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
汉口、九江英租界事起，帝国主义列强十分震动，纷纷调兵来华。虽然它们未干涉武汉政府收回这两个租界，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的行动，唯恐它们在中国殖民统治和投资中心的上海有任何闪失。在国民革命军逐渐逼近上海、上海工人正以罢工和起义来响应北伐军时，会集舰队及陆军于上海一带的列强，不得不重新确定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已经丢失了汉口、九江两个租界的英帝国主义，自然不甘心再失去自己的投资和利益占第一位的上海公共租界。英国海军大臣狂热地鼓吹：“我们必须保卫我们在上海的利益，要这样做，就只有派遣海陆军……派遣军队越多越好。”[71]一度表示过“同情”中国革命的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公然地声称：“中国时局日渐严重。英政府已派遣步兵炮兵飞机，决意使上海不再成为第二汉口。上海的防御，现在不限于租界，即一定要扩大到全上海。”[72]美、日帝国主义也感到极度的不安。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建议：为保卫美国在华特权和阻止上海为“乱民”占领起见，必须在当地“最大数量”地增加美国的兵力。[73]日本外务相币原重喜在一项对华政策演说中一再强调，日本在华的侵略权利“不得稍受限制和变更”，否则，当采取适当手段以对付。[74]一些在中国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日本大资本家，如日华实业协会和大阪纺织联合协议会负责人甚至说：“吾人决信，对今日中国之无理行动，万一各国不能一致行动，我国也只好不得不单独出兵。”[75]以上情况表明，随着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利益造成严重威胁，从而使它们的对华政策逐渐接近，都有了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企图。
二月四日，美国公使马慕瑞向北洋政府、美国驻汉口和南京的领事分别向陈友仁和孙传芳提出了“淞沪中立”的建议，要求把淞沪划于“战争区域之外”以“减少寄居上海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之危害”[76]。这时，北伐军已进入浙江，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正在酝酿，美国估计孙传芳已不能尽守门之责，保住它们在中国的这块乐园。如果实行“淞沪中立”，北伐军将被阻于上海之外，上海工人的任何革命行动将受到镇压，它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这块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绝对不服从任何中国的政府”[77]。因此，帝国主义列强都赞成这个建议。但是，中国各方却不表苟同。北洋政府认为上海尚在他们控制之下，公开同意交给帝国主义管理，会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对，内阁会议“决定不予答复”。陈友仁则坚决地表示：“划上海为中立区，无异割裂中国，共管上海，个人不敢赞同。”[78]这样，这个建议遂不了了之。美帝国主义单独提出这个主意，不仅反映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敌视，也反映了它想借此在上海开辟一个自己梦寐以求的侵略基地。
北伐军节节胜利，帝国主义列强以保卫上海租界为名，继续调兵到上海，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喧嚣日趋激烈。到三月中旬，帝国主义各国停驻在上海的军舰多达六十艘。其中，英国十一艘、美国和日本各十六艘、法国四艘、意大利两艘、荷兰和葡萄牙各一艘。到达上海的英国水兵在大街上横冲直闯，甚至狂妄地叫喊：“上海，我们在此！”公然向中国人民和北伐军示威。然而，上海工人不顾它们的威胁和阻挠，毅然发动了第三次起义，终于占领了上海。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再也压抑不住它们公开干涉中国革命的决心。
三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工人占领上海之后，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又击败直鲁联军，攻入南京。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和下关炮击，制造了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直鲁联军从二十三日下午起陆续败退，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北伐军开始入城。由于北伐军的主要领导人还在后面督战，进城的又系六军、二军等不同系统的军队，城内秩序一时无法统一维持。加以大部分敌军虽已退出，残兵、溃兵却远未肃清，这更增加了城内不安定的因素。一些溃兵和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有的甚至以北伐军名义去袭击英、美、日等国领事馆。停泊在下关的英舰翡翠号、美国驱逐舰诺亚号和普莱斯顿号，不顾国际公法，于下午二时半起悍然向南京和下关发炮轰击，仅翡翠号即发炮七十六响。打死北伐军军官一名、士兵二十名、和平居民十五人，打伤百人以上，毁坏建筑无数。一个小时以后，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登舰劝阻，谓对革命军有误会，应向其将领交涉，不应使和平居民遭此荼毒，英美军舰才停止发炮。
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喉舌贼喊捉贼，造谣说什么“某国领事被杀，某军官遇难”，“某国领事夫人被奸，外国侨民死伤无数”，甚至宣传“南京之变不异于义和团复起”，“幸亏英美军舰开炮保护”。它们极力要证明这是中国人民一场有组织的空前的排外运动，以作为列强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借口。北伐军入城时，确实有溃兵与流氓的抢劫行为的发生，但不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暴徒在抢劫过程中，对中外人士都有伤害，但所谓奸淫、放火一类之事，确未发生。美国报纸也承认：“在南京受害的只有一个美国人，并且还不是因为受中国枪弹的射击，而只是在爬墙时为流弹所中伤。”[79]当天下午五时半，北伐军江右军总指挥兼第六军军长程潜疾速入城，立即派人捕捉暴徒，就地处决；同时派军队护送集合在金陵大学的百余名外侨至江岸登舰，这说明北伐军是坚决反对暴徒对外国人的抢劫、骚扰行为的。
在造谣诬蔑、制造舆论的同时，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武汉政府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外交恫吓。正像斯大林分析的那样：“南京事件说明在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发生了转折，就是从武装的和平转变为反对中国人民的武装的战争。”[80]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各国公开干涉中国革命、绞杀武汉政府的信号。
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发出了战争的叫嚣，摆出了一副决心与武汉政府开战的架势。英国在中国的宣传喉舌《字林西报》鼓吹：“列国如不采强硬手段，则自长江流域退出之数千外侨，殆难复归。一切罪恶之根源皆在汉口，故欲匡正之，惟有压迫汉口之一法。……即声明在能实行该协定之政府出现以前，暂行中止实行（汉案协定），而一面占领武汉。如他国不肯支持英国的主张，英国执单独之行动，亦无所其踌躇也。”[81]英国国会三月二十八日的会议上，保守党公开对英、美军舰炮击南京的行为感到“极为愉快”。英国外相张伯伦极力渲染中国已处于无政府状态，英国在华侨民的安全已无保障，必须要英国出兵去保护。英国驻上海的军队本来已增加到近二万人，却又命在香港的柏达儿联队急赴上海。美国也急派四千名水兵开赴上海，使其在华海军司令威廉斯指挥的军队增到六千人。驻华公使马慕瑞甚至建议美国国务院下令威廉斯轰毁南京附近的江阴炮台，“封锁上海以南的中国一切港口”[82]。日本海军司令加藤于三月二十六日急派第三舰队开往青岛，四月十六、十七两日又派遣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各驱逐舰及特务舰队开往上海及其附近一带。在上海的日本商业会议所认为仅派海军还不够，又“向政府和政党以及各界提出强烈建议，要求派出陆军与英美两国合作”[83]。法国也在最短时期内，派一千二百名士兵来华。截至五月底，以上海为中心，列强在华陆军兵力已达二万五千二百四十三人，各种军舰达八十艘，是八国联军以来，帝国主义军队在华最大的一次集结。
三月二十九日，英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撤出在宜昌、长沙、武汉、重庆等地的侨民。英、美帝国主义还关闭了在武汉、长沙的工厂、企业，停驶了航行于沪汉线上的怡和和太古公司的轮船，断绝了与武汉政府的经济往来，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
帝国主义各国又对武汉政府进行了外交恫吓。三月二十五日，英美总领事到武汉政府外交部，向陈友仁陈述了南京事件中外侨所受损失情况。英国领事就此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抗议。武汉政府没有屈服于它们的压力，态度十分坚定。政府会议决定要程潜查明事件真相，特别要详查英、美军舰开炮情形，以便向英、美帝国主义抗议。[84]在收到关于南京事件的初步报告后，陈友仁于三月三十一日召见英、美驻汉总领事，向他们宣读了武汉政府对南京事件的宣言。宣言指出“南京之骚扰事件，实为反动派及反革命派之所为。……程军长于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半进城后，参加劫掠外侨之暴徒多人，即由程军长下令处决。据报告，此次骚扰中，外人受伤者六人，死亡者约有四人至六人；而与华人方面被害人数相较，则约略可得一比例，即外人遭死伤者一人，适当于华人死伤于英美炮舰百人以上。国民政府一方深知痛恶于南京之骚扰行为，致英国及其他领事馆之被袭击，并表示甚深之歉意于外侨生命之伤亡，及英国领事与其外他人之被伤；一方对于英美兵舰炮击户口繁多之南京之举，特提出严重之抗议”[85]。英美帝国主义不顾宣言指出来的事实，蓄意要激起事端。在英国的策动下，英、美、法、日、意五国领事于四月十日求见陈友仁，威胁要向武汉政府发出通牒。陈友仁断然表示：如是联合通牒，便拒绝接见。次日，陈逐个地接见五国领事，分别收下了他们的通牒。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又心怀叵测地通过它们驻上海的领事向蒋介石也发出了同样的通牒。它们在通牒里提出了赔偿损失、惩罚长官和有关人员、书面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发生损害外人生命财产事件等无理要求。通牒是以五国名义提出的，武汉政府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反华的联合战线，决定在可能范围内同各国单独交涉。四月十四日，陈友仁就以上通牒，分别驳复五国政府：关于赔偿问题，武汉政府准备赔偿各领事馆所受损失，至于外侨个人的损失，“准备在合理及必要之范围内”赔偿，“但经切实证明某种损失为三月二十四日英美炮击南京或为北方逆军及挑拨者流所致成者，概不在赔偿之列”；关于惩罚有关人员问题，须等武汉政府或武汉政府与列国政府组织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清楚后再讨论；关于道歉与担保问题，武汉政府认为，“道歉之要求，非至南京骚扰确实证明乃由于国民革命军之过失时，实无提出之理由”。同时，武汉政府“为负责之主治机关，自不能容许无论何人使用任何方式之暴动及风潮，以侵害外人之生命财产：且国民政府一再宣言：外侨生命财产之保护，为其固定之政策。”当然也没必要再出书面的担保。陈友仁还严正指出：“屠杀友邦人民，为国际公法及文明各国通例所严禁。而对友邦人民在己国领土内者施屠杀之行为，其情形尤为重大。而轰击友邦城市之行为，亦悬为厉禁。”因此，武汉政府提议上述之国际调查委员会亦应调查英、美海军三月二十四日炮轰南京以及英、法军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沙面的屠杀、一九二六年英国海军炮击万县等罪行。[86]武汉政府对五国通牒的答复，坚持了国家的主权，维护了民族的尊严，体现了一种革命外交精神。
帝国主义各国一方面加紧对武汉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此，南京事件又加速了帝国主义列强与蒋介石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的进程。
南京事件发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极力引诱蒋介石叛变革命、叛离武汉政府、镇压共产党。它们的宣传机器《北京政闻报》毫不掩饰地说：“如果蒋介石将军不愿坚持损害他们首创的运动的名声，他就应该把自己和那些命定倒霉的过激分子分别开来。”[87]日本外务相在接见美国大使时，也煽动地说：“蒋介石强烈反对这些加在外国人身上的暴行，并将竭尽最大努力把他们压服下去，把秩序维持起来。”[88]蒋介石果然心领神会，在从安庆路过芜湖时，特派林石民到南京与各国领事联系。林石民一面就南京事件向日本领事森冈道歉，一面又表示蒋介石“对英美两国并无敌意”，将“指日亲赴南京，负完全责任，解决此事”，一定会“予外侨以满意之解决”[89]。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了上海，随即与公共租界政事处长吉文斯密谈。三月二十九日，又与美海军司令威廉斯在美国旗舰匹兹堡号上会见。四月一日派人拜访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对南京事件表示歉意。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把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淹没在血泊中。二十八日，又以参与南京事变为名，将北伐军第六军第十九师解除武装，并通缉六军中以林祖涵为首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帝国主义列强对蒋介石“快刀斩乱麻”的行为，十分赞赏。张伯伦兴奋地告诉英国国会：南京事件中“共产派之煽惑者”，已为蒋介石所惩戒，“其所采之严厉与敏捷的手段，为外邦所不能行者”。又称：“二月间，人人尚谓民党与其军队，能直扫北庭。惟因南京事件之发生，已实行阻碍此种胜利之事业。”[90]因此，他们马上认定“真正的国民政府是蒋介石政府”，并很快承认了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二、汉口“四三”事件
南京事件后，武汉和两湖地区掀起了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炮轰南京的英、美帝国主义，也波及到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
这时，日本国内的一些政客，如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政友会等，极力抨击日本政府在南京事件中的态度，主张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日本的东方通讯社不断发出一些关于汉口情况的挑衅性报道，说什么“当地便衣队、纠察队暴行日剧。日本人被害者亦有相当之数。租界外者悉退入租界内”。“汉口形势刻刻危险，何时发生第二、第三之南京事件，抑不可知。日舰安宅急赴该地保护日侨”。[91]日本驻汉口领事甚至郑重向陈友仁提出：“如有人想以武力夺取日本租界时，应采何种方法？最好一旦有事，请国民政府派兵到租界去。”[92]
其实，武汉政府在领导反帝斗争的时候，一直注意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希望日本与英国一道结成反华的联合战线。南京事件中，日本没有和英、美一起开炮，给武汉政府的印象很深。四月一日，宋子文自上海电告武汉：“英日联合，上海的危险很大。”陈友仁认为事态严重，但强调：“只要不发生扰乱日租界的事，或不至于此。”鲍罗廷主张尽一切办法“使英日分裂”，“使帝国主义分化”。认为：“如果我们剀切表示不愿危害日本人民，可使他们不再妨害我们的行动。”根据这个精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当场决定，由陈友仁、顾孟余、陈公博三人负责起草一份告日本民众书。四月二日，陈友仁特意会见日本驻汉领事，“声明自南京事件之后，中日两国颇有谅解之可能，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也不用恐惧”[93]。然而，就在第二天，汉口日租界发生了日本水兵屠杀中国人民的“四三”事件，使得武汉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事件的经过是：四月三日下午四时，两个日本水兵乘人力车到日租界南小路日本酒店门首下车。因付车资太少，与车夫发生争执。水兵横蛮无理，用脚猛踢车夫，使车夫受伤倒地。路过群众不平，上前援助车夫。日本水兵竟抽出刀来，将一名中国工人的腰部戳穿，当时死去。双方正在扭打之际，酒店里的日本人一齐冲出助阵。群众闻讯纷纷奔来，越聚越多。义愤难遏的群众徒手冒死擒获参与行凶的六个日本水兵与四个嫌疑分子，并立刻送往省总工会。日本领事急召大批水兵登岸，扳动机枪、步枪，追杀群众，一直杀到租界以外，打死中国群众九人、重伤八人、轻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后，湖北省总工会连续发布两个布告、两次通电，认为这是上海工人占领上海，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帝国主义的又一次挑衅，目的在于造成炮轰武汉、推翻武汉政府的局面。同时告诫大家：“武汉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必须巩固这个根据地。”为了不致给帝国主义以扩大侵略的口实，应该“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至于报仇雪耻，“必须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动”。[94]四月四日，武汉各群众团体举行紧急会议，全国和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报告了惨案的情况，一致决议：一、要求立即撤退水兵；二、收回日本租界；三、凶手交中国法庭惩办；四、赔偿死伤损失，日本政府正式向武汉政府谢罪；五、日本担保以后不得有此惨杀中国人民的事件发生。同时决定由各团体联合组成“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95]。五日，全国总工会召集各工会联合会，在刘少奇报告了各团体紧急会议经过后决定：一、工人阶级应及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同胞的惨杀，拥护各团体紧急会议所提的各项要求及我们所提的“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收买的反动派的圈套，拥护武汉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武汉政府办理此案的一切交涉，一致作政府外交的后盾。[96]六日，武汉各界人民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和武昌阅马场举行了追悼“四三”惨案死难者大会，到会群众达数十万人。
与此同时，日本朝野一片反华的叫嚣。日本政府一面下令关闭在汉口的工厂、商店、银行、企业，加入了英美对武汉的经济封锁，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诉诸武力。东方通讯社四日报道：“日下停泊在汉口之日舰，计有安宅、嵯峨、浦风、比良四只，昨日自大冶急派之天津风本日午前可抵汉。又天龙本日午前六时自上海、矶风自镇江、时津风自南京，一律急赴汉口。此外，伏见、鸟羽、滨风，预定护送大吉丸、岳阳丸、大贞丸赴汉口。又青岛之第十六驱逐舰队之十一号、十二号、十八号被命急赴汉口。”汤川、安宅舰舰长电告日本外遣舰队司令官时宣称：“日陆战队始终死守日界，不使华兵入租界一步，誓保日本帝国之威信。”[97]到四月十四日，汉口日舰已达十一艘，连同英国四艘、美国六艘、法国四艘、意大利两艘，共有外国军舰二十七艘，在汉口沿岸摆成了长达一哩半的包围线。入夜，军舰上的探照灯向汉口一带扫射，震人心魄，确有剑拔弩张之势！
武汉政府这时处在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惨案发生的当天，立即派军警维持秩序，保护日本侨民及商店。外交部一面致函省总工会，将十名日人解送卫戍司令部看管，一面派外交部秘书吴之椿与黄昌谷到日本领事馆交涉，抗议日本水兵登陆，要求立即撤退水兵，并声明武汉政府保护日人安全，倘日本水兵仍登陆示威，激起民众愤慨，发生事端，后果由日本方面负责。[98]四日，武汉政府组织了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教育部长顾孟余为首的“对日外交委员会”，负责主持对日本的交涉事宜。武汉政府总的倾向还是想继续拉住日本，不使日本与英美一致对华。陈友仁匆忙约见日本驻汉领事，表明虽有“四三”事件的发生，他四月二日与日本领事谈的关于中日谅解的态度，依然不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四月五日召集的会议上，鲍罗廷还坚持认为“从柏林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日本、从日本到此地，这一条路有结合之可能，可以和英美对抗”。徐谦也说：“日本同苏联已经通了商，并且听说还将有更密切的关系。苏联同中国是好朋友，日本同苏联是好朋友，这是一个连锁，或许是促成中日谅解的关键。”[99]
四月八日晚，当陈友仁得知英、美、法、日、意等国正酝酿就南京事件向中国发出联合通牒时，立即照会日本驻汉领事高野，请他转达日本政府。照会中保证：“倘日本果肯不加入英美政府对华之最后通牒，则国民政府愿不干涉汉口日租界，并不要求收回，且当立即阻止中国境内一切排日之煽动。”[100]在日本竟然与英、美、法、意诸国联合向中国发出通牒后，武汉政府仍首先答复日本。其中不仅没有指责日本之词，反而特别表示愿“以友谊的及迅速的方法解决三月二十四日南京骚扰中日本侨民所感受之痛苦与损失”，希望日本不要与英美一道联合对华，阻碍武汉政府统一全国的计划。[101]为了不让日本感到“刺激”，武汉政府甚至让各团体组成的“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改为“湖北各界外交后援会”，其任务也由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与进一步的侵略改为主要是救济因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造成的失业问题和解决燃料困难等。
三、武汉政府的“战略退却”
到四月中旬，随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对武汉政府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外交恫吓，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急剧恶化。为应付这种险恶形势，四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成立“战时经济委员会”，颁布现金集中条例，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的轨道，藉以缓和所辖区域内的财政经济危机。四月二十日，又决定在外交上“战略退却”，采取一种新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企图取得帝国主义的谅解，缓和帝国主义对武汉政府的封锁、威胁与颠覆活动。
关于“战略退却”政策产生的依据及其主要内容，汪精卫和鲍罗廷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作了说明：第一，这是形势发展的结果。汪精卫说，与蒋介石在上海、南京“清党”的同时，帝国主义也“在南京、上海很得手，于是就将兵舰集中武汉，实行向国民政府威吓”。而武汉政府这时最重要的工作，“一是积极北伐，二是肃清东南的反革命派”，因而有必要对帝国主义“暂时退却”。鲍罗廷也说：“我们现在已为反动分子所卖，一时没有力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能不向后退却，使他们没有一点借口。”第二，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一致的决定。汪精卫说，他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召集的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在有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以及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参加的情况下，“几次商量的结果”，都认为在外交上应“采暂对退却的策略”。第三，退却的主要内容，汪精卫说是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恢复他们的商业，并由中央派员至湖南江西宣传外交方针，使他们帝国主义者无所借口”。鲍罗廷也认为“是要使外侨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各地有不受限制的去经商的权利”。这个办法，“一方面是要减少我们失业工人的数目，苏解失业工人的痛苦；一方面要使帝国主义者无所借口，他们的人民不至于赞成他们的政府对于我们的武装干涉。”第四，鲍罗廷还强调，“现在所谓退却，同根本理论并不发生妨害，或者更可以促成革命的进步”[102]。
为了贯彻“战略退却”的精神，林祖涵、陈其瑗分别被派到湖南、江西。武汉政府并下令有关当局：“嗣后凡关于外交问题（关于外人商业或财产事情），绝对不得由省党部或省政府决定办理，应报告中央听候解决。中央认为统一外交为国民革命最重要之策略，不得由省党部或省政府自由变更成破坏之。”[103]林祖涵四月二十七日到长沙，当即召集省党部执委与监委全体开联席会议，解释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暂时退却”策略，大家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并将对民众及各党部为扩大的宣传”。以后两天，又接连召集省党部及各团体的联席会议以及长沙市民大会，“都一致拥护中央的政策”。湖南省党部常委兼农民部长熊亨瀚并向武汉国民党中央保证：“外商复业也不成问题。这不仅长沙如此，省党部可以担保湖南全省都是一致拥护中央的政策，服从中央的命令。”陈其瑗到南昌后，也召集了省市党部和省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完全接受实行”武汉中央的“战略退却”政策。[104]吴玉章在湖北第一次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上，特意解释了这种外交策略。他说，涉外的问题，是国民政府整个的计划问题，一个地方单独进行，“反足以引起不良影响”。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应使“外人有所借口，而促成各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我们要利用他们不能联合，因此对于某一国或某一派有缓和之必要，在此严重外交当中，倘若我们的策略不得法，很容易使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向我们进攻”[105]。董用威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向武汉中央保证：“省市党部始终遵守中央的外交政策，领导民众。”[106]
在这个精神指导下，武汉政府首先着手保护与恢复外国人在武汉的工商业与交通运输业。四月二十三日，陈友仁特意接见美国驻汉领事及在汉美商代表，绝对否认外人所传摧残外商在华营业为武汉政府的政策。他说，政府现在正从事解决长江流域的特殊经济问题，决定恢复商务，使外人安心营业之各计划，并声明工人已自觉施行革命纪律，以支持政府策略的实施，希望美侨消除怀疑，照常经营自己的企业与商行。陈友仁还专门和一直关闭的英美烟草公司及亚细亚、美孚石油公司商讨复业的问题；和长期停航的英国怡和、太古公司商讨复航的问题。在政府的干预下，汉口外国银行里中国职工复工的问题亦告解决，罢工期间的工资，一半由银行方面负担，一半由武汉政府津贴。武汉政府还拟组织进出口贸易公司，将股份总额的五分之一任外商投资，想以此沟通武汉与外地的经济联系，并取得外商的谅解和支持。为了制止工人再与外国厂商冲突，消除外商复业的疑虑，武汉政府决定在陈友仁指挥下，组织一支二百人的特别警察，以使工人执行革命纪律。又组织特别纠察队，负责纠正工人纠察队对外商的“越轨行为”。
与此同时，陈友仁与日本驻汉领事于四月二十五日达成了非正式解决“四三”惨案的六条办法：一、日本撤兵，并撤各种防御武器；二、日商复业，发给华人工资；三、武汉政府撤退驻防华界军警及工人纠察队；四、工人绝对服从政府命令，决不仇视日人；五、武汉政府负责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六、“四三”案保留，俟至适当时期，再开谈判。[107]这种并未解决问题的解决办法，与群众收回日租界的要求大相径庭，也与武汉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时的气派不能同日而语，明显受“战略退却”精神的影响。
其他一些涉及中外经济关系的事件，武汉政府也都做了让步。如在二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农民与日商三宜洋行冲突，该行被毁”一案，以往日人多次交涉，迄未处理。这次却被视为大事而提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而且很快以“酌量赔偿五千元”了结。亚细亚石油公司长江埠经理处货物为该地党部“没收拍卖”一事，外交部认为与武汉政府的“外交政策相抵触”，呈报到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决定予以制止。引起轩然大波的湖南省党部接管美孚、亚细亚石油公司，收回海关、基督教青年会和外人所办学校的纠纷，也陆续在解决。
“战略退却”政策在缓和帝国主义对武汉的经济封锁方面，起到一些作用。中日达成“四三”案暂时解决办法的当天，日本驻汉领事便告诉陈友仁：“日本人后天有工的可以复工，有业的可以复业，日本的船，后天也可以开了。”四月二十七日，陈友仁向武汉政府报告：“关于日租界的情形，现在好得多。日本水兵业已撤退了一部分，没有撤退的，枪上的刺刀也取下来了。商店已开门，交通也恢复了。关于汇兑问题，外交部已召集中外银行的代表组织一国际委员会，星期五就要开会讨论一切。”[108]当时的报刊报道，日本在汉口的大公司、商店，一齐将事务所、仓库开门，开始整理事务。日清公司的汽船武陵丸，横靠码头趸船，在船内置事务所，着手整理仓库积载货物。其他国家的工厂、银行、商店也不断开工开业。
“战略退却”政策在缓和南京事件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干涉中国革命的形势方面，也有一定作用。“四三”案暂时解决后，在汉日侨认为“武汉民众，对于日侨并无不利行为，国民政府亦一再声明保护，日商复业已久，实无需兵舰保护”，并且准备“去电日本政府，要求所有在汉兵舰撤退回国，以免伤中国人民之感情”[109]。当陈友仁答复了五国的通牒后，五国驻北京公使连日在日本使馆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在有人谈到对中国再发出第二个通牒时，“大致英、法、意趋于强硬对待。主张牒文中须明白限期南方，履行要求，否则即以武力解决，类似哀的美敦书。”但美国不愿附和英国，“欲保留单独行动”。日本“对武力干涉一层，亦表反对”。因为美国不赞成与英国一致行动，旋有人主张送四国通牒。但因日本也反对，又有人建议于日、美之外，由英、法、意三国发出三国通牒，结果也未实现。[110]这样，英帝国主义极力倡导的，也是武汉政府最为担心的帝国主义联合的武力干涉，终于未能实现。
但是，“战略退却”政策的作用却不能夸大。因为尽管武汉政府在外交上采取退却立场，对帝国主义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但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看来，它毕竟还是一个有共产党势力“渗入”的“赤色政权”，怎么也不能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相比拟。美日两国之所以不赞成与英国一道采取武装干涉的立场，倒不是因为它们对武汉政府有什么好感，而是别有所图。这一点，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说得很坦率。他说：“国民党组织中的过激分子和显然以蒋介石为首的温和分子已经分裂，我觉得若于此时提出过分要求，势必驱蒋介石及温和分子投入过激分子怀抱，这对在中国各地之外国人不仅没有好处，而且有极大的害处。”[111]他们认定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一定会镇压共产党、并摒弃武汉政府的反帝国主义政策。与其自己出兵，使蒋介石为难，不如利用蒋介石、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事业，从而维持它们在华的侵略利益。因此，它们极力主张用分裂革命阵营的办法，代替武力干涉革命的办法。
武汉政府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退却和让步，帝国主义者也没放在眼里。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和驻汉领事从汉到沪后对记者们宣称：“予等在汉曾晤鲍罗廷、徐谦、陈友仁及汪兆铭。伊等皆异口同声，唱亲日之论，且表示深悔昔日之过激手段，决定严重处理赤化。盖武汉政府之实状，业已八方涸塞，财政穷亡，故为振起现状起见，亟欲联络外侨，而谋召昔时退去侨民，悉行回汉营业，但侨民等知其为一时政策，故是否回汉，必须经慎重考虑。”[112]当武汉政府确定自五月十日起以修筑堤防名义、在征收关税时再增收一部分附加税时，领事团为此提出抗议。武汉政府认为这是国内税收，与外国无关，没有答复。各国商会委员会遂“决行经济封锁，以报复之”。当时报纸报道：“外人商店银行及转运公司为抵抗武汉政府起见，顷已着手计划大罢业。……贸易已陷入不可能之境。”[113]
这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虽然没有联合发动对武汉政府的武力干涉，也没有再向武汉政府发出联合通牒，但却从此中断了与武汉政府的联系，从外交上把武汉政府彻底孤立起来。这正像美国人波赖所说的那样：“同汉口的激烈分子，停止以后的交涉，而对于国民党的新分裂运动，予以无形的推动。”[114]
五月九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议会中宣布：“当南京事件之发生、与各国通牒递送中国时，长江流域之中国南部，系统辖于武汉国民政府之下，故其时尚有一政府，能负一切责任与赔偿者。惟当陈氏之复牒送到后，四日之内，南方政府即已不能存在，故陈友仁与陈氏之复牒，不过只能代表其个人与其个人之意见而已，故以后再不能代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之意见。”他狂妄地对议会说：“武汉政府，现已无统治南京之权”，现时存在者只有一虚名而已，新的国民政府应是南京的国民政府。[115]就在这个讲话以后，五月十六日，英国驻华公使兰普孙离开北京，准备与南京政权的“外交部长”伍朝枢会谈。十七日，英国驻汉口领事牛敦离开汉口，宣布与武汉政府断绝一切关系。牛敦在致陈友仁的通牒中攻击说：“阁下所代表发言之政府，已不能实践其宣言，按照能负责任之近代政府之标准，以统治其区域。”因此，“鄙人以英国公使代表资格驻汉，实属毫无利益，且亦甚不适当，因鄙人驻在地之政府，完全缺乏实践文明国家责任之能力矣”[116]。
美国和日本也紧随英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在蒋介石政权与北京政权问题上，三国的态度又有不同：英国抱骑墙与观望态度，一面与蒋介石集团联系，一面继续援助北洋政府；美帝国主义则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为了表示支持蒋介石政权，美国国会两院议员频频访问南京。六月二十六日，参议员惠勒出席了南京政权驻上海“交涉员”郭泰祺举行的招待会，并在会上作了“亲善”的表示。华盛顿甚至有人建议把美国驻华使馆从北京移到南京[117]；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为建立一个“蒋张妥协，共同反共”的格局而努力。在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并在美国的默许下继续“北伐”、与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作战时，公然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出兵山东。接着制造了“济南惨案”。
总之，武汉政府的“战略退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帝国主义列强最终还是否定了它的存在，把它彻底孤立了。这就加剧了武汉政府内部的各种危机，加速了汪精卫等人的动摇和由动摇而走上“分共”与叛变革命的进程。
【注释】
[1]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3年版，第320～326页。
[2]《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页。
[3]《工人之路特号》第74期，1925年9月6日。
[4]《向导》第171期，第1740页。
[5]上海《申报》1926年9月11日。
[6]《向导》第175期，第1804页。
[7]上海《申报》1926年9月11日。
[8]《汉声周报》1926年第6期。
[9]《现代评论》第4卷，第98期。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1页。
[1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74页。
[12]上海《申报》1926年8月23日；北京《晨报》1926年9月2日。
[13]北京《晨报》1926年9月9日。
[14]《向导》第175期，第1802页。
[15]《汉声周报》1926年第6期。
[16]《现代评论》第4卷，第98期。
[17]《向导》第175期，第1802页。
[18]《向导》第175期，第1802页。
[19]《东方杂志》第23卷，第20号。
[20]〔美〕波赖：《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曹明道译，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231～232页。
[21]《向导》第175期，第1805页。
[22]北京《晨报》1926年10月15日。
[23]《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1927年3月10日。
[24]《国闻周报》第3卷，第39期。
[25]《向导》第180期，第1882页。
[26]《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1927年3月10日。
[27]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8日。
[28]《国闻周报》第4卷，第1期。
[29]《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1927年3月10日。
[30]《国闻周报》第3卷，第39期。
[31]〔英〕怀得：《中国外交关系略史》，王莪孙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90～99页。
[32]《国闻周报》第4卷，第4期。
[3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34]《向导》第182期，第1912页。
[35]《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1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3日。
[36]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英帝国主义最近对华政策报告》，1926年12月29日。
[37]汉口的德租界于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收回，汉口俄租界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5年3月收回，北伐军进汉后，分别改为汉口第一、第二特别区。
[38]北京《晨报》1926年11月27日。
[39]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37～38页。
[40]《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4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22日。(www.xing528.com)
[41]《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9次会议记录》1927年1月3日；新市场即今汉口民众乐园。
[42]上海《时事新报》1927年1月9日。
[43]上海《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44]联席会议一月七日决定：改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部长任租界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委员。
[45]上海《申报》1927年1月13日。
[46]〔英〕蓝孙姆：《国民革命外记》，石农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16、17、19页。
[47]《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7年1月。
[48]《国闻周报》第4卷，第3期；上海《申报》1927年1月9日。
[4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7日。
[50]〔英〕蓝孙姆：《国民革命外记》，石农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37、40页。
[51]《向导》第186期，第1980页。
[5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8日。
[5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54]上海《申报》1927年1月22日。
[55]上海《申报》1927年1月9日。
[56]《国闻周报》第4卷，第3期。
[57]《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1927年3月10日。
[58]《现代评论》第5卷，第112期。
[59]《国民政府行政文件集》第二辑外交，1929年1月版。
[60]《国闻周报》第4卷，第5期。
[61]洪钧培编：《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96、97页。
[62]《国民政府行政文件集》第二辑外交。
[63]《国民政府行政文件集》第二辑外交。
[64]《现代评论》第5卷，第121期。
[65]《国闻周报》第4卷，第4期。
[66]洪钧培编：《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92页。
[67]〔美〕波赖：《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曹明道译，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256页。
[68]上海《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69]《蒋介石言论集》，上海中央图书局1927年版，第49～50页。
[70]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384页。
[71]英国《泰晤士报》1927年2月4日。
[72]北京《导报》1927年3月3日。
[73]《美国外交文件》第2卷，第89页。
[74]〔英〕怀得：《中国外交关系略史》，王莪孙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49～151页。
[75]〔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7页。
[76]《国闻周报》第4卷，第5期。
[77]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78]上海《申报》1927年2月13日。
[79]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
[80]《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6页。
[81]《字林西报》1927年3月28日。
[8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年，第166～167页。
[83]〔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7页。
[8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5次会议议事录》1927年3月25日。
[85]《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
[86]《国民政府行政文件集》第二辑外交。
[87]《北京政闻报》1927年3月27日。
[8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年，第164页。
[89]《蒋总统秘录》，引自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90]《国闻周报》第4卷第8期。
[91]北京《晨报》1927年4月1日。
[9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8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日。
[9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9日。
[9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95]《一周时事述评》第17期。
[9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97]北京《晨报》1927年4月6日、7日。
[98]《一周时事述评》第17期。
[9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9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5日。
[100]北京《晨报》1927年4月11日。
[101]《国民政府行政文件集》第二辑外交。
[10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4、15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0日、25日。
[103]《战时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4月。
[10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7、20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日、12日。
[10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106]《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过去九个月之工作报告》1927年6月。
[107]洪钧培编：《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106～107页。
[10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5、16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27日。
[10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0日。
[110]《国闻周报》第4卷，第16、17期。
[11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年，第105页。
[112]北京《晨报》1927年5月31日。
[113]北京《晨报》1927年6月3日、7日。
[114]〔美〕波赖：《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曹明道译，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241页。
[115]《国闻周报》第4卷，第18期。
[11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117]《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7月2日、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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