄂段与广韶段相接，完成全长一千余公里的粤汉铁路的计划。计划预计费用为六千万元，原则上由财政部特设费下照拨，如财政部暂时拿不出钱，则由二五附加税收入、发行公债或借款解决。如仍有不足，则由粤、湘、鄂三省筹集，同时设法以英国的庚子赔款（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规定给英国的赔款）充筑路经费。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底，由渌口经衡阳、耒阳、郴州到星祠岭的全长三百一十多公里的一段，已测量完毕，准备先行建筑。交通部还拟将南浔路延长至萍乡，使与株萍铁路相接。延长线长二百七十多公里，已派技师前往测量。^[4]

关于公路方面，宋庆龄、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徐谦等从广州赴汉时，是从广州乘火车到韶关，然后取道南雄入赣，再从九江乘船到达的。行进途中，他们发现广东北江与江西南部一带经济贫困，文化落后，认为必须要首先解决那一带的交通，才能使那里的面貌改观。因此，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了“建筑韶赣公路案”，限交通部于一九二七年内完成。^[5]韶关至赣州这段公路全长约三百一十余公里，为历代交通要道。交通部将全路分为五站，每站派一测量队前往测量。到一九二七年三月，赣州至粤边一段，已由江西省国道局测量完毕。交通部还规划建设东至潼关、西达平凉的陕甘国道，确定在新路未建筑前，先补修旧路。同时把广东公路规划为四大干线，全长近二千五百公里。湖南也计划修整洪山到宝庆、锑石到衡阳的两条公路。

关于长江航运，北伐军逼进武汉时，孙传芳即下令扣留招商局船只，断绝沪汉交通，招商局因此被迫宣布停业。国民政府迁汉后，交通部一面请北伐军保护三北轮船公司的长安、德兴、醒狮三轮继续航行，一面鉴于招商局长期管理不善，问题甚多，乃组织专人清查其账目和财产。将逆产收归国有，对属于商人的正当股本，则加以保护。规定在此清查期内，该局所有船舶、码头、栈房、地产及其他财产，不得擅行抵押、变卖或转移。沪宁光复后，即让招商局的江庆、联益、利济、快利等轮立刻通航，恢复沪汉交通，除给这些轮船发给行驶执照外，并咨令各军沿途保护。对于武汉至湖北各地的航运，拟定了治标办法：一是恢复原有航线，其中包括汉口到黄冈、鄂城线，汉口到安陆、襄阳线，汉口到嘉鱼、新堤线，武昌至汉阳、汉口至汉阳线等；二是修理原有船只，船上增设座位，务令各人有座，不致雨漏风侵；三是修整码头，设置栅栏分别上下路径，派警察维持秩序；四是规定军警穿制服乘船，可享受半票待遇，如未穿制服，则收全票。交通部严格规定，往来长江、汉水的商轮，必须到武汉政府交通部注册，不得沿用北京伪政府交通部执照。在未正式收回外国轮船在中国内河航行权以前，令海关通知外轮，必须在武汉政府交通部注册领照，方可由海关颁发航行证，改变了过去外轮只凭主管领事给照便可向海关领证航行之弊。交通部还颁发了航运业专门人才资格条例，并先将国内现有专门航运在职人员甄定资格，发给执业凭证。

关于航空事业，重点解决武汉至广州间的空运。武汉经衡阳到广州的航空线长达一千余公里。因为当时飞机落后，往往因浓雾而阻滞行程。有鉴于此，交通部拟定扩建广州、衡阳间的西风渡陆机场，并于衡阳、耒阳附近择地增建水机场一处，以作水陆机往返之中心。还计划在郴州至乐昌一带十余处高山顶设大规模白色丁字符号，帮助飞机辨别方位。

关于邮政，交通部首先抓了收回邮政主权的事。过去，中国各省区的邮务长，都由北洋军阀政府聘用的外国邮务总办委任，不少都是外国人。交通部令湖北邮务长通知北京邮务总办，今后武汉政府辖区各省的邮务长，须由武汉政府委任。原已委任的，必须由武汉政府加委，方能行使职权。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政府辖区所有各省邮务长，已由交通部重新任命，他们是中国政府任命的第一批邮务长。交通部还要北京邮务总办将一九二六年度全国邮政盈余款项，详细列出，并立即解归武汉政府，以改善邮务工人生活和进一步发展邮政事业。其次，在邮政业务方面，武汉政府也有一些建树。所辖各省的邮票，已统一规定式样，重新印发。从前印就的邮票，须加盖武汉政府的印证，才准通用。战争期间，各地邮政汇兑业务多受影响，现决定克日恢复所辖区域的邮政汇兑，同时筹办航空邮政。北洋政府曾将平信邮资增加为每封四分，现在又恢复了每封三分的旧制。为便利不识字群众的通信，准备在各邮政局添设专人，代人写信。再次，交通部已经着手筹办邮政学校，培养经过政治训练，又懂邮政业务的人才。

在有线电报方面，鉴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电报线路年久失修，经常断阻，交通部特派人对武汉政府辖区内的线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确定整理以下各线：一、粤汉线，由广州经韶关、南昌、九江以达汉口，已派人逐段查勘，切实大修；二、南昌到衢州线，因军事需用甚多，特令江西电政监督加挂一线；三、沪粤线，已经断阻多年，不得已由香港转递，又受英帝国主义的扣留稽查，现在令广东电政监督查修广州至韶安一段，福建电政监督查修韶安经厦门至福州一段、经浦城至浙江一段；四、陕汉线，德安至樊城一段，由湖北电政监督加挂一线，老河口经紫荆关、龙驹寨至西安一段，已派工程员由武汉运去材料，前往修理；五、汉渝线，因军用电话影响报务，现商准撤去电话，恢复汉渝直通电报；六、鄂桂线，由武昌经长沙、衡阳至桂林，已派员前往衡阳查勘，以备兴修；七、湘黔线，由长沙经常德至贵阳，黔境已开工，湘省也已派人至常德查勘；八、粤汉二线，令在韶关至坪石，坪石至郴州各加挂一线，使广州汉口间通报，除经江西外，并可经湖南而达。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交通部在汉口召开了电政会议，到会代表包括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六省电政监督与工会代表，做出了以下四项决定：一、拨款修理线路，各省新加修路费五十万元，黔、陕、甘三省应修线路，筹拨三十万元；二、确定官电收费，由于官电、军电拥挤，影响了商业电报，确定官、军电以后一律半费收现，以兹限制；三、工人加薪，规定工资在六十元以下的电务员生、司事、工匠、信差，每月加薪十元，局内杂役，每月加薪四元；四、裁汰冗员，包括冗滥重叠之闲职、不办事而支薪者、挂名支薪者、无事可办者、有重大过失者、无办事能力者、人浮于事者等。为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武汉政府特别公布了《新闻电报章程》，准许国内新闻电报与急电同等待遇。

关于无线电通讯，北洋政府曾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真空管无线电机三台，以改装北京、吴淞、武昌三电台，准备建立一个三角通讯网。后因战争关系，北京、吴淞两台已装竣，武昌一台还未装设。武汉政府决定将该机运往武昌，并派工程师负责安装。广州南堤原有一个电台，现又建成北校场电台工程，开始与武昌通讯，并能与菲律宾、爪哇等地联系。汉口电报局另挂电线直达武昌，以便在汉口也能收发无线电报。汕头、福州的无线电台，也派人进行了修理。交通部计划在全国四十四个重要军事重镇添设电台，其中南昌、南宁、西安、重庆、长沙、杭州六座先行建设。又计划在武汉政府所在地及繁华城市设立广播宣传无线电台。为此，除派员赴上海购办无线电机十一座外，并拨款三万元筹设无线电机制造厂，制造广播机器以及无线电台零配件；开办广州、汉口、上海三处双工直达无线电报并试办沪汉长途无线电话；确定拨款七千元在汉口开办值报人员养成所，招收中学以上毕业生，学制半年，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三月十四日，武汉政府公布了《无线电收发商报章程》，采取措施方便商民自由通讯，从而促进商业的发展。当时，国际无线电讯会议准备在华盛顿召开，武汉政府积极筹备派人参加，并准备在会上提出外国人在中国私设的数十处陆地和水面电台，侵犯了中国主权的问题。

二、发展农工商业

武汉政府在恢复与发展农业、工业、商业方面，比起交通邮电事业来，相形见绌。国民政府在汉办公时，没有设立一个具体负责经济建设的部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在决定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卫生等部的同时，增设实业部，并以孔祥熙为部长。但直到武汉政府解体，这个部始终未建立起来。因此，整个武汉政府时期，没有一个统筹全国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计划，经济建设问题始终没有提到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在武汉政府所辖省份中，湖北、湖南对发展实业的问题，比较地重视一些。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提出的《湖北目前最低限度政纲》规定：“湖北省政府应尽力整理省有生产机关，规定奖励实业之切实办法，改良市政，恢复交通，以利商旅，尤须速筹水利的款，修复已溃灾垸与加固未溃堤防。”还“应采取适当步骤奖励国货及土货之输出，并铲除关卡税局之一切积弊，同时希望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之商人与政府合作，以迅速达到此目的”。^[6]湖南省民会议通过的《湖南行政大纲》也规定要筹办劝业银行，促进农工商业的发展；提倡国货，保护商业的发展；疏浚河湖，督促各县乡整顿农田水利；发展并整理各公矿，奖励私人矿业；设立地质调查、土壤分析及昆虫研究等机关。^[7]在这些政纲或大纲的指导下，各省也陆续计划和兴办了一些建设项目。

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都设立了农业、林业等局，具体筹划本省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湖北省农务局以武昌、宜昌、襄阳三地为中心，将全省分成鄂东、鄂西、鄂北三个农区，分别掌管本区内的农事、蚕桑、棉茶、畜牧、水产等事务。省农务局在作物品种的调查、征集、交换及改良，病虫害之驱除、预防及标本制作，农产品制造、耕地整理、农具改良、气象观测等方面，不断给各农区以具体的指导。为了取得直接的生产经验，省里接管和兴办了一些试验场，包括湖北农桑试验场，汉阳黑山农林试验场、襄阳农事试验场、荆州第一棉业试验场、钟祥第二棉业试验场等。湖北省林务局专门设立了森林保管处，负责保管全省的森林资源。为打破土豪劣绅对农村经济的控制和封锁，湖北省发展了农村合作事业，黄冈县办了大小数十处，规模大的，基金竟达万元；该县还在筹备设立一所使用合作社，俟政府批准，即可正式成立。蕲春消费合作社虽只一处，但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无异一家百货商店。^[8]为配合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湖北省政府在武昌粮道街开办了“农村合作社人才训练班”，学员共四十人，由各县选送，班主任为郭树勋（述申）。江西省农业局计划一年内在全省兴办稻作、园艺、茶业、棉业、蚕桑、昆虫六个试验分部。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准备在南昌、新建、吉安、万安、永新、萍乡六县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事业的情况，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在修筑堤防，发展水利事业方面，湖北规划得具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湖北地处长江、汉水汇流的地方，每当春夏洪水暴发，沿江一带的堤防经常被冲溃。以往的湖北省当局也说要修堤防，向人民不知搜刮了多少次筑堤费、水利捐。但委任的督办，多是贪官污吏，督办所用的人员，尽是土豪劣绅及其爪牙。平均每年收的水利捐费，总有数百万元，实际用于水利的，不过其中的百分之几！以致年年收堤捐，年年说筑堤，年年要淹水。江汉平原几乎年年闹水灾，成了著名的“十年九不收”的地区。一九二六年上车湾堤溃，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天门、汉川、汉阳、嘉鱼、荆门等县一并付之汪洋，淹死的人成千上万，几百万人背井离乡。沔阳七百二十一垸，除个别逃生者外，几乎是阖村阖家俱没。因此，堤防水利问题，关系到湖北三十余县，影响一千万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了“无堤工则无农运，无堤工则无政治”的口号。^[9]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一面着手救济灾民，一面责成省水利局调查全省堤防情况。经过调查，省水利局在局长詹大悲的领导下，确定武汉附近各堤闸工程及各县灾区溃堤及特殊险要工程，由局派员分途勘察修建。另在黄州、沙洋、郝穴分设汉黄、襄河、荆河水利分局，具体指导长江由武汉至黄梅一段，汉江、长江在荆州一段的水利、堤闸等一切修防事宜。计划的重点工程有长江车湾堤、简家湾堤、汉黄堤、黄梅马华堤以及钟祥的四三堤等，估计用费约三百四十七万余元。这时军需浩繁，财政奇紧，为了筹措这笔款项，有关方面确实费尽了心力。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议决将武汉海关江汉关所收附税拨出为堤工费，又将北京赈务督办转至华洋义赈会拨付湖北赈款，“以半数交水利局修堤”^[10]。在北京的海关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到汉后，武汉政府特意找他到外交部谈话，准备提取给俄国的庚子赔款修筑湖北境内堤防。一般修堤要赶在水枯后的冬初开工，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乃先拨十万元给省水利局，责令抓紧时机进行。(www.xing528.com)

打开砖桥，整治车湾堤，是当时最大的一项堤防工程，也是武汉政府时期进行的最大一项建设事业。砖桥原系长江古道，距天硪洲不过四华里。后因泥沙堆积而淤塞，江水因而改道上车湾，在弯曲的水道里流达一百三十余里。由于水势不通畅，旋转急流，向车湾急射，故易溃决。车湾堤成了荆江最为险要、水患最多的地方。其实，砖桥古道长宽不过四里，如果打通，不仅可使车湾江堤确保无恙，也可缓和汉口张公堤以及汉黄堤的压力，将大大减少地跨湘、鄂两省的荆江一带的水患。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为此与湖南省政府进行了协商，组织了几万劳力趁枯水季节开工。另外一项较大的堤防工程是马华堤，由湖北的马口、武穴经江西的湖口、彭泽至安徽的华阳，长达百余公里，跨鄂、赣、皖三省的六七个县。湖北省已委梅介卿为总办，由三省筹款十二万元，开工兴修。还有樊口堤，关系武昌、大冶、黄冈、鄂城四县，过去曾筑过十三次，旋筑旋溃。后决定开月河，建南北两闸，因经费无着，半途停工。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决定与武、黄、鄂、大四县党部组织“樊口堤闸委员会”，一面清理以前账项，一面完成未竟工程，如疏通长港至南闸水道、掏北闸积水出薛家沟淤塞处，修滑坡、添矶头等。钟祥四三堤、汉阳鹦鹉洲堤、汉口张公堤等，也进行了加固、加高的工程。据詹大悲一九二七年六月报告，当夏初洪水到来以前，原计划的堤工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只有马华堤因江西、安徽两省尚未将款交齐，而未完工。^[11]

工矿业方面，在恢复萍乡煤矿的生产和整顿湖北官矿署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包括汉阳袁家湖的两个铁厂、大冶的铁矿和萍乡煤矿。在此以前，因为管理不善，亏本甚巨，铁厂与铁矿均已闭厂停工。萍乡煤矿在反动派镇压安源工人运动、惨杀工人领袖黄静源、将全矿一万二千余工人以武力驱逐出境后，也随之关闭，且一辍而难以复振。北伐军光复江西时，该矿直井已塌三分之二，各处材料机器，或锈坏或被窃，损失严重。任此下去，该矿必将彻底废弃，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极坏的影响。有鉴于此，江西、湖南两省党、政、军、群各界特别组织了“维持萍矿运动委员会”，一面去电在上海的汉冶萍公司负责人，促其让萍乡煤矿复工，一面派安源煤矿总工会委员长刘义、湖南各界代表郭亮、华鄂阳到武汉，向武汉政府请愿筹款开工，救济失业工人。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开始，该地党部和工会遵照武汉政府指示，与矿务局合作，自动地恢复生产，开始采煤。当时复业的工人有四千一百多人，每日可采煤七百吨。汉口“四三”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封锁武汉，原来每月行销武汉的几万吨东洋煤不再运来，使武汉出现了煤荒。武汉政府决定把萍乡煤矿改为官商合办，由政府筹款十万，商人筹款二十万，以便尽力开发，恢复与扩大生产。当时估计，萍乡煤矿如能正常采掘，每日可出煤三千吨，超过原来日产两千吨的水平。^[12]

湖北矿产丰富，国有矿产收入向为全省财政的一大来源。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任官矿署督办，皆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之徒，内幕黑暗，亏空累累。一九二六年二月至九月的督办为孙武，在任半年有余，一事未举，反欠东亚公司债务七万元。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以詹大悲兼任湖北官矿局局长，他大力扫除官矿原有封建恶习，裁汰冗员、杜绝贪污，将每月日常开支减至一万五千元上下。在任三月，仅售交东亚公司矿砂即达三万一千余吨，计洋十一万元。除偿还所欠东亚公司七万元债务及其他支出，尚存矿砂二万余吨，盈利三千八百元，使湖北国有矿山的面貌大为改观。^[13]

湖南也在积极开采水口山的铅矿，锡矿山的锡矿，永兴、耒阳一带的煤矿，郴州、桂阳等县的锑矿，平江、会同的金矿，宝庆的铁矿，并拟添设纺织厂，筹办较大规模的织造厂。

商业方面，为促进交换与贸易的发展，湖南省实业厅准备对制造磅、天平、秤、戥、斗、升、尺、皮尺及所有度量衡器的作坊、商店，进行详细调查，然后将权度式样分发各坊店，着令依照制造，把度量衡统一起来。湖北正在筹建国货商场，计划规定：凡全国各地商品，经该场评定者，皆可陈列出售，价格由商人与场方协定标明。对在场内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的工商业主，呈请政府奖励。政府也可出资直接经营场内各业，私人愿与政府合股经营者，利润分配可以从优考虑。商场还可代购代订全国著名产品。筹设商品陈列馆、商品检验所，定期举办国货展览。创立商业讲习所，招收有初中毕业程度的青年入学学习，培养商业专门人才。

三、市政的规划与建设

对于城市市政，武汉国民政府和各省、市政府都有一些设想或规划，有的还进行了初步的整顿或建设。

武汉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和全国革命的中心，其市政建设的状况，不仅在观瞻上给人以影响，也有政治方面的意义。因此，国民政府十分重视武汉三镇的市政建设。一九二七年元旦，国民政府一方面宣布在汉办公，一方面决定把武昌、汉阳、汉口合为一市，设立统一的武汉市政府，由国家每月补助三镇市政建设费三万元。^[14]

武汉政府设想了一个建设新武昌、把武昌变成“为一般贫民所享受，为一般贫民所希望的”城市的规划。他们认为，武昌城内街道狭窄，人口过分集中，应该向城外发展。大致范围为东至洪山、卓刀泉，北至徐家棚、沙湖，西南至白沙洲。按照规划，旧城内为政治区、教育区；下新河一带划为工业区，那里已经有了一些工厂，自来水厂也将要建在那里；旧商埠局各地，为商业区；住宅区建在沙湖、卓刀泉一带，贫民住宅区就在小沙湖附近，由武汉政府用既卫生又经济的办法，出资建筑。为了建设新武昌，首先要拆除都市发展的障碍——武昌城墙，修筑环城马路，修筑徐家棚经武胜门、望山门、王惠德桥达白沙洲，汉阳门经抚院街到卓刀泉，自文昌门、保安门北至阅马场、南到南湖的马路。为让长江上往来的轮船能在武昌停泊，打算在徐家棚和天兴洲修筑轮船码头。

拆除武昌城垣，是武昌光复后就决定了的。陈嘉谟、刘玉春凭借武昌城墙顽抗，使北伐军遭到重大伤亡，也使城内人民吃尽苦头，广大军民一致要求拆除它；同时，为方便行人往来、扩展城市，建设新武昌，也有必要废弃这个多余之物。因此，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布告：“为扫除封建时代之息壤”，决定拆除武昌城垣，并以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汉阳门城墙的拆除工程最早动工，由政府招商承拆。与拆城同时进行的是修复已崩塌的武昌洞，修补街上的马路。计划在城墙拆除后兴建四条马路：由汉阳门沿江修马路一条，由望山门街修马路一条直达鲇鱼套车站，由阅马场修马路一条出大东门至洪山，由武圣门街修马路一条先至琴园、以后再延伸至徐家棚车站。对于当时武昌的市内交通和市容，拟定了七条整理办法：安设各区路灯，以便照明，便利行人；恢复各区电话，以收交通敏捷之效；加宽轮渡码头舢板，以保乘客之安全；制作铁质标语，悬挂通衢，以新耳目，而资观感；悬挂街巷门牌，以资识别；筹设停放人力车场，规定车价表，以免阻碍交通、勒索争执等事情；取缔独轮小车，以免损坏路面。^[15]武昌竟成股份有限公司，因资金困难，面临停业的危险。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考虑到武昌为“省会之区，军民两政机关林立”，一旦停电，不仅妨碍政务设施“且于省会治安亦时时发生影响”，特别指示省财政部门每月拨洋四千元，以维持竟成公司的电力供应。^[16]

武汉国民政府和汉口特别市政府同时制定了把汉口建成全国最大商业中心的计划。当时，从六渡桥到怡园一段的后城马路（后改名为中山大道）是汉口最繁盛的街道，商贾云集、商店众多。但这条长达九百三十五米街道的石渣黄泥路年久失修，凹凸不平，影响交通，妨碍商业交往。汉口特别市政府决定将它翻修，改为水泥路面。整个工程采招商承包方式进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招标，二月二十一日开始施工。张美之巷的马路也在进行改建。

为了沟通武汉三镇的交通，航政局武汉轮渡处规定：由武昌平湖门至汉阳东门，每日至少应有小轮一只；由武昌董家坡至汉口清佳楼，每日至少应有小轮三只；由武昌上码头至汉口一码头，每日至少应有小轮四只。另备小轮四只，以备水急人多时增加补充，以及修理顶班。

南昌为江西省省会，于一九二七年元旦成立了市政府，发表了一个关于市政建设方面的宣言。宣言包括工务、财政、公安、教育、公用、卫生六个方面。在工务方面，计划有拆城扩地，以利交通；浚湖修沟，以导水利；建设市场，以广懋迁；开辟公园，以陶性格；取缔违章建筑，以策安全；划分城市区域，以期系统等。

湖南省政府确定了在长沙、衡阳、株洲等城设市的计划，重点解决这些城市的交通、卫生、教育、公安、公用事业等设施。

武汉政府存在的一段时间里，局势一直十分动荡：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叛乱不断，外面又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干涉、威胁和破坏。军书傍午、戎马倥偬之际，他们没有冷静地坐下来全面考虑国计民生问题，制定出一套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科学计划。有的虽有所设想和计划，也多停留在口头上，或者仅是一纸具文。因此，武汉政府时期的经济形势总的说来是严峻的，并对武汉政府的终结、大革命的失败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武汉政府和各省政府毕竟也还是设想和制定了一些经济计划，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